盧梭注重的只是“道德良心”和“天然情感”，他在活著的時候僅僅只想做一個真實的人，這一點在他所處的那個普遍虛偽的社會中是極其難能可貴的。正因為如此，他遭到了來自各方面的非難。盧梭從來也沒有想到自己死後將會成為一個偉人(他只是想做一個“好人”)，更沒有料到他的思想會引起他身後的那個時代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讓-雅克·盧梭，1712年—1778年，法國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哲學家
讓-雅克·盧梭是人類思想史上最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在坎坷人生中所表現出來的不可抗拒的心靈力量和激越澎湃的思想熱情，不僅成為19世紀西歐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要源泉，而且也成為現代社會中所有敏感心靈的永恆的精神家園。他的影響深深地滲透到他以後一切時代的精神生活中，尤其是在充滿了憤世嫉俗和躁動不安的焦慮情結的現代人眼裡，盧梭已經成為一種以真摯的情感和內在的良知來超越平庸的世俗生活及種種醜惡的社會現象的楷模和象徵。
18世紀是伏爾泰和盧梭的世紀，而且整個19世紀也是在這兩個人的精神感召下度過的。維克多·雨果在《悲慘世界》中把法國大革命和19世紀一切社會動盪的責任都歸於伏爾泰和盧梭，他借用流浪兒加弗洛什的嘴說道：“這是伏爾泰的罪過!這是盧梭的罪過!”可以說，從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獄一直到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建立，這一段歷史無疑是在伏爾泰和盧梭的思想影響下發展的。
弗朗索瓦-馬利·阿魯埃，筆名：伏爾泰（1694年—1778年），啟蒙運動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
著名的丹麥文學史家勃蘭兌斯在其鉅著《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中，對伏爾泰和盧梭對於法國大革命的不同影響作了精闢的概括。他寫道：“畢竟是伏爾泰在整個革命時期構成了破壞性的原則，正像盧梭是使人們聚集在一起、團結在一起的精神力量一樣。因為伏爾泰為個人的思想自由辯護，從而破壞了權威原則，而盧梭則以普遍博愛、互相依靠的感情代替了它。這兩位偉大人物設想的東西，革命使之實現了；它是他們意志的執行者，個人自由的思想變成了破壞性的行動，互相依靠的感情變成了起團結作用的東西。伏爾泰喚起了革命者的憤怒，盧梭則喚起了他們的熱情。”[1]
然而，盧梭卻不僅僅屬於18世紀和19世紀，他也同樣屬於20世紀和以後的一切時代。伏爾泰主要是一個批判家，他的影響將隨著他所批判的那個時代的終結而逐漸消失；盧梭則不僅是一箇舊時代的批判者，而且更是一個新時代的設計者——他在批判矇昧野蠻的舊宗教的同時樹立了真正的信仰原則，在揭露虛假偽善的舊道德的同時奠定了新道德的基石，在抨擊黑暗腐朽的專制制度的同時昭示了共和國的曙光。最重要的是，盧梭在對被法國百科全書派和整個歐洲知識界奉若神明的理性原則進行懷疑的同時，確立了情感生活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從而開啟了歐洲近代文化史上最蔚為壯觀的浪漫主義思潮之先河。
盧梭畫作，1860，巴黎
伏爾泰活著的時候就是一顆璀璨奪目的明星，百科全書派如同烘雲托月一般圍繞著他，法蘭西知識階層對他趨附奉承，整個歐洲上流社會也對他頂禮膜拜。伏爾泰就像一個嬌縱任性的白馬王子，儘管他尖刻辛辣地嘲諷著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他仍然得到了宮廷貴婦和名公巨卿們的寵愛偏袒，這種嬌寵使他得以更加肆無忌憚地從事批判活動。伏爾泰始終以一種優雅的貴族方式進行批判和生活，在他的文風和舉止中，流露著一種陽春白雪式的高貴格調。這格調既是那樣的崇高典雅，同時也難免帶有一些矯揉造作的痕跡。
與伏爾泰的幸運恰成鮮明的對照，盧梭在有生之年則歷盡艱辛，領略了難言的屈辱、失意和貧窮。特別是他那顆天真質樸的平民之心與他所處的法國上流社會的驕虛浮誇之間的巨大反差，令他倍感痛苦。這種心靈的痛楚迫使盧梭長期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並因此而遭致了普遍的誤解和誹謗。晚年的盧梭不僅面對著社會各階層（尤其是知識階層）的猛烈攻訐，而且也忍受著他自己的敏感心靈的內在撕咬，這種雙重的煎熬幾乎將他逼至瘋狂的邊緣。朋友們的誤解和反目使盧梭陷入了眾叛親離的孤獨之中，種種惡意中傷的流言蜚語更使他在法國人乃至整個西歐知識社會中成為一個洪水猛獸式的怪物。面對著這種逆境，他不得不孤身一人向整個社會挑戰，並且在不斷降臨的迫害的威逼之下飽受顛沛流離之苦。在這種狀態下，他開始變得猜忌和多疑，一種受虐狂的妄想不斷地折磨著他那顆傷痕累累的衰竭之心。乖戾的命運和孤傲的心情使盧梭對人類文明及其道德生活採取了一種貶抑態度，對純潔的大自然和淳樸的初民狀態卻極盡謳歌讚美之能事。他以他的自然情感作為武器來進行寫作和戰鬥，以質樸平實的風格與伏爾泰的華美典雅形成鮮明對照。在憤世嫉俗的孤傲中，盧梭逐漸產生了一種超逸卓越和孤芳自賞的聖徒意識，這種超凡絕俗的聖徒意識在他的自傳《懺悔錄》的開篇處就不加掩飾地流露出來：
《懺悔錄》，盧梭 著
只有我是這樣的人。我深知自己的心，也瞭解別人。我生來便和我所見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於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個生來象我這樣的人。雖然我不比別人好，至少和他們不一樣。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後把模子打碎了……不管末日審判的號角什麼時候吹響，我都敢拿著這本書走到至高無上的審判者面前，果敢地大聲說：“請看!這就是我所做過的，這就是我所想過的，我當時就是那樣的人。不論善和惡，我都同樣坦率地寫了出來。我既沒有隱瞞絲毫壞事，也沒有增添任何好事……萬能的上帝啊!我的內心完全暴露出來了，和你親自看到的完全一樣，請你把那無數的眾生叫到我跟前來!讓他們聽聽我的懺悔，讓他們為我的種種墮落而嘆息!讓他們為我的種種惡行而羞愧。然後，讓他們每一個人在您的寶座前面，同樣真誠地披露自己的心靈，看看有誰敢於對您說：‘我比這個人好!’”[2]
關於盧梭的真誠，後人們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同樣地，關於盧梭的思想和性格，素來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事實上，盧梭其人就是一個痛苦的矛盾體，他把一切最不協調的東西集於一身，這種內在的矛盾和衝突把他推至瀕臨瘋狂的邊緣。在他的一生中，曾經做過許多按照一般的倫理準則來衡量是極不道德的事情，然而他卻堅持認為自己在做這些事情時懷著一顆善良之心。對於盧梭來說，效果是不重要的，道德的標準在於動機，他因此而成為歐洲近代倫理學中唯動機論的創始人。在政治思想方面，盧梭既是法蘭西共和國和近代民主政治的精神先驅，同時又鼓舞了一切用心險惡的政治獨裁者和個人野心家。羅素認為，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既成為法國大革命中大多數領袖的聖經，同時也成為黑格爾為普魯士獨裁製度進行辯護的理論根據。從它裡面，既產生了羅伯斯庇爾的共和，也產生了法西斯德國的暴政。
羅伯斯庇爾 1758年－1794年，法國革命家、政治家
這是一個容涵著巨大的痛苦的靈魂!由於這個靈魂一味關注於內在的良知和真實情感，它對於自身可能導致的分裂的後果竟然絲毫也不在意。盧梭注重的只是“道德良心”和“天然情感”，他在活著的時候僅僅只想做一個真實的人，這一點在他所處的那個普遍虛偽的社會中是極其難能可貴的。正因為如此，他遭到了來自各方面的非難。盧梭從來也沒有想到自己死後將會成為一個偉人(他只是想做一個“好人”)，更沒有料到他的思想會引起他身後的那個時代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他以僅僅只屬於自己的方式經歷了生活並超越了生活。像人類歷史中的一切聖徒一樣，他只對自己的心靈(以及呈現在心靈之中的神聖之光)負責。他的所有弱點、憂鬱、瘋狂和誇張，恰恰表現了他對於自己靈魂的真誠。盧梭無疑就是一個這樣的聖徒，他以他的思想和著作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他的坎坷曲折的人生經歷，造成了他那嶙峋詭譎的文體和驚世駭俗的思想。與他那個時代的所有啟蒙思想家不同，盧梭不僅對18世紀歐洲知識精英們推崇備至的理性主義採取了懷疑的態度，不僅以一種獨闢蹊徑的自然宗教與法國百科全書派的無神論思想相抗衡，而且對於文藝復興以來歐洲人堅信不疑的社會進化思想也持有異議。盧梭的那些獨具一格的觀點在他所生活的文化圈子裡顯得如此不合時宜，以至於被同時代的思想家們視為洪水猛獸。當伏爾泰、狄德羅和整個百科全書派都狂熱地對科學理性、國家主義和社會進化思想頂禮膜拜時，只有盧梭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整個社會的對立面上，眷戀著已經失卻了的自然狀態的伊甸園，批判著由於社會進步而導致的道德淪喪現象。
二
盧梭的思想就是他的人生經歷的縮影和昇華形態，他人格中的那種激動人心的巨大魅力，正是通過他的著作而發揮作用的。這些著作如同一隻只神奇的手臂，攪動著他身後的現實生活，引發了法國大革命和近代社會中各種激進的政治、文化主張，並且造就了一大批驚天地、泣鬼神的時代英雄。海涅曾經形象地比喻：“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不過是盧梭的手而已，一隻從時代的母胎中取出一個軀體的血手，但這個軀體的靈魂卻是盧梭創造的。”[3]不僅是羅伯斯庇爾、馬拉、丹東、拿破崙等政治英雄，而且還包括康德、歌德、席勒、夏多布里安、拜倫、托爾斯泰等文化英雄，也都是從盧梭那裡汲取最初的精神動力和創造靈感的，都是盧梭這同一個“靈魂”藉以殺死專制制度的國王和形式主義的上帝的一隻只“血手”。這個在萊芒湖畔和巴黎郊外漫步遐思的憂鬱的精靈，這個羞怯、沉靜、與世隔絕的孤獨隱遁者，他身上卻蘊涵著如此可怕的思想衝擊波。他那平靜的遐思一旦經過革命的加速器的震盪和放大，立即就成為令整個世界都為之顫慄的恐怖主義的憤怒吶喊。盧梭的不散陰魂正是通過《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愛彌兒》、《新愛洛綺絲》等作品而成為撫慰舊時代傷痛的不朽的安魂曲，並且通過羅伯斯庇爾等一隻只“血手”而轉化為振奮新時代激情的渾雄壯麗的交響樂。
《愛彌兒》插圖
盧梭的思想是沉靜恬美的，同時也是嶙峋詭譎的。它看上去充滿了脈脈的溫情，然而在那表面的潺潺細流下面，卻蘊藏著驚心動魄的聚變能量。伏爾泰等人的社會批判只不過是一些嘻笑怒罵，儘管犀利無情，卻始終帶著一種法國式的淺薄。盧梭的社會批判則具有一種深沉的內在力量，它一旦爆發出來，將會導致一種災難性的破壞效果。這一點已經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它的直接後果就是斷頭臺和恐怖主義。而且這種恐怖主義不僅表現在政治領域，它在廣義的文化領域中也引起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從盧梭思想中不僅產生了羅伯斯庇爾式的猛烈狂暴的激情恐怖主義，而且也產生了康德式的不露聲色的理性恐怖主義。
從盧梭這個蟄伏的軀殼中伸出來的兩隻血淋淋的螯夾就是羅伯斯庇爾和康德。他們兩人一個在政治領域中把令人敬畏的國王押上了斷頭臺，另一個在思想領域中把令人敬畏的上帝送上了絞刑架。
羅伯斯庇爾是盧梭的忠實信徒，他把大革命時期的法國社會當作實踐盧梭思想的舞臺，用血腥的斷頭臺來推行盧梭的社會改革方案。這個來自於阿臘斯的貧窮而聰明的青年律師，他登上權力寶座的唯一依憑就是從盧梭那裡吸取的社會平等思想和恐怖主義激情。盧梭是羅伯斯庇爾的先知，羅伯斯庇爾完全按照盧梭的道德理想來建構雅各賓共和國。對盧梭持貶抑態度的卡萊爾在談到盧梭對法國革命產生的影響時說道：“法國革命在盧梭身上找到了它的福音書的作者。他關於文明生活的不幸，文明前的原始生活的完美性等等的半譫妄性的思索，有助於在法國普遍產生一種譫妄……而他對統治者的做法，顯然是把他們許多人送上斷頭臺。”[4]而從盧梭的烏托邦式的理論到法國大革命的實踐之間的一個重要橋樑，就是羅伯斯庇爾。羅伯斯庇爾和他的雅各賓派同伴們不僅要消除政治上的不平等，而且還要消除經濟上的不平等；他們不僅要把國王和貴族送上斷頭臺，甚至還要把利潤和貨幣送上斷頭臺。
羅伯斯庇爾像盧梭一樣把美德確立為民主政府的基本原則和共和國的靈魂，並且駭人聽聞地將美德與恐怖聯繫在一起。他公然宣稱：“沒有美德，恐怖就是有害的，沒有恐怖，美德就顯得無力。恐怖是迅速的、嚴厲的、堅決的正義，從而它是美德的表現。”[5]
羅伯斯庇爾受傷
盧梭思想中所包含的激情主義在羅伯斯庇爾和雅各賓派那裡被髮展到一種登峰造極的程度，然而盧梭思想的真正內涵卻被這些法國革命家們忽略了。當羅伯斯庇爾仿照盧梭的社會理想來營建空中樓閣式的平等共和國時，他僅僅是以法國人的方式片面地誇大了盧梭思想的詭異怪誕的形式。這就是崇尚激情和喜愛標新立異的法國人的典型風格!他們對一切新奇思想的模仿始終都停留在形式方面，而且還往往給這種模仿塗上了一層既瘋狂偏激又優美雅緻的奇妙色彩，正如他們在進行生死相搏的決鬥時還忘不了以優雅的姿態向旁觀的婦女們脫帽致意一樣。
羅伯斯庇爾一面毫不手軟地把大批王黨分子和嫌疑犯送上斷頭臺，另一方面則堅持在恐怖主義的氣氛中舉行優美溫馨的宗教儀式，他甚至誘使國民公會頒佈了一個崇拜“太上主宰”和信仰靈魂不滅的法令。與18世紀法國上流社會和知識階層中時髦的無神論思想相反，羅伯斯庇爾是一個盧梭式的有神論者，他曾明確地強調：“無神論是貴族的。一個最高之主的思想本質上是人民的思想，這個主是守護著被壓迫的無罪的人並懲罰那耀武揚威的罪惡的。”[6]當押解王黨份子的囚車轔轔地穿過巴黎繁華的大街時，羅伯斯庇爾卻率領著一支遊行隊伍，高舉鮮花和麥穗，來到馬斯廣場舉行讚美最高之主的盛大節日。這個一手高擎恐怖主義的血腥之劍、一手高舉美德和信仰的妍麗之花的“民主獨裁者”(這個詞本身就表示了一種內在的矛盾，這個矛盾恰恰就產生於盧梭的政治思想)，最終也死在他自己大力推崇的斷頭臺上。這種悲劇性的結局正好說明：盧梭思想所具有的那種激情主義的形式，如果被髮展到極端，不僅會摧毀一切對手，而且也會摧毀激情主義自身。
槍擊羅伯斯比爾的瞬間
三
如果說羅伯斯庇爾只是接觸到了盧梭思想的皮毛，那麼康德則是真正地領悟到了盧梭思想的真諦。與淺薄浮華的法國人不同，深刻而晦澀的德國人往往能夠一下子就抓住事物的本質。與羅伯斯庇爾這個曇花一現的政治弄潮兒恰成鮮明的對照，康德一輩子在德國的一個小鎮哥尼斯堡過著像時鐘一樣有規律的平靜生活，然而在這個表面上沉靜的哲學家的理論中所闡發出來的恐怖主義，卻要比在羅伯斯庇爾的斷頭臺上所表現出來的恐怖主義更加恐怖。海涅寫道：
說實話，和我們德國人比起來你們法國人是溫順的和有節制的。你們至多隻能殺死一個國王，而且這人在你們砍掉他的頭以前早已失去頭腦了。而這時你們還必須如此敲鑼打鼓，高聲吶喊，手舞足蹈，以至於使這件事震撼了整個世界。如果人們把羅伯斯庇爾和康德相比較，那麼，人們對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的確給予了過多的榮譽……康德這人的表面生活和他那種破壞性的、震撼世界的思想是多麼驚人的對比!如果哥尼斯堡的市民預感到這種思想的全部意義，那麼，他們面對這人時所感到的驚恐當真會遠遠超過面臨一個劊子手，面臨一個只能殺人的劊子手——然而這些善良的人們卻不過把他看作一個哲學教授，當他按既定時刻漫步走過來的時候，他們友好地向他招呼、並用他來對他們的懷錶。[7]
伊曼努爾·康德，1724年—1804年，德國哲學家、作家
如果說盧梭通過羅伯斯庇爾這隻“政治血手”把法國人引向了社會革命，那麼他則通過康德這隻“思想血手”把德國人引向了哲學批判。康德在思想領域中所達到的革命性結論，遠遠超過了羅伯斯庇爾在政治領域中所取得的成果。羅伯斯庇爾僅僅破壞了一個王國，殺死了一個國王；康德則不僅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中完成了對傳統基督教信仰的上帝的全面清算，而且還在他的《實踐理性批判》中樹立起一個嶄新的道德上帝的無上權威。殺死一個人是容易的，而殺死一種精神(上帝)卻需要更大的勇氣。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殺死了腐朽的舊精神之後，還能夠積極地去創建一種生氣勃勃的新精神，這一點只有康德做到了。當康德這樣做時，他的思想源泉就是盧梭，正如當羅伯斯庇爾毫不容情地對波旁王朝進行摧毀時，他的激情源泉就是盧梭一樣。
據康德的傳記作者所述，在康德的那間簡樸而素雅的書房裡，唯一的一件裝飾品就是掛在牆壁上的盧梭肖像。康德對盧梭的仰慕之情，從一個眾所周知的故事中就可見一斑：平日裡嚴守時刻、在每天下午三點半鐘準時出外散步的康德(哥尼斯堡的居民以康德出門散步的時間來校對他們的鐘表)，有一次竟然破天荒地打破了這個慣例，原因是他被正在閱讀的《愛彌兒》深深地吸引住了，以至於忘記了散步的時間。
康德自己承認，對於他的生活和思想來說，有兩個人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這就是牛頓和盧梭。康德說：“在前人只看到一片混亂和毫無關聯之差異的地方，牛頓破天荒地覺察出秩序和守常是高度簡捷地結合在一起。有了牛頓以後，慧星才沿著幾何軌道運行。而在人類天性呈現的種種形式背後，則是盧梭第一次發現了被深深隱匿了的人類本質，和那深藏起來的、可以通過對它的觀察來證明天意的法則。”[8]牛頓對康德的影響在時間上主要集中在前半生，在內容上主要表現在康德的知識論和《純粹理性批判》中(在這裡還有休謨的影響)；盧梭的影響則主要集中在康德的後半生，並典型地表現在康德的道德論和《實踐理性批判》中。
康德之墓
康德表示，正是盧梭的思想使他從純粹知識的形而上學迷夢中驚醒過來，使他看到了人的價值：“我自以為愛好探求真理，我感到一種對知識的貪婪渴求，一種對推動知識進展的不倦熱情，以及對每個進步的心滿意足。我一度認為，這一切足以給人類帶來榮光，由此我鄙夷那班一無所知的芸芸眾生。是盧梭糾正了我。盲目的偏見消失了；我學會了尊重人性，而且假如我不是相信這種見解能夠有助於所有其他人去確立人權的話，我便應把自己看得比普遍勞工還不如。”[9]這種對人性的尊重，使得康德把實踐理性置於比理論理性更高的地位上，把道德看作比知識更重要的領域。
一輩子過著平靜而機械的生活的康德，從表面上看來與瘋狂孤癖的盧梭有著天壤之別，然而二者在內在氣質上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把人的價值當作自己關心的核心問題，都推崇一種動機論的道德觀，並且終生都以自己的方式來實踐這種道德觀。區別僅僅在於，盧梭以一種外在性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的思想，當他發現自己的思想與當時社會所奉行的原則格格不入時，他就索性徹底地退出社會，去過一種離群索居的隱遁生活，以自己乖戾的生活方式與整個社會相抗衡。康德則以一種內在性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的思想，他對社會的批判雖然始終停留在他的哲學中，但是卻比盧梭的批判更深刻、更徹底。與盧梭的憤世嫉俗的偏激行為方式不同，康德僅僅在思想中保持著一種卓立不群的姿態，他的隱遁是思想的隱遁。盧梭只有在偏僻的鄉間、在寧靜的大自然中才能得到心靈的慰藉，康德則可以在散發著刺鼻的庸俗氣息的德國市民社會中保持思想的平靜。當盧梭感到社會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時，他就禁不住要大喊大叫，以一種狂躁激忿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正義感。因此，儘管盧梭平時宛如一個綽約的處子一樣充滿了溫柔之情，但是當他被激怒時，常常像一個粗野的漁婦一樣肆無忌憚地咒罵。而當康德面對著不盡人意的現實社會時，他始終在行動方面保持著一種教養有素的紳士風度，但是他對這個社會所依憑的精神原則的批判卻要更加入木三分。當康德以一個謙謙君子的面貌出現在哥尼斯堡的居民面前時，當他彬彬有禮地向林蔭小道兩旁的行人脫帽致敬時，人們無論如何也難以想象，這個謙和友好的哲學家頭腦中湧動著的思想內容是多麼地令人恐怖，他對他們世代奉行的精神原則的批判是多麼地殘酷無情!康德行為上的怯懦與思想上的激進之間的巨大反差，恰恰表現了德國人的典型特徵，正如盧梭在行為上和思想上的一致性典型地表現了法國人的特點一樣(儘管盧梭是日內瓦人，但他卻長期生活在法國，而且他的母親也是法國人的後裔)。
當法國人產生了一種時髦的思想時，他們一定要把這種思想在行動上表現出來，法國人素來喜歡為思想尋求一種外在的和引人注目的表現形式；而當德國人產生了一種新思想時，他們往往更願意讓這種思想保持一種純粹的精神形式，因此思想通常並不把德國人引向行動，而是把他們引向哲學(特別是在18、19世紀，這特點表現得更為突出)。思想嬗變的結果，在法國表現為政治革命和文學革命，在德國表現為哲學批判和宗教改革。就此而言，德國人雖然在實踐方面遠遠不如法國人那樣勇敢和激進，但是他們在思想上卻比法國人深刻得多。
盧梭的平民主義思想在18世紀末葉以來的西方政治生活中掀起了軒然大波，然而他的道德思想、宗教思想以及美學思想對後世的影響卻要更加深刻和廣泛得多。盧梭這名字是直接與西歐近代浪漫主義思潮聯繫在一起的，這場氣勢磅礴的文化運動，正是從盧梭那裡找到了衝擊古典主義大堤的最初精神動力。正如從盧梭這個“靈魂”裡伸出來的兩隻“血手”中，康德在恐怖主義方面要比羅伯斯庇爾更徹底、更深刻一樣，在盧梭的歷史影響中，他的浪漫主義也要比他的平民主義更加意義深遠。如果說盧梭的政治思想影響了現代社會中的一種政治模式(即平民專政和極權主義)，那麼他的道德、宗教、美學思想則開創了整整一個時代(即浪漫主義時代)。19世紀的一切偉大的文化巨人都是站在盧梭的肩膀上的，他們都曾經或多或少地為盧梭的浪漫主義激情所驅動。正是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盧梭的歷史影響遠遠超過了伏爾泰、狄德羅等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成為人類思想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巨人。當這位巨人傲然兀立時，他比他同時代的任何人都更加高大；然而，當這位巨人一旦瘋狂起來時，他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也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可怕。
註釋：
[1]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三分冊《法國的反動》，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頁。
[2]盧梭：《懺悔錄》第一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頁。
[3]亨利希·海涅：《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00頁。
[4]《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萊爾講演集》，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306頁。
[5]羅伯斯庇爾：《革命法制與審判》，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76頁。
[6]參見赫·喬·韋爾斯：《世界史綱》，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0頁。
[7]亨利希·海涅：《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01—102頁。
[8]卡西爾：《盧梭·康德·歌德》，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21—22頁。
[9]卡西爾：《盧梭·康德·歌德》，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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