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路上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襲擊的思考之二
【編者按】針對全球新冠肺炎流行，各國奮起抗疫和病毒疫情可能帶來改變世界的影響，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在“全國政協委員移動履職平臺”上，請全國政協常委朱永新任“群主”，建群組織了一個線上的“防控疫情讀書會”，推薦閱讀《病毒來襲》（Nathan Wolfe）、《逼近的瘟疫》（Laurie Garrett）、《生命的法則》（Sean B. Carroll）、《人類終極問題》（袁越）四本書。該委員會副主任葉小文作為讀書會一員，在線上結合自己的學習心得體會，以及與書友的切磋討論，一個多月來連續作了數篇思考性發言。下線後意猶未盡，遂將自己的發言整理成十三篇讀書筆記。筆記總標題原為：《防止中華民族復興進程中的顛覆性風險——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讀書筆記》。徵得本人同意，本公眾號將這十三篇2.5萬餘字的讀書筆記，摘錄彙總，分數次推出，以推動大家的積極思考。
01
《生命的法則》一書，以“穩態”理念為核心，以塞倫蓋蒂“六大法則”為基礎，以遵從生命法則的“八條寶貴經驗”和應對挑戰的“三大原則”為支撐，構成了一個完整體系。被學者譽為大自然的“天算”，頂尖科學家的上乘之作。
頂尖論斷，是“穩態”；上乘之作，是“調節”。所謂“生命的法則”，就是“生命系統通過調節手段使自身內部環境保持穩態的規律”。關於維持生命穩態的調節，作者概括為正向調節、負向調節、雙重負向調節、負反饋調節，不知然否？這種種“調節”，置之於塞倫蓋蒂草原的生命系統，就是塞倫蓋蒂“六大法則”；置之於當下的戰疫實踐，就是以快制快，斷然封城，菩薩心腸，霹靂手段；置之於應對“顛覆性風險”，就是在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中不斷調節，在自身內部環境與外部的互動中不斷適應。
“調節”，需要科學的支撐。這個科學，乃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是經驗實證與辯證綜合的結合。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需要觀察和認識世界並得出規律性結論，但是，它們的出發點和歸宿卻不相同。在指向上，自然科學研究指向自然界；社會科學研究指向人及人類社會。在方法上，自然科學更多的是解釋（Explanation）世界——把自己變成思維機制看世界，通過歸納演繹，建立模型和體系，思考和呈現事件之間的關係，尋求超越當時當地的規則。社會科學則更多是詮釋（Interpretation）世界——從我出發理解世界，基於自己探求意義並提出改造世界的方案。
“調節”，需要哲學的思維。例如，毛澤東《矛盾論》中說，“在複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所以我們要特別關注和防範“顛覆性風險”。又如，“事物內部矛盾著的兩方面，因為一定的條件而各向著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轉化了去，向著它的對立方面所處的地位轉化了去。”塞倫蓋蒂法則無不也在驗證此說。再如，“不但要研究每一個大系統的物質運動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規定的本質，而且要研究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長途中的每一個過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質。”善於“調節”的關鍵其實就在於此。哲學之說甚遠，其用實近。各種病毒思之極恐，想來想去要想哲學。
“調節”，需要“群學肄言”。既群言群策，集眾人之智以攻堅：又立足實踐和專業獻計獻策，借它山之石也攻玉。
《生命的法則》一書的“著精神”處，在結語部分“遵從生命的法則，共建美好家園”。看看今天新冠世界大流行的現狀，這段話真是金句：“雖然人類是生態系統中超主導性的存在，但是，如果不遵從自然法則並繼續破壞生態環境，人類最終成為最大的輸家。現在，能夠約束我們的就只剩下我們人類自己了。”結合當今世界抗疫、戰疫的現實，這段話又是金句：“類似這種消滅疾病的工作，我們甚至沒有必要討論理論存在的瑕疵及技術實現的困難，因為非技術性的社會因素將成為橫亙在我們面前的巨大障礙，並最終阻斷由理想走向現實的道路”。而書中從消滅天花的實踐（人類首次戰勝大流行疾病的成功實踐）中總結的“八條寶貴經驗”，其中最重要的是“全球化合作”，是“成功結盟”，今天展開看，這次疫情在各國都引起人們對人類、動物、生物多樣性和大自然的和諧共存的必要性，疫情後各國與國際層面將會有不同形式的調查研究，吸取教訓，包括重組衛生健康戰略與未來工作。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署和國際動物組織多年來在合作推動One Healt，但成效甚微。說起 One World, One Health，希望在此，只能如此。但國際合作，卻受阻於“非技術性的社會因素”這一“橫亙在我們面前的巨大障礙”，總是Many World, Many Health，失望在此，往往如此。怎麼辦？《生命的法則》總結的人類戰勝天花的寶貴經驗是，可以“國際化目標，區域化管理”，可以相信“個人選擇關係重大”，可以看到“面臨重大挑戰時，我們沒有必要等待全球化行動的號角吹響再行動”，“如果選擇坐等全球化統一行動，天花的消滅將推遲多年，甚至不能實現”。而徹底阻斷一種病毒感染的最終途徑，要靠疫苗實現人類普遍免疫。但人人注射疫苗，似乎又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怎麼辦？可以去精準地找到、區分、確定出現疫情和有潛在疫情可能的人群，進行免疫接種，“將病毒傳播道路上的所有‘燃料’都變成‘阻燃物’”。這種“免疫包圍”的策略和實踐，用有限的資源使疫情的爆發得到有效控制，為最終徹底戰勝天花鋪平了道路。
此招看似簡單，實乃“調節”之高招。
02
接著談“調節”。要補短板，強機制，善分析。
第一、補短板。我們歷史上各個國家都一次又一次的因為戰爭導致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滅亡，所以任何一個國家都要有一支軍隊，還有一個共識，就是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雖然用不到，但仍然要養這支兵。如果我們已經判斷未來公共衛生事件是我們民族復興進程中顛覆性的考驗，甚至概率比打仗還要高一些，那麼就值得研究，值得花功夫去認真對待。養兵為備戰，驕惰兵必敗。現在痛定思痛，我們的傳染病監控網路體系，應急預案的響應與標準作業程序在實際中執行的效果如何？在疫情的壓力測試下能承受多大內部控制失效的可能性？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人不能兩次掉進同一條河中。中國俗話說，事不過三！習總書記指出，“這次應對疫情中，暴露出我國在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等方面存在的明顯短板”。短板就要儘快補齊。一隻水桶能裝多少水取決於它最短的那塊木板。
第二、強機制。系統是有層次性的，系統調節必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針對公共衛生安全可能上升為顛覆性風險，要調集精兵強將，及早排兵佈陣；還要建立善於不斷調節，實現動態平衡的系統機制。橫向看，我們的事業包括方方面面；縱向看，世界面臨百年未遇之大變局。太多的風險要防範，太多的工作要加強。行行都很重要，短板都要補齊。例如，從機構設置角度，補短板是強機構還是強機制？顯然，補短板不能只靠強機構，關鍵在於強機制。系統的本質屬性包括整體性、關聯性、層次性、統一性。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是整個社會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重視什麼就把什麼獨立出來的管理體系，會變成一種畫地為牢的局面而獨木難支。社會整體系統中的每一子系統作為有機組成部分，都要“守土有責，各負其責”，都要善於調節，保持“穩態”。
第三、善分析。守土有責，保持維態，要建立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基礎上。“一切運動形式的每一個實在的非臆造的發展過程內，都是不同質的。……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矛盾論》）例如，我曾擔任過宗教方面領導工作，都說“宗教無小事”，矛盾多。關於宗教方面的矛盾調節，在總結諸多案例的基礎上，我做過以下分析。
一是累積性。宗教方面的人民內部矛盾，往往量大面廣，往往是各種情緒、意見的累積，各種小摩擦、小糾紛的累積。量的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會引起質的飛躍。
二是突發性。偶然的小事，星點的火花，或因互不相讓迅速升級，或因官僚主義處置不當激化矛盾，或因意見不統一，當報不報，當斷不斷而貽誤時機，很快由小事變成大事，由大事釀成亂子。事件的起因是偶然的，鬧起來卻有必然性，必然性總是通過偶然性為自己開闢道路的。
三是擴展性。宗教方面的矛盾，在一定範圍內具有其特殊的凝聚力、號召力，借當年李維漢同志的分析，即有“神聖的旗幟與被黑暗勢力所利用”的二重性。一旦有事，宗教信仰中的“神聖旗幟”效應會蔓延開來，煽動一種抗爭的激情或盲目的熱情；別有用心者趁機利用也在所難免。且群眾情緒往往比較敏感，傳播快速。信息社會中的大眾傳播手段，更有助於加速這一擴展進程。
四是變異性。或因矛盾性質轉化，是非問題轉化為敵我問題。或因矛盾激化，非對抗性激化為對抗性。
五是沉澱性。事情鬧大了，靠說服教育的手段已難以奏效，不得不動用行政手段。結果表面上矛盾處理了，緩解了，其實沉澱到更深層次的民族心理或宗教心理中去了，成為潛意識的隔閡，同時也就累積起來，為今後的再度爆發或以其它形式爆發悄悄地作準備。
以上五性，構成“累積—突發—擴展—變異—沉澱—再累積”的循環。矛盾調節就是要具體到每個環節中去，中斷這個非良性循環。這與前述的“將病毒傳播道路上的所有‘燃料’都變成‘阻燃物’”的“免疫包圍”策略和實踐，其實相通。處理宗教方面的人民內部矛盾，宜解不宜結，宜疏不宜阻，宜散不宜聚。針對累積性、沉澱性，要在沒有出事的時候防患於未然，注意加強對幹部、群眾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強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黨的宗教政策的宣傳，定期檢查政策執行情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把工作抓前、抓早、抓準、抓緊、抓實、抓細。
結合自己曾經的專業、實踐和讀書，談點淺見。拉拉雜雜，或許能多少為繼續思考和研究“防止顛覆性風險”這樣極為重大、深刻的“世紀之問”，拋磚引玉。
讀書筆記寫到這裡，正值4月8日——“世界衛生日”。不禁感嘆：世界衛生日，世界不衛生。“天道”正當日，向死而後生。
（...待續）
之二：“塞倫蓋蒂法則”和被動中求變“調節”
之三：“修昔底徳陷阱”與搞活“暖實力”
之四：警惕新冷戰格局和擦掌“太極拳”
之五：“上帝之死”和“新人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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