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燁 李濱：中國擺脫依附式發展與中美貿易衝突根源
作者：陳子燁，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李濱，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3期；時政國關分析
【內容提要】 中美貿易衝突根源的探尋不應停留在國際貿易層次,而是應該從當下的國際分工結構和國際生產關係中去尋找。作者從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角度出發,認為國際分工及其相應的國際生產關係是決定國家在世界舞臺上政治經濟地位與利益的基礎。發展中國家在傳統的國際分工結構中長期處於外圍、在生產關係上處於依附地位的根本原因在於生產力落後,特別是技術水平落後。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 生產鏈作為一種新的國際生產組織方式逐漸形成並發展起來。在這一新的國際分工生產中,發展中國家的依附地位並沒有改變,但是具體的依附形式不同於歷史上的依附形式,呈現出"技術—市場"依附的特點。在這種新的依附形式下,廣大參與全球生產鏈分工的發展中國家只能從中獲得微薄的附加值,進而形成一種依附式發展,而西方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卻能夠主導全球生產進程並從中獲得高額的附加值。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就需要擺脫依附式發展模式,實現在全球生產鏈中從中低端向中高端的攀升。近年來中國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提升世界市場地位方面的努力及其獲得的相應成就觸動了美國作為現有國際分工主導者的既得利益。為了維護其霸權的經濟基礎,美國不惜發起貿易戰以遏制中國的發展有其必然性。中國擺脫依附式發展以及美國相對 衰落所導致的國際分工格局現實和潛在的變化正是中美貿易衝突爆發的根源所在。
【關鍵詞】 依附式發展;全球生產鏈;"技術—市場"依附;中美貿易衝突
本文獲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感謝《世界經濟與政治》匿名審稿人的意見和建議,文中疏漏由筆者負責。
一引言
2018年,中美貿易戰成為世界的焦點。雖然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是這場貿易戰的導火索,但科技領域卻成為這場貿易衝突的焦點。2018年,美國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的依據是其公佈的《對華301調查報告》。在該報告中,美國主要指責中國在科技方面對 美國企業"不公平",包括利用國家力量強制美國企業轉讓技術及"偷竊"知識產權等,並認為這是造成中美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為此,美國除了對中國輸美產品(相應部分 涉及《中國製造2025》中的產品)加徵關稅和限制中國對美投資外,還將矛頭直接對準了中國高科技企業,以各種理由實施定點"打擊"。先是對中興通訊公司實施出口禁令,後是夥同加拿大扣留華為公司高管,並將華為等一些高科技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實體清單"。雖然中國展現出很大誠意來解決雙邊貿易不平衡的問題,並採取相應措施回應美國關切,但美國在中美貿易磋商與談判中出爾反爾,不斷髮難,引致貿易摩擦持續升級。
從美國在《對華301調查報告》中的指責、在談判中提出的要求和在談判外採取的針對中國高科技公司的行動都表明美國對華貿易戰的根本目的不在於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而在於趁早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的未來發展。這場貿易戰可以說是一場中美未來高科技產業競爭之戰。儘管中美之間近期達成了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但美國繼續對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進行遏止、阻止中國全球分工地位上升及壓制中國發展的意圖不會變化。為什麼美國如此忌憚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必須從理論上進行深層次的探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極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但由於技術落後和缺乏市場控制力,長期處於國際分工的外圍,與發達國家相比在國際分配中收益微薄。中國的經濟發展曾是典型的依附式發展。為擺脫這種發展困局,近年來中國大力發展科技和開拓海內外市場並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明顯提升。正因如此,才引起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的焦慮與擔憂。這種緊張與焦慮的原因必須從生產全球化及由此帶來的新的國際分工及其社會表現(即國際生產關係）的角度去尋找。要分析新的國際分工結構和國際生產關係,就不得不從理論上追溯至依附理論。依附理論是將歷 史唯物主義應用於國際層面的一種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它曾深刻地分析了傳統國際分工的"中心—外圍"特徵以及不發達國家在其中的依附地位的表現形式和後果。
本文將在回顧依附論的基礎上,沿著依附論提出的理論線索,分析生產全球化下依附 的新形式,並以此從理論層面分析中美貿易衝突的根源以及中國在美國極限施壓條件下堅持在發展權利上不讓步、不妥協的原因。
依附理論是流行於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主要來自拉美的一些左翼學者探究不發達國家落後根源及發展戰略的理論。"依附"是依附論解釋外圍國家落後根源的核心概念。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曾給出了較為清晰的定義:依附表示這樣一種狀況,某些國家的經濟受到它所依附的國家經濟的發展和擴張的限制。兩個或是更多國家的經濟之間以及這些國家與世界貿易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被認為呈現出依附形式,當某些國家(統治國)能夠維持和擴展自身的發展,而另一些國家(依附國)的維持和擴展則僅僅是對前者的擴展的反映。從上述定義可以分辨,"依附"是對外圍國家國際生產關係的一種描述,它將外圍國家的內部情況看作世界經濟的一部分,認為外圍的不發達是中心資本主義世界擴張的一種結果和一部分,並且是其必要的和整體相聯繫的部分。
依附論被認為是具有馬克思主義性質的理論。 這主要是因為依附論使用的基本分析方法與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歷史唯物主義相吻合,它是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具體應用於國際層面的理論結果。
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從生產出發來分析社會規律。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說: "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單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歷史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這段話表明,人為了生存首先必須進行生產,因而生產必然成為社會分析的起點。隨著生產的發展,它越來越表現出社會化的特徵,人們在這種社會化生產的過程中必然形成一定的生產方式,結成一定的生產關係,因而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便成為分析的基礎。馬克思強調歷史唯物主義對生產方式的研究不是抽象的研究,而是具體的、歷史的研究,他指出:"說到生產,總是指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社會個人的生產。因而,好像只要一說到生產,我們或者就要把歷史發展過程在它的各個階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開始就要聲明,我們指的是某個一定的歷史時代。"歷史唯物主義正是從這種社會化生產出發,以生產方式及其社會表現形式——生產關係為分析基礎來研究人類社會規律的。
依附理論正是將上述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應用於國際層面的理論產物。首先,依附論從國際生產出發來探究不發達國家落後的根源。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道:"在交往比 較發達的條件下,同樣的情況也會在各民族間的相互關係中出現。"如同國內的社會化生產一樣,國際社會也存在分工即國際分工,各民族在分工過程中形成的生產關係即國際生產關係。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指出,"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取決於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這個原理是公認的"。這表明生產力水平是決定各民族國際分工地位的根本因素。依附理論正是通過提出"依附"概念來分 析不發達國家在國際生產中的地位,以此來解釋不發達國家落後的原因。安德烈·弗蘭克(Andre C.Frank)曾提出,不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國際生產關係就類似於國內資本主義中工人與資本家的關係。不發達國家像工人受到資本家剝削一樣受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剝削。這是不發達國家落後的根源。
另外,依附理論遵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要求的具體的、歷史的分析方法,對歷史上的依附形式進行了區分。曾有依附論學者指出:"用外部動力取代內部動力是 一種舒服的做法。如果這種取代是可能的話,那麼我們就不必研究整個進程中每個運動的辯證關係,而可以用一個抽象的總公式來驅動對各種具體形式的研究了。"這表明依附在不同民族和不同歷史時期都有具體的表現形式,不能用統一的抽象的公式來套用。正是如此,多斯桑托斯依據不同時期世界經濟的基本形態、佔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中心經濟關係類型及其對外擴張方式、處於依附地位的外圍國家的內部所存在的經濟關係類型粗略歸納了歷史上曾存在的三種依附形式。
第一種是殖民地依附。它的主要特點是與殖民主義國家結盟的商業和金融資本主要通過貿易壟斷、輔以殖民壟斷來主導歐洲和殖民地之間的經濟關係。 殖民統治使得宗主國的商業和金融資本通過獨佔殖民地貿易獲取了鉅額利潤,並使得殖民地逐漸形成以歐洲和世界市場需求為導向的生產結構。例如,葡萄牙統治下的巴西面向世 界市場的需求經歷了紅木時期、蔗糖時期、黃金時期等。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國家對工業原料和糧食作物的需求快速上升,同時西歐的大量工業品需要海外市場。殖民地則成為廉價原料來源和商品傾銷市場。由此"一種與機器生產中心相適應的新的國 際分工產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轉變為主要從事農業的生產地區,以服務於另一部分主要從事工業的生產地區"。這種經濟依附的結果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正象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 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第二種是"金融—產業"依附。這種依附形式在19 世紀末得到鞏固,它的主要特 徵是大資本在霸權中心佔據支配地位,並通過向滿足霸權中心消費的原料和農產品部門投資來對外擴張。由此,在依附國國內形成了專門性的初級產品出口結構。這種依附形式與當時資本主義大國的經濟變化及其對外擴張的方式有密切關係。19世紀末,金融資本在資本主義國內形成金融寡頭的統治,並通過資本輸出的方式對外擴張,大量"過剩資本"投向依附國的原料和農業部門,在依附國建立起受中心金融資本控 制的以滿足中心國家需求的生產結構。這種生產結構往往以嚴格的專業化和地區單一化為特徵。列寧在談到資本輸出造成的依附關係時指出,"金融資本和同它相適應的國際政策··造成了許多過渡的國家依附形式……它們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關係的羅網纏繞著"。o 他舉例道:"最近 25年來,英德兩國在阿根廷、巴西和烏拉圭投資約40億美元,從而支配了這3個國家全部貿易的46%。"由此形成中心對邊緣的"金融—產業"控制,受中心金融控制的依附國因此成為工業原料產地、工業品傾銷地和投資場所。
第三種是"技術—工業"依附。這種依附形態主要形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它的主要特徵是跨國公司開始向那些面向不發達國家內部市場的工業部門投資。從戰後到20世紀70年代,以國家主導和進口替代為特徵的發展戰略一度成為發展中國 家的主流選擇。這些國家從外部進口國內無力生產的設備、中間品以及加工原料進行工業化。但這種購買受到兩重限制:一方面,由於貿易條件的惡化,出口部門的創匯有限,無法通過購買進行進口替代,而且這些傳統的出口生產部門及其生產關係的存在以及相應的寡頭政治妨礙著工業替代的發展;另一方面,由於發達國家公司掌握著專利,它們不願通過國際市場出售這些產品,往往要通過資本形式入股發展中國家進口替代企業或讓其高價使用。由此帶來三個問題:其一,跨國公司控制著當地經濟,並把大量的收益匯出,影響著依附國的積累。其二,技術和專利產生的大量費用使得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狀況更趨惡化。其三,為解決外匯不足而進行的國際融資附加了大量條件,這些條件要麼有助於西方公司獲得額外的優惠進入相關國家,要麼使發展中國家被迫購買不需要的西方產品或不適用的技術,或要求投資於效益不高的產業。這些問題導致發展中國家替代性工業產品舉步維艱,成本巨大,受制於西方跨國公司。
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依附國缺乏技術,由此造成發展進程受制於人。
對於依附帶來的發展結果,早期依附論持悲觀態度,認為依附狀態下的外圍國家難以獲得工業化發展。改良依附論則認為在某些條件下一些外圍國家可能獲得依附式發展。費爾南多·卡多佐(Femando H.Cardoso)提出了"與依附相聯繫的發展(associated-dependent development)",指出外圍經濟與國際市場的聯繫不再侷限於貿易,還表現為中心對外圍的直接工業投資,外國的利益日益根植於面向國內市場的工 業部門,這使得"在壟斷工業資本主義控制下的依附與在欠發展條件下的依附具有不同的意義。從生產體系的分化程度來看,這一條件可能產生較高的發展指數"。隨 後,彼得·伊文斯(Peter Evans)創造了"依附式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的概念,其核心內涵是:依附式發展是依附的特殊形式。一方面,它沒有抹殺中心與外圍的矛盾,不是對依附的否定,仍然是建立在國際不平等分工、國際不平等分配以及以中心國家為經濟動力和壟斷基礎之上的;另一方面,它是少數外圍國家在特定條件下的發展產物,這些國家的外國資本、本地資本和國家之間"三方聯盟(the triple alliance)"的形成是依附式發展出現的根本因素。這種聯盟形成的實質是外國資本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控制權和利潤的過程,這種妥協是需要諸多特定條件的。伊文斯詳細分析了20世紀70年代巴西的依附式發展,從中至少可以總結出三個基本條件:一是良好的投資環境;二是具備一定競爭力且擁有地方優勢的本地資本;三是國家通過建立國有企業直接參與經濟運行和用行政手段對外國資本施加一定壓力。
依附理論為我們研究當今國際分工以及各類國家在其中的地位提供了理論參考。
我們可以藉助這一理論來分析經濟全球化下新的依附形式以及相關國家的依附式發展,並由此來分析中美貿易衝突背後深層次的政治經濟原因。
三 經濟全球化下的依附新形式:"技術—市場"依附
20世紀80年代,依附理論雖然由於各種原因特別是其歷史唯物主義特色而遭到各種貶損,逐漸式微,但它從國際分工與國際生產關係角度來分析發展中國家遭遇的 種種外部限制無疑是正確的,因為國際分工中造就的國際生產關係是客觀存在的。因 此,依附論關於國際分工及其生產關係的理論框架仍適用於當今的經濟全球化,只是它提出的發展戰略存在不符合時代要求的問題。
20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世界經濟基本形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佔統治地位的 經濟類型及擴張方式、發展中國家內部的經濟形勢等因素的變化,依附的具體形式也呈現新的特徵,即"技術—市場"依附。它的主要特徵是:跨國壟斷資本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佔據主導地位並通過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和非股權經營安排向外擴張,由此造就了以全球生產鏈分工為特徵的新國際分工。在這種全球生產鏈分工中,發達國 家跨國公司憑藉對核心技術和市場終端的壟斷優勢成為生產鏈的主導者,並獲得高附加值,而發展中國家由於高度依賴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掌握的關鍵技術和市場終端,不得不接受來自它們施加的各種規則、標準以及其他不平等的交換條件,往往從事低附加值環節。正是這種"技術—市場"依附使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生產鏈分工中的收益和積累遠不如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即使與自身水平相比有所增長,也是缺乏自主性和穩定性的依附式發展。
首先,世界經濟的基本形態發生了重要變化,開始從工業經濟轉向知識經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1996年發佈的《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報告中首次正式使用"知識經濟"的概念,並指出嵌入人力資本和技術的知識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中心,經合組織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依賴於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知識經濟最根本的特點就是知識取代工業經濟時代的資本和資源,成為最重要的獨立的生產要素和決定經濟增長的首要因素。因而,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和國家的核心競爭力發生了轉變,從工業時代以追求大規模的資本、資源和勞力為中心轉向對人才資源和無形資產的投入,技術研發能力和市場營銷能力成為決定企業競爭力的核心因素。具有智力優勢、知識產權優勢的企業和國家往往能夠在國際生產中佔據主導地位,獲得巨大財富。
其次,西方跨國壟斷資本在世界範圍內的主導地位日益鞏固,並通過大規模對外 直接投資(FDI)和非股權安排方式積極地對外擴張。據統計,近40年間,發達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流量和存量整體上呈現上升趨勢,流出流量從1980年的約493億美元增長到2018年的約584億美元,增長約11倍,存量則增長了約47倍。而且,無論是流出流量還是存量,發達經濟體都佔據了重大份額。1980—2011年,發達經濟體FDI 流出流量佔世界的比重約為70%及以上,流出存量的比重更是高達80%以上。這表明發達經濟體是對外直接投資和推動生產全球化的主導力量。
另一種重要的西方跨國壟斷資本的擴張方式是非股權經營安排。國際生產綜合理論認為跨國公司在同時具備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這三種優勢時,才會選擇以直接投資的方式進行跨國經營。當缺少其中的某類優勢時,則會選擇出口或技術轉讓。非股權經營安排正是跨國公司介於直接投資和貿易之間的一種經營模 式,跨國公司通過合同協議而非股權來獲取對東道國企業的某種控制。它的具體形式非常多樣,包括合約製造、服務外包、特許經營等。跨國公司之所以能夠通過合約對東道國企業進行控制,主要是依靠其技術壟斷優勢和對市場的控制力。承諾非股權合作公司能夠獲得其專有技術、進入其內部市場、享受品牌的市場影響力等是跨國公司議價能力的主要來源。非股權經營安排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大規模發展起來。據估算,2010年非股權經營生產的全球銷售額已經達到2萬億美元,與之相比,跨國公司外國子公司出口約為6萬億美元。該數據只包括了非股權經營模式普遍存在的重要行業,因此實際發生的數額更大。與發達國家相比,非股權經營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中佔有更重大的份額。例如,越南90%的棉花和鮮奶、50%的茶葉和40%的大米都是通過訂單農業生產的。
最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發生了重大轉變,從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轉 向出口導向戰略。隨著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結束,發展中國家在進口替代模式下遭遇發展危機,加上蘇聯體制國際影響力的下降,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盛行,在發達國家的誘導和迫使下,以市場主導和出口導向為特徵的發展戰略逐漸成為發展中國家的主流選擇。這種發展戰略下,發展中國家必然與外部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建立起更加緊密的聯繫,對外資的進入也以包容性優惠政策為主。
隨著世界經濟的深刻變化,20世紀70年代以後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國際分工形 式和基於這種分工之上的新的依附形態。這種新的國際分工即全球生產鏈分工。與以前的國際分工形式相比,其最主要的特徵是生產在全球範圍內的地理分散化。
全球生產鏈分工突破了過去的產業/產品間分工,是一種產品內分工,即同一產品的不同部分和工序/環節的分工。而且這些不同的生產環節又突破了民族國家的疆界,分散在世界各地,由此形成全球生產鏈式的分工形式。如今,越來越多的國家都深度參與了全球生產鏈分工。圖1顯示了2017年世界各經濟體的全球價值鏈參與 度指(GVC participation index)。它衡量了一個國家參與跨國生產的程度,由前向參與度和後向參與度兩部分相加構成,其中前向參與度是指一國增加值在其他國家出口中的比例,後向參與度是指一國出口中的外國增加值比例。根據圖1數據,2017年發達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的參與度均超過50%,即使是最不發達國家的參與度也超過了40%。這表明全球生產鏈分工正在逐漸成為國際分工的主流 形式.
依附的基礎是國際分工,在新的全球生產鏈分工基礎之上必然會形成新的依附形式。這種新依附形式的一般特徵可以概括為"技術—市場"依附。全球生產鏈分工的形成是跨國壟斷資本在全球範圍內大規模擴張的必然產物。跨國公司通過股權或合約獲得了對其子公司或非股權合作公司的某種控制權,將其納入自己的生產系統。
隨著跨國公司不斷地將生產分佈安排在資源能夠得到最佳配置的地區,全球生產鏈分工逐漸發展起來。跨國公司作為這種新的分工方式的組織者和締造者,自然地成為其主導者,因而全球生產鏈分工本身就是一種不平等的分工體系。無論是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還是非股權安排,跨國公司能獲得這種支配權的根源在於其所有權優勢,主要表現為技術壟斷優勢和對市場終端的控制力。因此,技術水平和市場能力成為決定不同生產者在全球生產鏈中地位的根本因素。這兩種主要因素對應了兩種類型的全球生產鏈。加里·格里菲(Cary Ceref)曾經依據形成動力的不同將全球商品鏈分 為生產者驅動型(producer-driven)和購買者驅動型(buyer-driven)。生產者驅動型主要存在於電子、汽車、飛機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中,購買者驅動型主要存在於服裝、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中。所謂生產者和購買者,其核心競爭力正是技術實力和市場能力。在這兩類不同的全球生產鏈中,自然也形成了不同的依附形式和依附特徵。
技術依附主要存在於生產者驅動型的全球生產鏈中。它的主要特點是,在跨國公司憑藉核心技術壟斷優勢建立和主導的全球生產鏈分工中,發展中國家企業由於技術落後受到跨國公司的技術統治,在生產中處於從屬和依附地位,僅能獲得較低的附加值。
以全球智能手機的生產鏈為例,這是一個典型的生產者驅動型生產鏈。圖2是當前智能手機全球分工生產簡圖,在該分工中蘋果和三星公司憑藉對智能手機核心技術 的壟斷成為生產鏈的領導者,主要負責研發設計,而具體的硬件和軟件則由不同技術領域的供應商提供,例如谷歌提供安卓移動操作系統。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加工和組裝環節則通常外包給發展中國家的代工企業。從iphone7全球生產鏈的最終價值分配來看,作為生產鏈中心的蘋果公司幾乎獲得了一半左右的價值份額,為其提供知識產權許可和材料的供應商捕獲了餘下的大部分價值(主要來自美國、日本、韓國),而中國勞動力僅分得1%。這種極度失衡的價值分配主要是跨國公司通過製造競爭、威脅撤單、提供技術援助等多種手段威逼利誘發展中國家企業接受各種苛刻和不利的交換條件的結果。支撐這種強大議價能力的力量根源是其技術壟斷優勢。根據美國專商局數據庫統計,在2000—2015年智能手機相關專利的首次申請中,全球智能手機的兩大領導企業三星電子(1239項)和蘋果(810項)位列前二。
除了專利壟斷優勢,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標準壟斷優勢。過去,產品和產業技術的複雜度相對較低,技術標準也多采用已經廣泛普及的技術,而隨著產品和 產業技術難度的提高,現在的技術標準基本由專利技術組成,並且主要建立在專利池而非單項專利的基礎上。這使跨國公司在技術專利優勢基礎上獲得了技術標準優勢,又通過結成標準聯盟成為標準壟斷者。一方面,技術標準日益集中在跨國公司手中;另一方面,由於生產的分散化使得標準相對於以前的生產具有了格外重要的作用,不同部件和環節之間的兼容需求迫使生產者必須以統一標準生產。壟斷技術標準是跨國公司獲得生產支配權的利器,它迫使技術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企業要向多個公司的打包專利支付高昂費用或購買其相關的生產設備才能進行符合標準的生產。從圖 2可以看出,智能手機的主要標準主要掌握在高通等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手中,這為 它們帶來了鉅額的技術許可收入。有數據顯示,2016年諾基亞的技術許可收入達10億美元,愛立信為12億美元,高通公司則高達76億美元。除了通過專利和標準壟斷優勢直接獲利,跨國公司還憑藉這種技術優勢地位迫使依附企業接受含有墊付、長期結算等內容的不公平合約來獲利。有學者在一項關於蘋果公司的研究中將其所得的一部分價值稱作"暗的價值(dark value)",因為它主要是通過對僱傭勞動、再生產勞動和環境破壞的少付獲得的。
市場依附主要存在於購買者驅動型的全球生產鏈分工中。它的主要特徵是,在跨國公司憑藉對市場終端的壟斷優勢建立和主導的全球生產鏈分工中,發展中國家企業由於缺乏市場渠道和市場營銷資本與能力而受到跨國公司的市場統治,在生產中處於 從屬和依附地位,在增加值分配中僅佔有很少的份額。
世界零售巨頭沃爾瑪在全球的經營是一個通過壟斷市場渠道來逆向控制依賴其銷售的生產者的經典案例。沃爾瑪通過在全球範圍內投資數千家門店來鋪開和控制零售渠道,並採用在全球市場進行大采購的經營方式來獲得對供應商的巨大議價權。
沃爾瑪吸引消費者的一個優勢是"每天低價",通過低價不斷吸引消費者,鞏固和擴展其零售渠道,而這種低價主要是通過壓榨上游供應商獲得。由此沃爾瑪進入良性循環,能夠持續獲得生產鏈中的大部分利潤份額。據統計,2016年沃爾瑪營收高達 4858.73億美元,其中有24.3%來自其在海外市場的經營,在全球零售商排行中居於 首位達20多年。目前全球零售業百強幾乎都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而發展 中國家企業由於缺乏進人世界市場的渠道、經驗和駕馭能力,不得不依賴類似沃爾瑪的全球大買主並受其支配。
在現實中,技術依附和市場依附往往是並存的。一方面,在實踐中生產者驅動型 生產鏈和購買者驅動型生產鏈的劃分難以涇渭分明;另一方面,隨著全球競爭的日益激烈,對市場終端的控制越來越依靠技術創新,而由於技術研發的成本越來越高,跨國公司必須重視營銷環節以快速回籠資金。因此尋求"技術—市場"雙壟斷成為很多跨國公司的經營戰略,而處於"技術—市場依附則成為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生產鏈分工中的常態。有數據表明,描述全球生產鏈價值分配失衡的"微笑曲線"正在不斷加深。這說明主要控制著"微笑曲線"兩端生產環節的跨國公司獲得的相對收益更多,而處於中間生產環節、主要從事組裝和粗加工的發展中國家的價值份額進一步下降了。據統計,2000—2014年,在全球19個製造業生產鏈的總產值中,無形資本收 入所佔份額的平均值為30.4%,約為有形資本收人的2倍,其實際總收入增長了75%,在2014年達到5.9萬億美元。而技術、品牌等無形資本主要是由跨國公司掌握的。
從國家層面的數據看,2017年發達國家出口中的外國增加值平均份額為32%,發展中國家則為28%。但發達國家的數據由於經濟高度一體化的歐盟內部貿易數據的重複計算而被高估。在日本和美國這種重複計算較低的發達國家,其出口中的外國增加值份額分別為21%和13%,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以加工貿易為主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34%)以及中美洲國家(29%）。發展中國家整體上在全球生產鏈分工中的積累遠低於發達國家,這意味著國際生產發展出的"中心—邊緣"結構特徵依然存在。
正如羅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所言:"雖然核心和邊緣這兩個概念的地理和工業部門的含義變得日益混淆不清,但是,自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的經濟危機突出了核心和邊緣之間的差別,證明它們仍是有效的分析工具。"
"技術—市場"依附使得大部分參與全球生產鏈分工的發展中國家只能獲得微薄的增加值,由此陷入"發展資金不足—技術和市場能力落後—繼續在生產鏈分工中淪為依附地位—只獲得少量增加值"的惡性循環之中。有些西方學者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時出現了廣泛的被俘現象。這裡的被俘是指發展中國家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與領導跨國公司之間的權力關係屬於俘獲型。"被俘"與"依附"在本質上都是對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分工中生產地位的相似描述。但對於某些發展中國家來說,處於"技術—市場"依附結構下並不代表不發展,而是在特定條件下可能獲得依附式發展,即在參與全球生產鏈過程中獲得了相對的工業化發展。而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獲得依附式發展主要取決於不同國家的政府能力、投資環境、本地資本的實力等多方面的實際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全球生產鏈分工基礎之上的"技術—市場"依附結構相比過去的歷史依附結構給予了發展中國家更多實現相對工業化發展的空間。因為全球生產鏈分工這種新的國際生產組織方式為生產力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更多依靠比較優勢參與全球分工的機會。而且,由於各國的生產環節前所未有地緊密聯結在一起,凝聚於同一產品內,使得跨國公司利益與發展中東道國的利益也部分綁定在一起。跨國公司更有可能出於利潤最大化的動機在分工過程中更主動地向發展中國家企業提供技術幫助、知識培訓等以幫助其更高效地完成生產任務。《世界投資報告》中的一些數據驗證了這種趨勢。發展中國家通過參與全球生產鏈分工可能獲得一定的經濟增長。據統計,1990—2010年,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增長最快的30個發展中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CDP per capita)增長率比參與度沒有增長的國家的高2.6%。而且發展中國家產業中的關鍵出口公司可能通過當地採購拉動本地企業,形成了額外增加值(additional value added)。另外,還可能獲得一 定的就業增長、技術和知識進步以及產業升級等。
然而,依附式發展依然保留著依附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經濟發展缺乏穩定性和自主性。第一,跨國公司主導下的全球生產鏈分工具有一定的遊移性,這使得參與其 中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面臨更多不確定性和波動,是一種不穩定的發展。由於跨國 公司常在國家之間轉換生產,特別是對於那些從事生產鏈中最簡單和低附加值任務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由於搬遷成本往往比較低,因此被替代的可能性很大,訂單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是常有的事。這種生產轉移很可能對處於依附式發展模式中的發展中國家經濟造成衝擊。此外,全球生產鏈中的"牛鞭效應"會使得世界市場需求的波動振幅沿著鏈條得到強化,這將對處於生產鏈末端的分包商(subcontractors)造成更大的損害。這種分包商主要來自發展中國家,它們是最有可能被削減產量的邊緣生產者。例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使得中國珠三角地區的數千家代工工廠倒閉,大量工人失業。
第二,發展中國家通過參與全球生產鏈分工所獲得的增加值多寡、就業機會多少、技術和知識的轉移程度、產業升級的機會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跨國公司的具體決策決定的,因此其依附式發展所獲得的發展空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跨國公司制約的, 是一種不自主的發展。例如,在技術學習方面,有研究表明,全球價值鏈中的技術擴散和知識轉移範圍與方式主要取決於其治理模式。由於發展中國家企業整體上處於所謂俘獲型價值鏈中,它們獲取知識的途徑主要依賴於領導跨國公司謹慎的知識轉移,因此往往被限制在諸如組裝等狹窄而簡單的生產任務環節。發展中國家在產業升級方面也面臨同樣的限制。當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試圖進行更多技術模仿甚至自主研發或者尋求拓展市場以向上攀升時,往往受到領導跨國公司的刻意壓制和威脅。例如,通過制定更復雜的產品標準、加速產品更新換代或者威脅撤單等手段使發展中國家企業喪失自主創新和開拓市場的能力和主動性。在出口增值能力方面,由於很多發展中國家通過全球生產鏈獲得的國內增加值的很大份額是由跨國公司的子公司及附屬公司產生的,因此其具體捕獲的價值量也受到其決策的影響。跨國公司決定了匯回的利潤和利潤再投資的份額。此外,跨國公司的轉移定價行為可能會影響 發展中國家的價值捕獲。全球生產鏈的擴展同時也擴大了跨國公司操作轉移價格的空間。據統計,發展中國家國內增加值的約40%都可能會受到轉移價格操縱的影 響,可能面臨增加值洩露的風險。無論是利潤匯回還是轉移價格都有可能造成發展中國家的"價值洩露",這使得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生產鏈中本就微薄的增加值收入被進一步削減。
"技術—市場"依附在造就經濟依附的基礎上還形成了政治依附。在國際政治層面,在全球生產鏈分工中處於支配地位的中心國家在世界舞臺上也主導著各類國際制度的制定,而處於生產依附地位的發展中國家則經常被動地接受這些國際制度的約束。例如,為了進一步鞏固在全球生產鏈中的主導地位,發達國家曾在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談判中要求再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延長保護期限,拓寬保護範 圍。在國內政治層面,發展中國家中那些受益於全球生產鏈分工的階層則積極推動國內政策的調整以適應"中心"的要求。比如,發展中國家對內放鬆市場管制、對外施行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政策已經成為主流發展趨勢,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順應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貿易組織(WTO)《與貿易相關的投資協定》中對於發展中國家採取相對寬鬆的政策環境,取消諸多對外資進入限制的要求。政治依附是維持和加強經濟依附的主要力量,可能使發展中國家陷入依附的惡性循環。同時政治力量也是打破依附循環的主要力量,中國近年來擺脫依附式發展的努力和成就正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四中國擺脫依附式發展與中美貿易衝突
此次中美貿易衝突本質上就是美國企圖遏制中國發展所產生的衝突。這一衝突的根源在於中國擺脫依附式發展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威脅"到美國在全球生產鏈分工中的地位及其經濟與政治利益。這從美國對華貿易制裁發端於技術遏制就可以窺見一斑。
2017年8月,美國政府以貿易"不公平"為由正式對中國發起"301調查",隨後發佈了《對華301調查報告》。整個報告的核心主要圍繞技術和知識產權。一方面,美國指責中國通過種種歧視性或非法手段獲取技術和知識產權,包括利用政府力量強迫美國在華企業轉讓技術和知識產權、在政府指導下對美國企業進行系統性投資和收購以獲得頂尖技術和知識產權、通過非法入侵網絡"竊取"知識產業和商業秘密等;另一 方面,美國認為中國以國家為主導的技術發展模式以及近年來出臺的相關產業政策和科技發展戰略規劃均展現了中國不一般的雄心,即不僅要促進中國高技術產業主導國 內市場而且要擴大在全球市場的份額。美方細數了多份以《中國製造2025》為代表的技術發展戰略文件,認為其焦點均是如何通過一些"不當"手段獲取外國技術。上述種種都是對美國企業的"不公平",將削弱美國的技術控制和競爭優勢。據此,美國率先對中國輸美產品加徵關稅,並限制中國對美投資。美國此次徵稅的商品領域主要包括醫療器械、生物醫藥、新材料、信息技術、航空及高鐵裝備等領域,這些領域恰恰都 是《中國製造2025》中提及的要大力推動重點突破的領域。無論是從對華貿易調查報告的內容看,還是從美國所採取的實際貿易制裁措施及在談判中所提出的要求看,其核心目標都是遏制中國高技術產業。美國一些高官甚至已經公開承認,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調查就是要延遲《中國製造2025》計劃。在貿易戰之外,美國還將矛頭直接 對準中國的高科技企業。例如,2018年,美國以中興通訊"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出口管 制政策為由,宣佈在未來7年內禁止美國企業向中興通訊提供技術性中間產品。2019年,美國又將華為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實體清單"。
上述種種皆表明美國發動貿易戰的根本目標在於趁早打壓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勢頭。美國之所以不惜挑起貿易衝突來遏制中國發展的根源需要從中國在全球分工過程中地位的提升以及由此帶來的角色變化的可能性中去解釋。
如前文所述,在新的全球生產鏈分工下,發展中國家處於"技術一市場"依附狀 態,只能獲得依附式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帶有濃重的"技術—市場"依附色彩,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中國經濟發展曾高度依賴外國技術,缺乏自主技術。1995年中國對外技術依賴度達到75.74%,2002年前一直高於50%。
如果考慮到通過國內技術交易從在華外資處獲取的技術,這一數據還將有所上升。
其二,中國經濟發展曾高度依賴世界市場。1995年中國對外貿易依賴度約38%,加入 WTO之後更是快速上升,在2006年一度攀升至約64%。在高度依賴外國技術和世界市場的情況下,中國長期以來通過承接低附加值的生產環節參與國際分工,扮演"打工仔"的角色,其收益與積累和發達國家相比只能稱殘羹冷炙。但在中國獨特的政治和經濟環境條件下,相較改革開放前,中國獲得了較好的依附式發展,實現了不俗的經濟增長。
然而,依附式發展並非長久之計,也與中國所追求的現代化強國夢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再適應。因為只有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得到切實提高,從全球生產鏈的中低端邁向中高端,這一目標才能真正實現。這就要中國大力推進自主創新,積極開拓 海內外市場,以擺脫"技術—市場"依附結構的束縛。近年來,中國的發展轉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正在從過去全球分工生產的從屬角色向自主角色過渡。
在科技方面,中國近年來取得了整體科技水平特別是高技術產業水平的顯著提升,並在一些高技術產業領域實現了技術自主,部分打破了西方的技術壟斷。圖3為 中美整體科技競爭力指數對比,我們可以直觀看到2004—2016年中國整體科技競爭力一直穩步上升,雖然與美國之間還存在一些差距,但是這一差距正在迅速縮小。
從具體技術和產業領域看,中國在部分生產環節實現了自主技術替代,在一些高技術產業領域佔據了全球市場的重要份額,甚至成為全球領跑者。例如,在通信領域,中國在全球5G標準必要專利申請中佔據28%的份額,居於全球首位;韓國和美國緊 隨其後,分別佔比24%和22%。在相關企業排名中,中國華為公司以擁有1694項標準必要專利,排名第一,超出美國高通公司362項。這意味著中國在5G國際標準的制定中擁有了話語權。同時,華為還在全球智能手機領域成為與蘋果和三星並駕齊驅 的生產鏈領導企業。有數據顯示,2019年第三季度華為以18.6%的市場份額超過蘋果公司,居世界第二。不僅如此,近年來華為手機已經開始用自主研發的麒麟芯片 逐步代替美國芯片巨頭高通的芯片。對西方技術壟斷的突破同樣出現在面板行業,中國京東方(BOE)已經建成了全球第二條量產的新一代柔性屏幕生產線,打破了三星長期以來在該領域的技術壟斷。目前華為手機全球生產鏈中的顯示屏也主要由京東 方提供,中國的科技企業正有聯盟趨勢,這為中國日後擺脫在全球生產鏈中被技術鎖定的狀態奠定了基礎。
中國取得的上述科技成就主要來自其對研發和人才規模的重視。中國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從2000年的895.66億元增長至2017年的17606.13億元。研發強度也從2000年的0.89%增至2016年的2.11%,這已經接近甚至超過部分發達國家的研發強度。如2016年美國、英國、德國的研發強度分別為2.74%、1.69%和2.93%。同時,中國的科技人力資源規模也進一步擴大。研發人員全時當量由2000年的92.21萬人年增長至2017年的403.36萬人年。
除了科技進步,中國在市場控制方面也取得了重大進展。中國廣闊的國內市場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中國據此開始在世界市場發揮重要影響 力。中國進口總額從2005年的6487.12億美元增長至2018年的25473.12億美元,佔世界的比重從約5.1%升至約10.4%,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消費市場(美國2018年進口總額約佔世界的12.8%)。這意味著世界經濟增長對中國消費市場的依賴程度較過去有了大幅上升。相反,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市場的依賴度卻整體上呈相對下降趨勢。2010年,中國出口增加值佔GDP的比率為18.2%,此後幾乎逐年下降,2018年為14.3%。這為中國企業掌握市場銷售終端奠定了重要基礎。依託廣大的國內市場,中國零售企業開始躋身全球前列。據《2018全球零售力量報告》統計,2016年共有京東、蘇寧等14家中國零售企業進入世界前250強,且以唯品會和京東為代表的中國電商在2011—2016年增長率排名中位居第一和第三。中國企業在世界零售市場的控制力正逐步上升,正在擺脫過去過度依賴海外市場的依附狀態。
技術和市場自主控制使得中國在全球生產鏈中的依附地位得到改善,議價能力有所提升,正從依附式發展向自主式發展轉型。這主要表現在中國出口增值能力的提升。有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總出口、貨物和服務貿易出口中每1000美元出口增加值較2010年分別提高了93美元、101美元和55美元。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國在全球生產鏈分工中的收益增長。而且,從不同貿易類型的出口增加值增長潛力看,貨物 貿易出口要高於服務貿易出口,這主要得益於近年來中國製造業的發展和產業升級轉型。此外,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GVC position index)也呈現上升趨勢。據 統計,自2006年以後,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開始上升,從-0.11 逐年上升至2011年的-0.08。而且這種上移並非依賴自然資源類的出口,而是有賴於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的上移。中國製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在2014年創造新高,達到0.0114。這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國在全球分工生產中地位的上升是技術自主能力的加強帶動的。
更能直觀反映中國在國際生產和世界市場中地位改善的實例是中國在此次中美貿易衝突中面對美國的極限施壓並未過多妥協,也並未遭受重大經濟衝擊。這說明中國經濟的依附性已經大為減弱。一方面,美國的加徵關稅政策並沒有嚴重衝擊中國在世界生產中的地位。從美國對華徵稅的兩批商品的出口表現來看,第一批500億美元清單商品及相關商品在2019年1—7月的出口總額為2660億美元,同期上升4.3%。
其中,約40%的商品實現了出口轉移,即對美出口下降但是出口總額上升,約24%的商品不僅實現了出口總額上升而且對美出口額也出現增長。還有約5%的商品雖然總出口額下降但是對美出口卻逆向上升。第二批2000億美元清單商品及其相關商品在2019年1—7月的出口總額為5353億美元,同比上漲0.01%。其中,約32%的商品出現出口轉移,約24%的商品實現出口總額和對美出口額同步上漲。由於第一批商品徵稅時間早於第二批,因此中國尋求出口替代的進程也更順利。從目前掌握的數據看,美國徵稅政策幾乎沒有對中國的出口造成致命打擊,中國對美出口下降的份額一定程度上被對歐盟、韓國和東盟等國家和地區的出口上升消解了。另一方面,在貿易衝突的影響下外資並未大規模撤出中國。中國廣闊的市場、完備的產業鏈和良好的基 礎設施使得其對跨國公司具有一定的反制能力,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球生產鏈從中國轉移出去的遊移性。目前,雖然出現了部分跨國公司將工廠遷至越南等人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現象,但是這種轉移受到一定限制。因為東南亞的工人素質、基礎設施和供應鏈建設等各方面都遠不如中國。即使是技術要求較低的服裝業,也難以做到高效便利的採購原料和運輸,成品質量也較為粗糙,遑論技術要求較高的其他製造業。由於產業鏈的完備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穩定的政治和充足的人才與資金,在短期內是難以替代的。因此,即使在中美貿易衝突的背景下,也沒有發生大規模的生產外移,並未對中國的代工企業造成重大沖擊。
中國擺脫"技術—市場"依附式發展與美國維護既有的國際分工格局是一個充滿衝突的過程。中美貿易衝突正是這種衝突的集中表現,也是這種衝突的必然結果。中 國近年來對西方技術壟斷的部分突破、在世界市場中駕馭能力的提高以及在全球生產
鏈分工中地位的改善表明其正在突破"技術—市場"依附式發展的過程中。這種突破與轉型是中國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的基本物質基礎,是中國必然經歷的選擇。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跨國公司認為這一過程"威脅"到其鏈主地位和既得利益,引發了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的焦慮與擔憂。因為儘管中國的技術水平和在世界市場中 的地位與美國相比還有一定差距,但是這種差距正在迅速縮小。讓美國擔憂的不僅是中國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更是支撐中國發展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和模式,因為這是使中國取得讓西方世界意想不到的發展速度和成果的制度性原因。因此,美國作為既有的國際分工的最大受益者,必然要將中國快速發展的勢頭遏制住以維護其原有的優勢地位,繼續保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是維護美國霸權的經濟基礎。綜上所述,中國 近年來在技術領域的突破以及國際生產中地位的上升趨勢是美國發起貿易戰的主要原因。這背後是對其經濟主宰和政治霸權地位可能喪失的焦慮。
五 結論
如同國內生產分工一樣,國際分工過程中形成的國際生產關係既是國家間經濟利益分配的基礎,也是國際政治權力格局的基礎。這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是認識當下中美貿易衝突的理論基礎。
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處於依附論學者所描述的依附地位,其依附 的具體形態取決於資本主義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和擴張特徵以及各國國情,即使發展也呈現出一定的依附式發展的特點。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西方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大規模直接投資和非股權經營安排,西方跨國公司憑藉技術壟斷和市場壟 斷在全球範圍內組織並控制著全球生產鏈。在新的全球生產鏈分工中,發展中國家由於缺乏關鍵技術和對世界市場的控制能力依然處於依附地位,在這種"技術—市場"新型依附形態下,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獲得了全球分工產生的絕大多數附加值,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僅獲得少量的附加值。極度失衡的價值分配使得參與這一分工的發展中國家難以獲得發展,即使發展,由於技術與市場受控於發達國家也只能是依附式發展。
中國曾經是在全球生產鏈分工中實現依附式發展的典型,並且由於中國自身的特 點以及制度優勢成為這種依附式發展的"翹楚",但這種依附式發展缺乏穩定性和自主性,難以高質量、可持續地發展。中國必須逐漸從依附式發展轉向自主式發展,才能真正實現現代化強國夢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種發展模式轉型的重要物質基礎之一就是從全球生產鏈分工中的中低端邁向中高端。這種跨越首先需要突破當前的 "技術—市場"依附結構的束縛。中國近年來通過自身努力在技術上打破了西方部分技術壟斷,在世界市場上提升了話語能力,改善了在全球生產鏈中的從屬地位。這種發展勢頭觸動了過去在國際分工中佔據優勢地位的美國的神經。作為當前國際分工 結構的維護者,美國必然要抑制中國在國際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以維護其政治霸權的物質基礎。兩國相左的利益訴求勢必發生衝突,這是中美貿易衝突的根源所在,也是科技戰成為貿易戰焦點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見,中美貿易衝突的本質是中美高技術產業之爭,是事關中國發展權之爭。
美國對中國正當發展權的打壓體現出美國唯我獨尊的霸權主義心態。中國的發展已為世界經濟增長做出重要貢獻,也給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企業帶來了豐厚利潤;並且中國一直且反覆向世界表明和平發展的方針和永不稱霸的原則,積極倡導並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這是寫進中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黨章中的承諾。可以說,中國已經向世界承諾了不會積極尋求替代美國成為下一個世界霸權國,中美之間完全可以通過協商的方式解決利益糾紛。但是美國一些政客視中國的發展為"威脅",以壓制中國的正當發展權為貿易衝突解決的方向與目標,這體現出其霸權主義的心態。
為此,中國必須做好迎接美國對中國發展長期打壓的思想準備。過去中國依靠自己的制度從依附式發展向自主式發展過渡,將來中國仍然要依靠自己獨特的制度做好新形勢下的改革開放,切實提高自身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現代化水平,在世界舞臺上創造出新的競爭優勢。唯有此才能夠突破美國的打壓,從全球生產鏈分工的中低 端邁向中高端,成功地實現從依附式發展向自主式發展徹底轉型,實現中華民族現代化強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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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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