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沃土神童
解縉，字大紳，號春雨，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明代內閣首輔、右春坊大學士、著名文學家和書法家，《永樂大典》的主持纂修者。
1369年12月6日，大明建國第二年，解縉出生在吉安這片文化沃土之上。吉安古稱廬陵，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這裡民風淳樸，人心向學，名家輩出。據史料記載，這裡歷史上出過“狀元十五人，榜眼十六人，探花十四人，進士三千多人”。“隔河兩宰相，五里三狀元，十里九佈政，九子十知州”是流傳在這裡的美談。
廬陵文化的精髓是文章節義，其精神實質是剛正不阿，忠誠正義，捨身報國。文壇領袖歐陽修、民族英雄文天祥、抗金名臣楊邦乂、“脖子最硬者”胡銓、南宋名臣周必大、一代詩宗楊萬里，都是廬陵文化的典型代表。
解家為廬陵世代書香門第，家族中人無論男女長幼，崇尚讀書。在江西吉水鑑湖畔，很多人都知道解氏這個家族。其家學深厚，藏書萬卷，世代苦讀研習聖賢絕傳，每一代族男中都有人中進士，做高官，甚至同堂會考，同時中第的現象也屬平常。即便不願做官的那些士人，也先考取進士，後隱居山野，參悟經學。據其族譜記載，從唐至清，共出了48位進士。
解縉的父親名解開，早年考上國子監監生，因博學多才，人們都尊稱他為“筠潤先生”。解開對儒家經典爛熟於心，精於《易》《書》等經典，學成之後，又先後拜會諸多大師，研習《春秋》、《禮》、《詩》。解開一輩子不喜做官，潛心研究古文辭和詩歌。明初，解開曾兩次被官府以賢良之德邀請做官，都以父親故去，需守節盡孝為藉口而推辭。他一生心無旁騖，淡泊名利，主要精力致力於著書、辦學、育才等，著有《書解》《文集》等多卷。
解縉的母親高妙瑩是位大家閨秀，性格賢良淑慧，從小在父母的薰陶下飽讀經典，對經史、傳記、天文、地理、醫藥、女紅、烹飪皆很有研究，書法也頗為了得，尤其擅長小楷，字跡娟秀清麗，可謂多才多藝。孩子們在父母的薰陶和訓練下，讀書作畫已成樂趣和習慣。解縉自小在這樣的氛圍中耳濡目染，日後其書法詩詞皆佳，與父母兄弟的研磨薰陶不無關係。
解縉的長兄解綸，大他11歲，兄弟感情極好。解綸對解縉來說，為兄為父為師，皆不為過。洪武二十年（1387），解縉學有所成，奉父命參加江西鄉試，解綸陪同，兄弟雙雙中選。第二年春天，兄弟倆與他們的妹夫黃金華進京參加會試，三人又同時中第，可謂解家一大喜事。解綸後來也在朝廷為官，先後任職福建道監察御史和禮部儀制司主事。但解綸跟父親性情相同，不喜官場，終於還是找藉口辭官，歸隱家鄉侍奉雙親。
解縉從小就有語言天賦，有超常的記憶力和思維能力，不僅反應快，應答迅捷，而且金句頻出，因此十里八村都稱他“神童”。在江西吉水縣，至今還流傳很多關於解縉的傳說，對其機敏和睿智，多有演繹。大明年代，天賦異稟的才子、“神童”不勝枚舉，而像解縉這樣的幼童，算是特別突出的一個。
五歲時，父親解開挑揀淺顯易懂的文章試著教解縉學習。誰知所教的書目，解縉全能脫口背誦。六歲時，族叔祖解成我給他出了小題目，題為《小兒何所愛》。解縉脫口吟出四首，其中有二首說：
小兒何所愛？愛此芝蘭室。更欲附飛龍，上天看紅日。
人道日在天，我道日在心。不省雞鳴時，泠然鍾馨音。
解縉兒時的妙句無數，多數都是這樣隨口而出，不曾記錄，只有少量的類似之詩，因為當時被許多人傳錄，便留存下來。人們紛紛驚歎這個六歲的娃娃吟出這樣的詩來，其胸襟這樣的開闊，語言充滿哲理，氣魄如此的博大。
解縉七歲就已經可以撰寫文章和詩賦。他寫字時，吸墨很厚，下筆不休，常常是蘸飽墨水，一揮而就。他不僅字寫得特別好，還才思敏捷，遣詞造句提筆即成。相傳在他九歲時，跟隨父親一起到江邊，小解縉看見水花瀲灩，可樂壞了，一下子脫掉衣服跳入水中。父親逗他說，快對句子，要不不許上岸，然後笑著把他的衣服放到樹上，隨後說：“你聽好：‘千年老樹為衣架。’”解縉想都沒想，應聲而答：“萬里長江作浴盆。”解開看著這個頑童，百感交集，似乎這個小娃娃並不像自己那樣甘於平淡，言詞抱負不凡，行事灑脫率性，如此志向，如此性格，不知道將來會遭遇什麼福禍。
解縉到了十歲，解開看他如此聰慧，功課就加了量，小解縉仍不感到吃力，已經可以日背誦上千字以上的經書。十二歲的解縉就已讀懂四書五經，能貫通理解書中義理，每每解開考問他一二，無不應答如流。十三歲的解縉，已經可以寫很多有名的即景詩詞了，如“雲閒花秀麗， 風靜竹平安。詩興梅邊得，琴清月下彈”和“蒲葉桃葉葡萄葉，草本木本；梅花桂花玫瑰花，春香秋香”等等，這樣新穎別緻、膾炙人口的句子，往往是脫口而出。
吉安民間有解縉兩副經常被人提及的對子，可謂傳說最廣。一副是過年的春聯，內容是“門對千棵竹，家藏萬卷書”。據說，他把這副春聯寫完之後貼到門上，對面的財主看了很不高興，覺得解縉在說自己雖有家財萬貫，但不及他家自有書香，於是生氣地派人將竹子全部砍倒，這樣對聯就不成立了。解縉看了，覺得好笑，就把對聯改成“門對千棵竹短，家藏萬卷書長”。那個財主更不高興了，馬上派人把竹篼也挖掉，心想看你這回還怎麼改。解縉見狀揮筆又改成“門對千棵竹短無，家藏萬卷書長有”，一個“無”一個“有”，對得相當工整。財主氣得無可奈何。這副對聯被解縉從五個字加到七個字，字字對仗，逐次意深，十分巧妙。
另一副對聯是解縉諷刺朝臣錦衣衛帥紀綱的。紀綱是皇上最寵信的內臣，為人奸詐，雖小有文墨，但喜歡賣弄，解縉早就看不慣他。一次在宴會上，紀綱當著朝中大臣們吟出“塘裡水鴨，嘴扁腳短叫呷呷；洞中烏龜，頸長殼硬矮趴趴”的對子讓解縉對，諷刺解縉身材矮小，其貌不揚。解縉也聽出他不懷好意，也沒客氣，就回了個“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在場的大臣們聽了，都知道是諷刺紀綱才學粗陋，為人淺薄。紀綱雖沒當場發作，但恨意更增。日後解縉的確是死在紀綱的手中。
二、嶄露頭角
時光流轉，解縉到了應考的年齡，父親開始為他準備參加院試的行裝。院試是進入科考的第一關，過了院試的考生叫作秀才，考中秀才可以留在當地縣府開辦的學堂學習，準備更高一級的考試。到了考試那天，解縉辭別父母趕赴考場，不想一考即中，輕鬆地取得了“稟生”的身份，就是秀才中成績最優秀的一類。
到了秋天，八月楓紅橘黃，解縉又奉父親之命參加鄉試。鄉試中榜就是舉人，舉人裡的第一名叫做“解元”，鄉試放榜一般在桂花飄香的九月。放榜那天，解縉跑去一看，還真就考中了，不僅成績優秀，還拿了第一名“解元”的桂冠。消息傳到解家，解開喜得合不攏嘴，感嘆這最小的兒子，一路考場奪魁，不枉自己多年教誨，內心十分欣慰。
過了一年，解縉打點行裝開始進京參加會試和殿試。會試和殿試可是關鍵的考試，因為只有通過這個考試，才算是真正的由“學優”而進入“為仕”的階層，即是大多數讀書人渴望的科舉為官。會試和殿試其實是一個考試的兩個環節，會試由禮部主持，考過了才叫做“貢士”，其中第一名叫“會元”。取得了“貢士”的身份後才可以參加殿試。殿試才是真正決定命運的時刻。簡單地說，就是會試確定是否博學，是否獲得參與國家管理的資格；而殿試決定是否可以擔當重任。殿試一般是皇上或由其指派的大臣主持，出的題主要是考策論，也就是治理國家的大事。考中了按名次分三甲，一甲三名，依次是狀元、探花和榜眼，叫進士及第；二甲若干名，叫“進士出身”；三甲也是若干名，稱“同進士出身”。對讀書人來說，這就可以開始做官了，“三更燈火五更雞”的苦讀，為的都是這一刻，所以人人都期許在會試上考出好成績，以慰寒窗。
解縉此次進京趕考，同行的還有哥哥解綸和妹夫黃金華。解父命三人結伴而行，相互照應。也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解縉顯得泰然自若。這樣的考試只“因循義理，不求獨立創新”，他就更覺容易了。會考的格式是八股文，解縉在學宮幾年，每天都被訓練用這種格式撰寫文章，十分熟悉；至於文辭華麗，對他來說，更不在話下。
會試因為是最後一輪考試，直接關係到為國家選拔人才，所以考紀十分嚴格。大考在即，解縉和哥哥、妹夫，半夜即起，天亮已到皇宮門外，按著規矩魚貫而入，被隔在斗室之中。解縉在考場中洋洋灑灑，妙筆生花，將平日所學盡灑長卷，對考試結果胸有成竹。會試結束後，三人竟同時中榜。這“一門三進士，兄弟同登榜”的喜訊不僅轟動京城，在吉水也傳開了。解家懸紅掛彩，祭祖謝宗，只等殿試結束，盼來更喜人的消息。
三人開始準備殿試，通過殿試之前的複試後，次日天不亮就來到皇宮之外，等候入場。殿試要考一整天，通常是黎明入場，黃昏才出場。明太祖朱元璋對這一次科考選才特別重視，聽聞此次會試竟有“一門三位進士”同榜。趕緊調閱了一些試卷，只見一考生文筆靈動，論理豐贍，句句切中時弊，正是時下盛傳為“神童”的解縉。此人鄉試奪冠，會試第七，哥哥、妹夫同登榜第。再細細揣摩裡邊的內容，真是倚馬千言，字字珠璣，內心早已讚歎不已，決定對他再考問一番。
到了那日，朱元璋宣旨召見登科進士，大家來到殿上。朱元璋看解縉混在一群成人之中，落落大方，事先就有好感。想起他在策論中出色的表現，而且人人都說解縉出口成章，智慧敏對，就想測試一下他的詩詞功夫。朱元璋看大殿之上一片喜氣，人人臉色如春風拂面，又看窗外綠柳依依，於是就以“春風”和“垂柳”為題目，讓解縉當場賦詩。解縉從容展卷，運筆落字，瞬間賦詩一首：
慢慢春風入舜韶，綠柳舒葉亂鶯調。
君王不肯娛聲色，何用辛勤學舞腰。
寫完後未加思索，又提筆寫道：
御柳青青近綠池，迎來攫秀不違時。
皇恩天地同生育，雨露無私亦共知。
書畢呈上。朱元璋看他不慌不忙，援筆立成。不禁喜上眉梢，欲立即廷前點解縉為狀元。這時有人悄悄進言，說皇上欽點狀元，應取吉祥運勢、順國順民、國泰君安的名字才好。解縉的名字不好，名和字中的“縉”和“紳”，雖然都是高官的意思，但是跟姓氏連上，寓意不祥。“解”字音同“瀉”，國家的官員都遭流失，這樣國家還能安存嗎？此大不吉。原來，有大臣發現解縉的卷子，文辭太過尖銳，立論敏感直白，特別是對皇上提出的某些政見，針針見血。他抓住朱元璋比較信奉奇學異術的心理，編了上邊一段話，想方設法要把解縉降下來。中國古代選拔狀元，雖然看重學問，但對狀元的相貌和名字也多有諱忌。外貌英俊的，自然代表國家才俊的形象，外貌奇醜的，或者名字不吉利的，肯定是要在點狀元時受影響。朱元璋儘管很想點解縉為狀元，但是聽大臣這麼一說，就有些猶豫，只好點了一個名字和相貌都不錯的任亨泰為狀元，預示大明“亨通康泰”；而解縉被點到二甲，給了個進士出身。日後史料證明，這個任亨泰，一生平平，並沒有在歷史上留下重要的印記。
解縉雖然失卻狀元頭銜，但朱元璋心裡知道解縉是可用之才，忍不住又對他考問幾番，越發覺得解縉才學卓然，為人坦誠，是日後不可多得的人才，於是當即留在翰林院，授予中書庶吉士一職，負責起草詔書等事。解縉的哥哥解綸亦被任命在禮部任職。此後，解縉在翰林院每日學習，也試著處理一些文件，常傍皇上左右，探討朝中政務，閒來也陪伴皇上吟詩作對。因其機靈敏捷，言辭謹慎，漸漸得到皇上的信任，朝中大臣知他日後有大作為，紛紛對他另眼相看。
在翰林院工作後，解縉很快就展露出卓越的政治才幹。朱元璋慧眼識人，發現他對政、史都頗有心得，為人也風趣幽默，十分喜歡，君臣相處越來越融洽，有時甚至用膳都要解縉陪著。一日，朱元璋與解縉一起在大庖西室用膳，二人越談越投機。說到動情之處，明太祖就對解縉說：“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爾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意思是說，從國家社稷而言，我們是君臣，但情如父子，你從會試到現在也接觸不少政事，有什麼想法，都應該坦誠說出來，不能隱瞞。解縉畢竟年輕，覺得明太祖的這番話情深意切，自己的滿腹經綸要用在皇帝的社稷江山上，才不枉這份深情。
飽含對皇上的信任和精忠報國的熱忱，解縉連夜修書，並以“封事”的形式交給皇上。“封事”是朝中大臣遇到重要的事情所用的一種密奏皇帝的形式，就是將寫好的奏章，雙重加封放在一個黑色的袋子裡上呈，以示重要。朱元璋詳細地批閱了這封長達萬字的諫書，讀得時而熱血沸騰，時而冷汗淋漓，稱得上是驚心動魄。這封鴻篇鉅製的萬言上疏，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大庖西封事》。
在這封奏書中，解縉忠肝義膽，直言坦陳，從當時國情的現狀說起，就帝王讀書的選擇，到國家律政的頒佈；從揚善懲惡的必要，到獎勤罰懶的推行，要求皇帝嚴肅朝章，減免重稅，以德代刑，賞褒善政。文中字字直指時弊要害，句句直戳皇帝內心。解縉畢竟飽讀經史典籍，知道直言諫上的風險，他把所有錯誤都歸結於皇上身邊沒有諫諍之臣，不能及時奏稟實情，江山之大，非皇上一人可及也。盛讚皇上乃絕世英才，古往今來，不靠祖蔭庇佑，隻身奪得天下，除漢高祖之外，唯有朱元璋一人。解縉這篇萬言上疏，從讀書、用人、刑典、稅賦、軍事和社會風氣等方面都細細地加以剖析，可謂是言之灼灼，用心良苦。
解縉認為，書籍有良莠之分，皇上應當棄佛學道教、星術占卜等旁學雜論，讀古聖先賢之經典；並建議編修儒學類書作為朝綱的執政精要，重修《禮經》《樂經》，以孔孟之尊，師表萬民。他還認為，皇上不應過於信奉星術迷信，禁止娼優雜藝，對蠱惑民眾之舉要予以禁絕。解縉還提出知人善任的必要。他指出現行的官員制度中，需要大膽改革。他力主嚴肅綱紀，擇人擇賢，整合縣府，精減冗員。對阿諛奉承、溜鬚拍馬、無所作為的官吏要革黜罷免，以正朝綱。對官員的考核，不能僅以皇上的喜好為標準。
解縉反對重典酷刑，認為皇上“以不嗜殺人得天下”，而真正得到天下後，卻殺戮過多，用刑典過重。“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奏摺中，解縉還闡述了國家賦稅科斂的重要，認為豐年災年，稅賦要有區別，災年少交賦稅，豐年適當增加。另外土地肥沃和土地貧瘠地區的稅收也不能一概而論，豐沃地區多產米糧，多交一些，貧困地區適當減免，在受災嚴重的地區要開倉賑糧，救助百姓，禁止徵稅時出現欺辱平民的現象。
奏書的最後，解縉還提出不要忌兵諱武、粉飾太平，國家軍事力量是保家衛國的重要保障，要大力開展全民練兵；為了鼓勵習武，不僅要開文科狀元，也要開武科狀元，做到盛世有備，戰時不驚，才為上策。
可以說，解縉秉筆直書的坦白，讓明太祖朱元璋也大吃一驚。朝廷太久沒有諫臣了，而解縉這次幾乎指出明朝社會現存的所有重要問題。在第二天朝廷的晨會上，朱元璋當廷公開宣讀，聽罷廷下一片譁然。朱元璋這個聰明的皇帝，終於借用解縉之事表明自己是一個善於納諫的好皇帝，殺戮歸殺戮，朝議歸朝議，重臣皆稱頌朱元璋：“我皇如此匿瑕含垢，大明之幸也。”通過此事，解縉名滿朝野，因該封事被皇上肯定，文章也的確妙語連珠，竟在天下廣為傳頌。
“人怕出名豬怕壯”。解縉的出名，贏得一些人的敬佩，也遭到一些朝臣的嫉妒。解縉到底是年輕，不懂順勢低調和與人分享的道理，不久又向朱元璋上奏一封上疏《太平十策》。這次他再次闡述自己的新政觀念，內容雖與上次封事相近，但是也做了提升和補充，並且在文詞中頗下了功夫，從行文到論證，從例舉到用典，字斟句酌，語氣也十分溫和。但朱元璋並沒有表態。
三、被貶蟄伏
兩次上奏的初戰告捷，讓解縉躊躇滿志，情緒高昂，絲毫沒有注意到皇上和文武百官已經開始對他疏離。這個意氣風發的少年，浪漫而無畏，終於讓他的仕途走向危機。
首先是他與兵部尚書沈溍的矛盾。沈溍是比解縉早幾年的進士，也是一博學才子，做過兵部尚書、工部尚書，可謂是深諳為官之道，在朝廷上多有威望。沈溍有一親信，因與人發生口角，將人打傷，被打者傷勢不重，沈溍已作相關處置。解縉向皇上進諫，說兵部管理不善，士兵紀律鬆懈，時有擾民事件。皇上聽了，知道沈溍是朝廷重臣，縱有小小瑕疵也不為過，就想草草處理。沈溍趕忙向皇上陳奏，言說經過，並表示以後定會加強管理，杜絕此類事件發生，那個親信也做了降職處理。經過此事後，沈溍內心不快，已將解縉記上一筆賬。
那一天，解縉有份差事，需要到兵部請調差役，當差的恰好是沈溍的那個親信。他心存怨恨，見到解縉自然百般刁難。解縉當即大怒，歷數兵部不作為，不改悔。有人就笑話解縉個矮貌醜，惹火解縉，與那人對罵起來。世間流傳解縉的那首“世人笑我矮砣砣，我笑世人著衣多。倒吊起來沒點墨，身高一丈又如何”，就是那時的怒言。事過之後，沈溍先發制人，來到皇帝面前告狀，說解縉驕狂不檢點，到兵部請調兵役，恰逢調配繁忙，沒有及時派給，就大鬧兵部；且出言不遜，有辱斯文，有詩為證。朱元璋聽後非常不悅，認為解縉與一個士官爭吵，有失身份，雖未責罰，卻認為“縉以冗散自恣”，從此對解縉降低了信任度。
第二年，又發生他為李善長辯冤之事。李善長一生謹小慎微，還是沒有逃過開國君王與開國功臣之間矛盾爭鬥的悲慘命運。李善長死後一年，虞部郎中王國用找到解縉，懇請代他寫一篇奏疏，並不要求解縉署名。解縉聽後慷慨激昂，當即寫了封《論韓國公冤事狀》的奏疏。沒想到這封奏疏遞交後，成為他在朱元璋心目中跌落的第二個階梯。朱元璋看後勃然大怒，要殺王國用，就有朝臣說這不是王國用所寫，是解縉的代筆。朱元璋聽後更加大怒，將解縉叫來，怒氣衝衝地將一根荊棘手杖拋到殿下。
此事過後，朱元璋對解縉開始產生不滿。而解縉並沒有吸取教訓，仍然替人代寫草疏，處處與人爭執。朱元璋認為他極不成熟，容易惹是生非；又可惜他滿身的才華，最後還是做了折中，決定將他調到江西洪都，做監察御史，待他在地方上磨鍊一段之後，再行任用。
解縉來到江西，並沒有認為這是皇上對他的貶謫，反而覺得是皇上對他信任，交給他一項重要的任務。解縉似乎沒有悟透朱元璋的苦心，仍然行事如初，與地方同僚相處也不太融洽，加之少年得志，為人行事都有些隨意，半年也沒融入當地之中。隨後，又再次發生了代夏長文草疏彈劾都御史袁泰的事件。
朱元璋十分不悅，決定讓他帶薪還鄉，令其讀書修史，以觀其後效。自此，解縉回到了吉水研讀學問，長達8年。每日除早晚到父母身旁請安，其餘時間解縉都把自己困在書齋裡。這一段時光，解縉學問精進，他對諸子百家之論，甚至之前勸皇上棄讀的那些佛學道義方技之書，都一一研讀，對“天道”的理解，對生命的奧妙和命理的神秘，皆有新的認識。這一段讀書的經歷，讓解縉本已博學廣覽的知識面更加深厚。這為他之後完成明成祖佈置的修史任務，以及後來《永樂大典》的纂修，都打下堅實的基礎。
這八年時間裡，解縉還有一個重要收穫，就是詩歌和書法大有進益。他寫了《過彭蠡望廬山》《書學源流詳說》《說詩三則》《書學詳說》等文章。除讀書著文，解縉還撿起以前喜歡的書法，每日臨帖揣摩，書法藝術更為成熟。解縉最擅長草書和小楷，他的小楷，筋力豐厚，端莊秀氣。他的狂草，更像他的性格，奔放不羈，似乎在詩文中不敢釋放的情緒都在此釋放。狂傲縱騁，用筆生辣，看後讓人神情激盪，酣暢淋漓。
一晃，解縉歸家已是第八個年頭。這一年解縉母親去世。解縉按著母親的遺願辦了喪事，決定守靈三年，再入土下葬。母親走後，就傳來了皇上駕崩的消息。解縉頓覺五雷轟頂。趕快打點行裝，拜別父親，馬不停蹄地趕到京城，想去祭拜先帝。先帝沒有祭拜到，卻接到被彈劾的通報。說他母未葬，父九十，擅自離鄉，此乃不孝；皇帝讓他歸讀十年，八年來京，不尊皇命，此乃不忠；外官入京，違反擅離信地詔令，此乃違法亂紀。解縉作為昔日朝官，該明理知法，卻犯下如此罪狀，實當重罰。解縉一聽，晴天霹靂，自己一片忠心，竟憑空飛來橫禍，只恨小人得志，陷害忠良。最後，建文帝將解縉貶至河州衛，做個小吏，並且令他不得停留，即刻動身。
河州，今甘肅蘭州的西北，距京城千萬裡，又名抱罕，廣居漢、回，蒙古及東突後裔東鄉和撒拉族，明王朝亦為邊塞，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這裡地處高寒，民風不化，各種居民時有紛爭，一直是罪臣和囚犯的歸屬地。解縉一個江南書生，身體又弱，耐不住這裡的霜寒。想著八年的苦等，卻換來如此的結局，實在讓人心寒。解縉也想過在這裡有一番作為，開蠻夷之教化，傳儒典之精華，可是他幾經籌設，皆以失敗告終。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輕，難以推行，忽覺自己這滿腔的抱負，一身的學問根本無處可用。轉眼深秋，天氣漸寒，解縉所帶衣物皆為江南薄衫，遂需添置一些冬衣以御風寒，薪水微薄，買不起毛皮，只能添些厚夾襖。人生如戲，世事難料，可嘆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才子，如今落得如此窘迫。
解縉在河州苦苦待了半年多。一天，他突然想起曾與之交往密切現任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大學士的昔日同僚董倫。於是，解縉冥思苦想，寫下一封情真意切、言辭中肯的書信給董倫。董倫是個正直而善良的老臣，對解縉倍感同情，從中作了不少工作。沒多久，皇上宣旨，召解縉回京，授予他一個翰林待詔的職位。這是一個九品官職。解縉也顧不得官位的大小，趕緊打點行裝，一刻不停地返回京城。
四、輝煌時光
靖難之役後，朱棣當上皇上，殺掉一大批朱允炆的餘黨。一些大臣降順了他，也有一些朝臣寧死不降。解縉屬於歸降的那一類，他自有他的理由，並勸說自己的好友胡廣、李貫等一眾文臣，一起擁戴朱棣。
解縉覺得，自己雖然投靠了朱棣，但不算逆臣。一則自己初入京城，建文帝並未重用，反倒將自己發往河州。其二，建文帝雖然仁慈孝悌，但是缺少決斷，而燕王聰慧剛毅，有勇有謀，能成大事。三則朱棣也是皇家血脈，換皇帝只是他們的家事。
朱棣奪位登上帝王的寶座之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詔告天下。而這個寫《登極詔》的人選卻需好好篩選，需找一個德高望重、文采斐然的，最好是建文帝的舊臣才好。朱棣首先想到的是方孝孺。方孝孺是建文帝最親近的大臣，他破口大罵，痛斥朱棣奪權的行徑。這大大惹怒了朱棣。他當著方孝孺的面一個一個地殺死他的親人。方孝孺強忍悲痛，寧死不屈，後被處決於江蘇南京聚寶門外，時年四十六歲。朱棣又找宋濂的另一弟子樓璉，樓璉不敢不從，當廷答應。回到家中，悲憤交加，含淚吊死在家中。相傳，大臣姚廣孝推薦了另一個人來，這個人就是解縉。他欣然上前，朗聲接旨，並提筆洋洋灑灑，一封文辭華麗、生動感人的《登極詔》燦然成書。朱棣見解縉揮灑自如，瞬間而成，頓時大喜，即可詔告全國。
朱棣遂將解縉從原來的九品待詔提升為六品翰林侍讀，又囑託解縉為他推薦年輕穩重、知識淵博、學業有成、能辦大事的人，組建內閣。解縉於是將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胡儼等人推薦給朱棣。朱棣嚴格考察之後，將他們納入內閣。解縉不久便被任為內閣大學士，並由此成為大明第一位內閣首輔，參與朝廷最高的政務，開啟了他人生中另一個光輝燦爛的政治巔峰時期。朱棣對解縉給予高度評價，說：“天下不可一日無我，我則不可一日無解縉。”
朱棣虛心好學，治國有方，使明朝出現史上著名的永樂盛世。在朱棣統治的時代，國家富裕強盛，百姓安居樂業。他還親率朝師五次伐北，剿滅元朝殘餘勢力，穩定國家的安寧，保護國家領土的完整。他變革朝官制度，擴大外交，安排鄭和七下西洋，將中華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地。在他執政期間，還完成史上著名的《永樂大典》，大規模地修葺大明宮殿，並將京都遷往北京。
解縉在朱棣執政時所做的另一特殊貢獻，就是總裁《明太祖實錄》，為朱棣登極之後的政權穩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朱棣登基以後，略過建文帝，直接開始編寫《太祖實錄》，從根本上否定建文帝存在的合法性。朱棣又一次想到解縉。
作為朱棣的朝中重臣，解縉責無旁貸。解縉一改認真較勁的脾氣，覺得只要朝政穩定，人民安居，這種順人心之舉，也算一件善事。解縉編纂了讓朱棣滿意的《太祖實錄》，書中體現朱棣提出的所有要義。一是找到證明朱棣作為皇帝的合法性，稱朱棣是朱元璋和馬皇后嫡生，這樣就確定了朱棣嫡子繼位的合理性。二是證明朱棣登極的合法性，抹去靖難兵變的一些事實描述和來往文書。解縉在修纂中十分仔細，將查閱的存檔資料一千多份和建文帝編的實錄一併修改，刪除所有痕跡，嚴格按照“凡記錄章典制度留下參用，談及燕王和諸藩王及慫恿朱允炆削藩的奏章銷燬”的要求。經過夜以繼日的編纂，只用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完成《太祖實錄》修纂。朱棣拿著解縉送過來新書，很是滿意。
朱棣是一個心細的皇帝，《太祖實錄》編纂之後，史料上對自己不利的地方雖然刪減乾淨，但是散落在民間各處的書籍，難免還有遺漏，朱棣決定藉助蒐集古今典籍，編一部類書的機會，清理隱落在各處的文史書籍。想到這裡，朱棣再一次把解縉找來，對他談出自己的想法。解縉一聽非常高興，這和自己剛入朝時跟太祖提的建議不是一樣嗎？
不久，朱棣就下令開始編纂這部類典，宣詔以解縉為總纂官，把散載在各個書籍中的古今中外之事，分門別類，統一輯成一本類書。解縉招集人馬，量才而用，經過篩選，組成一個147人的龐大隊伍，日夜查閱。解縉不愧是博古通今之才，於天文、地理、醫藥無不覽閱，執筆的書錄人員，遇到疑難問題，前來垂問，從不滯緩，隨問隨答，令眾人歎服。他組織大家查閱大量的書籍，以“刊定凡例，刪述去取，幷包古今，蒐羅隱括，纖悉靡遺”為宗旨，把歷代文獻理出分類，做到統匯古今，大大小小的事件都標註精準。經過兩年多的努力，解縉和參與編纂的人員終於將這部鉅著捧到了朱棣的面前。朱棣欣然翻看，親自寫序，賜名為《文獻大成》。到此，這本類書的編纂才告一段落。
可沒多久時間，朱棣覺得這部類書的骨架和經緯雖已具規模，但仍然有很多地方還不夠完善，總體不夠宏闊，內容不夠豐滿，文字也應再雕琢。於是決定再次修改訂正。這一次編修的隊伍急速擴大，是原來的幾十倍。解縉仍然做總監修，又請來國師姚廣孝以及劉季篪同為總監修，從翰林院和國子監又調來總裁5人，副總裁20人，從朝廷禮部及縣府抽調一大批官員和擅長書寫的生員，三次張貼皇榜，廣納賢才，隨時吸納更多的儒生補充力量，編纂隊伍最後竟然達到3000餘人。其聲勢和規模之大前所未有，從事抄寫工作的人不計其數。由於人員之多，組織工作也更龐雜，解縉將這些人分成幾個部分，每部分又分成不同的組。所有人任務明確，分派精細，採買、分類、撰寫、抄錄、整理、裝訂、排序、校閱，每日定時通報，疑難及時解決。所有人皆聚於文淵閣內，足不出戶，早晚膳食有精細供應。解縉統領有序，按照朱棣提出的“有書必錄”的原則，緊鑼密鼓地進行著，表現出他廣博的學識和堅強的領導組織能力。
永樂五年（1407）第二次修訂的這部類典定稿進呈，這一次真的做到“網羅無遺，以備考索”。朱棣看後，總算滿意，大筆一揮，將《文獻大成》改為《永樂大典》，併為該書作序。《永樂大典》的編成，體例上沒有更多的變化，只是在“數量”和“範圍”上下足功夫。全書共有22877卷，共收錄史書圖典七、八千種，共11095 冊，約3.7億字，比宋代和元代類似的書典多出七、八倍，涉及古代政治、經濟、文學、藝術、科技、醫藥等各個領域，囊括明朝之前中華文化的全部精華和科技進步成果，被譽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經典符號，比《大英百科全書》早出300多年。
《永樂大典》的編纂，開創了我國編輯史上的一個先河，在類書以類編排的方式方法上做了改革和創新。這種在一個內容上無限擴展，旁徵博引，溯古源今，努力集天下之大全的做法，是以往任何書籍沒有的。最難能可貴的是，《永樂大典》搶救了大量遺失在民間的珍本和佚書，並將它們的原貌保存下來，使我國從秦代到明朝的許多珍貴的秘典和古籍，因這部書的編錄而完好地保存下來，為後來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研究提供最準確的資料，特別是為研究明初以前的歷史提供重要依據，是校勘古籍的重要底本。
對於朱棣來說，《永樂大典》編纂的初衷之一是想清理留在民間裡對自己不利的書籍，但這部浩大的典書的編纂，真實而及時地保留了中國歷史中最重要的資料。從這個角度來說，朱棣這個皇帝，功不可沒。而解縉，正因這部奇書，奠定了他萬世流芳的歷史地位。
五、雪地忠魂
解縉被納入內閣至位列首輔之後，開始放鬆警惕，平日跟皇上議事，開始直言不諱，對朝中眾人的評議也是實話實說，率性褒貶。很多內閣同僚都覺得他驕傲自大，有急功冒進之嫌。當年與解縉同入文淵閣共事的黃淮、胡廣等人，也與解縉有些矛盾。
皇上請解縉評點各位大臣優缺點。解縉直言拜上，但評鑑的優點話語不多，缺點倒是不少。朱棣聽後有些不悅，但表面上不動聲色。其實朱棣讓他評點大臣是想看一下解縉對人的評議是否中肯，解縉的回答，讓他有點失望。太子朱高熾知道後，拿起筆在紙上又寫出了兩個人的名字——尹昌隆和王汝玉。解縉知道，這是太子的近臣，他想了想後說：尹昌隆是一位誠實君子，但氣量不夠；王汝玉學識淵博，是不可多得之才，但為人過於利益權衡。在解縉的口中，長處被輕描淡寫，短處則不留情面。然而，沒有不透風的牆，這件事很快被傳到朝中。
解縉口無遮攔，自然使他得罪很多權臣，但讓他真正陷入僵局的，卻是太子之立。任何一個朝廷，立太子都是大事，它是關係到皇權所屬、天下歸誰的大問題。歷代皇帝，在立儲之事上無不傷透腦筋，而史上因立儲骨肉相爭、父子相殘的事件不計其數。朱棣沒有像朱元璋一樣，兒女無數。他只有三個兒子，而且太子的人選他只鎖定兩個，一個是長子朱高熾，敦厚仁義；一個是次子朱高煦，勇武強悍。朝臣們分成兩派，一派主張立長，擁護朱高熾，認為立長是祖宗規矩，而且和平時期的國家治理，更需要像朱高熾這樣學識品性都好的人；一派支持立“賢”，擁護朱高煦，認為他沉穩英武，又在靖難之役中立下赫赫戰功。朱棣心裡也不想立朱高熾，認為他雖寬厚勤勉，但性格軟弱。朱棣喜歡和自己相像的朱高煦，膽大心細，英武果斷。朱棣問解縉，解縉回答說長子仁德明達。朱棣聽了半天，也沒有聽到立“賢”的聲音，遂觸動內心的傷疤，自己就不是長子，當初父皇如果立賢，自己哪一方面比大哥差？解縉看他沉默不語，只好輕輕地說了句“好皇孫”，便低頭不語了。朱棣一愣，內心恍然大悟。原來朱棣特別喜歡長子朱高熾的兒子朱瞻基。
解縉的這一句話，點醒了朱棣，他立刻做決定，立長子朱高熾為太子，次子朱高煦為漢王。朱棣的這個決定日後證明是正確的。雖朱高熾繼承皇位不久便因病而亡，朱瞻基繼承皇位，體恤百姓，國力發展壯大，民眾安居樂業，出現後世令人稱頌的“仁宣”之治。
與此同時，失去太子之位的朱高煦並沒有死心，他不斷想盡各種辦法找機會打擊太子及支持太子的人。朱高煦深知父皇內心的糾結，故意繼續結識新貴，頻繁往來，甚至在出行禮儀上都超過太子。解縉認為臣子應維護朝廷秩序和皇家尊嚴，便上書皇上請約束漢王的言行。朱棣這次對解縉非常反感，認為他過多地介入自己的家事，離間骨肉親情。
適逢安南國發生事變，風波再起。交趾即今越南，原稱安南，因是明朝的屬國，凡國家重要之事都要嚮明朝皇帝奏報，特別是王位的繼承這等大事。安南國的大臣乘靖難之時，殺死了原來的國王，取而代之。朱棣聽罷怒從心起，這分明是蓄意謀反，藐視大明，立刻宣旨責令安南王即日退出王位，前來領罪。安南王表面應允，暗中調配軍隊，並在朱棣派出大臣督令時，企圖謀殺。朱棣大怒，下詔立即發兵安南。行前在廷上商議，不想解縉竟然當廷反對。他認為安南遠離大明，人員狀況複雜，主張疏導，先安撫後教化；武力強壓，有恐反叛無常。朱棣盛怒，當廷斥責解縉，並在七月下令出兵，大軍壓境。安南軍難抵大明強將，叛亂很快被平定。也就是在這一年，朱棣索性將安南變成大明的一部分，更名交趾，設立三司布控，陸續派許多漢人進駐管理。適巧在這時，宮中傳出朱高煦不滿父皇立儲，暗中在藩地招兵買馬，欲效仿父皇兵變的傳言。解縉聞知，立刻前來進諫。
但朱高煦也不是吃素的，此時他早已先行進京，向朱棣狀告解縉洩漏朝廷機密之罪，聲稱就是解縉將太子立儲的經過說出去的，進而引發兩派大臣廷前對立。且試卷不公之事影響惡劣，當貶。朱棣對解縉已是容忍已久，此時更是完全壓抑不住自己的憤怒，將解縉派往廣西做布政司參議。解縉在朝廷中的官職是五品，現在廣西做布政司參議是從四品，看著光鮮，實際上是遠離權力中心。永樂五年（1407）二月，解縉被以“廷試讀卷不公”貶至廣西，這年他38歲，開始第二次貶謫流放的生活。
解縉萬萬沒想到，當他歷經跋涉到達廣西時，皇帝調任他去交趾的詔文早就躺在廣西布政司的桌上，要求解縉即刻奔赴交趾，改派其到交趾督糧。原來，禮部尚書李至剛在解縉剛剛離京起程時就向朱棣上奏。他說解縉離間皇家骨肉、阻撓出兵安南也就罷了，這次解縉調任廣西，一路遊山玩水，並在沿途吟詩作畫，發洩不滿情緒。朱棣索性依從李至剛主意，再次下詔將解縉的調任。
交趾穩定之後，解縉也就完成督餉任務。在廣西的這幾年，解縉常年顛簸在運糧的山路上，身心疲憊，將所感所思都傾注在詩文上。他特別想念家人，於是向朝廷請假打算回京探望家小。決定從廣東走，繞道回到老家吉水一趟，看看父老鄉親，再去京城。
解縉一路沿水路、旱路跋涉，好不艱辛，發現沿途的交通狀況並不樂觀。準備草擬上疏一份，建議皇上開渠。回到京城，解縉才發現朱棣不在京城，已遠赴北京討伐蒙古，朝廷暫且由太子朱高熾監國。解縉想到行臣子之理，既然回到京都，總要拜見一下儲君，他去太子府拜見朱高熾後，簡單彙報了在交趾這幾年的經歷。
解縉回京的消息被一直監視解縉動態的錦衣衛捕獲，並將解縉私自覲見太子的事彙報給朱高煦。朱高煦盯上解縉之後，與同樣被解縉得罪過的錦衣衛首領紀綱一拍即合。朱高煦立即派人到朱棣面前彙報，說解縉私自回京，並密會太子，用心險惡。
解縉哪裡知道自己又一次大禍臨頭。朱棣緊急回朝，太子朱高熾因病接駕來遲。朱棣心中悶悶不樂，更覺內有蹊蹺。朱高煦這時親自來到父皇面前，又重新曆數解縉的不軌行徑，包括挑撥皇室關係，沿途散佈消極言論，私自來京，暗中勾結太子等。紀綱也在一旁添油加醋。朱棣越聽越怒，當即決定立即抓捕解縉。為了不打草驚蛇，以掩人耳目，對外宣佈召解縉回京議事。解縉聞聽大喜，自己正愁不得機會向朱棣上諫修建水道之事，將精心修改的《開鑿贛江通南北奏》再次修訂，一心要面見朱棣，詳細地把修水渠運河的計劃講給朱棣聽。
解縉剛到京都，錦衣衛就立刻將解縉逮捕入獄。解縉萬般詫異，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麼罪，大喊冤屈；見無力改變，又央求獄官將《開鑿贛江通南北奏》上呈皇上。漢王順勢勾結錦衣衛紀綱，指使獄吏在牢裡對解縉嚴刑逼供，以坐實其“大逆之罪”。解縉本來就瘦弱的身體，重刑之下幾乎送命。不久又傳來噩耗，解縉的哥哥解綸病逝，時年五十四歲。解縉因在獄中，不能前往，兄弟情深，一朝永訣，只能暗自號啕。由於悲傷過度，從此也一病不起。王汝玉、李貫、朱紘、蕭引高、高得抃等人也相繼被虐待、受餓，生病而死。解縉遇到一個敬重他的獄卒，暗中經常照料，才在獄中捱了五年。
永樂十三年（1415）年後，一場大雪飄揚而至。這天，皇上照例讓紀綱拿出牢裡犯人的名單，想在元宵節時赦免一批，看到名單上赫然寫著解縉的名字，面無表情的臉上一片沉靜，沉吟半晌，才慢慢地吐出一句：“縉猶在耶？”紀綱一愣，暗自偷窺皇上的面容，在這張飽經風霜、久經沙場的臉上，他沒有看出任何表情，於是答道：“是，還活著。”接下來，沒有人說話，周圍除了皇上緩慢而用力翻動紙張的唰唰聲，還是一片死寂。
回到獄所處，紀綱百思不得其解，最後從皇上用力翻閱的手指上找到答案。於是，他備好烈酒，來到獄中，讓獄卒將解縉帶出來，又端出幾個好菜。解縉好酒，說“就是死也要先喝頓飽酒”。一語成讖，這頓酒就是解縉的送行酒。紀綱把解縉灌醉之後，趁其酒醉不醒，將其拉到冰天雪地裡。白茫茫的雪仍舊下著，悄無聲息。解縉沉醉在雪地裡，靜靜地逝去。這個人們公認的才子，就這樣凍死在雪地中。那年，他才47歲。解縉出生時，曾經有人看到一道白光掠過；死後，仍然有一道白光升騰，在場的獄卒都暗自驚奇。
解縉的死訊傳出，皇上沒有言語，但也算死無對證。謀反的下場必定是殃及家人。解縉的妻子、兒女和宗族立即被流放遼東，財產充公。解縉慘死後，友人將其草草置於郊外之寺，後由親屬將棺柩帶回吉水，悄悄葬在仁壽鄉山腳下。其間朱棣於永樂十七年（1419）遷都北京，永樂二十二年駕崩於出征蒙古途中。隨後太子朱高熾繼位，稱明仁宗。他查看解縉對朝臣的評鑑後說，“言縉狂，觀所論列，皆有定見，不狂也！”於是下令赦免解縉的家人，使其宗族得以迴歸故土。英宗朱祁鎮繼位後，歸還解縉家產。解縉死後五十年，憲宗朱見深恢復解縉的官職，修復解縉的墳墓，追贈為“朝議大夫”，諡號“文毅”，由此，解縉被稱為“文毅公”。明王朝終於給瞭解縉一個公正的交待。
吉水解縉墓
六、功過是非
由於種種原因，明清之後的一些歷史資料上模糊瞭解縉的一些功績，但其故事在民間廣泛傳頌。有些傳說甚至神化解縉，把他作為一個敏辯、靈慧、果敢、除惡的象徵，使他成為江西才子中傳說最多、流傳最廣、最具戲劇性的人物。
解縉的早逝，固然讓人遺憾，但他在明朝政治、思想、文學、藝術和文獻上的貢獻有目共睹。被公認為“義節千秋壯、文章百代尊”。政治上，他歷事三代皇帝，雖是一個有缺陷的政治家，但一生光明磊落，忠君愛國。特別是在明太祖和明成祖時期，提出許多利於社會穩定和文化繁榮的舉措。在文學史上，解縉佔有一席之地。他的詩文自成一體，風格獨特，在明朝“臺閣體”為主導的文壇上，有如一縷清風，清新浪漫，熱情奔放。解縉寫的人物傳記也極具特色，他八年歸家修史，所撰經史人物，入木三分，生動形象，筆法可比司馬遷之神韻。在書法藝術上，解縉獨樹一幟。他的小楷俏麗端莊，狂草卻肆意奔放，世人常有所求，以擁有一幀為榮耀。其作品多收在《草書自書詩卷》中，《遊七星巖詩》是解縉最著名的作品。在文獻史上，解縉也有著突出的貢獻。《明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和《古今列女傳》都在我國編纂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特別是《永樂大典》的編纂享譽中外，在我國的文獻學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解縉書法
解縉是一個難得的人才，無論在政治上，文學上、書法上都做出舉世公認的成績，雖然歷經磨難，英年早逝，令人遺憾，但他稱得上是一位忠臣、賢臣，不愧於“大明第一才子”的稱號。解縉以其出眾的才華，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為後世留下寶貴的財富。
掩卷而思，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卓越的人物不勝其數。而解縉短暫又波瀾壯闊的一生，令人長嘆。此後發生的事情證明，解縉所力諫並堅持的議項全部應驗。其一，太子的確是位仁君，漢王朱高煦最後果真造反。其二，朱棣出兵安南，設郡縣，改交趾，果真叛服無常。其三，修建水渠，連通南北水道，必是名垂千古的一項壯舉。其四，解縉對朝臣的評議，雖尖銳，但客觀中肯。
解縉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歷史的悲劇。他不乏才華，卻不懂封建帝國的遊戲規則。家族的背景和成長的環境，使他養成一種自我意識極強的個性；敏銳的頭腦和好勝的心氣，讓他自始至終都執著於自我實現的主觀臆想裡。說到底他只是一個文人，有那個時代文人特有的抱負和侷限。解縉這樣的官員，只有在明初才可能產生，而且很難再出第二個解縉。所以解縉才能成為獨特的“這一個”，即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明初社會發展的要求和皇權高度集中的矛盾，讓解縉在夾縫中難以釋放出全部的潛能；而他身上的某些性格特點，也是成為他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從他的個性來看，只有跳出官場的旋渦，滿身的才華和智慧才可能得以傾力釋放。解縉作為一個難得的編撰家、文學家、書法家，研究他不僅對研究明朝歷史和中國文化史有很大的幫助，從解縉的一生中，我們也可以得到很多的有益啟示。
1．凡事不能蠻幹，既要認準目標，又要講究方法。楊士奇和解縉既是老鄉，又是同時代的官員。除了因太子之爭受到短暫牽連之外，一生平順，他不僅順利地實現自己政治願望，個人和家庭生活也沒受到影響。在立太子之事上，楊士奇跟解縉的態度一樣，但他明白模糊自身的派系標識，以致讓朱棣這個敏銳的天子覺得他是沒有派系的。而實際上他是堅定的太子派。他是太子的老師，師生這份情誼，讓他鼎力支持太子。他懂得巧妙地維護太子。在朱棣出征歸來，漢王朱高煦密告太子有謀反之心時，朱棣問楊士奇太子在京的表現。要是楊士奇說太子這一段多能幹，難免皇上會起疑心，是在與皇上做能力的比較；要是說不能幹，就貶低了太子，等於說皇上太子立得不好。聰明的楊士奇只是強調皇上不在朝期間，太子很努力很勤政，懂得聽從大臣的意見，不合理的地方也很有自己的主見。這天衣無縫的回答，既讓皇上避免產生太子過於能幹，可以獨立執政的擔心，也避免說太子不能幹而違背本心。反觀解縉一直是高舉著大旗的太子派。皇權爭奪就是一場戰爭，不懂得利用掩體，終會犧牲。
2. 善於選擇，合理定位，找準自己的人生位置。解縉是一個出色的學者，如果他不是一頭扎到皇權的鬥爭中，而是致力於自己擅長的文史研究，歷史上也許就會又多出一個曠世鴻儒。朱元璋讓他十年歸讀，父親解開就悟出他將要走的路，知趣地很快帶自己的兒子回家。俗話說“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皇上和父親都看出他性格中的弱項，如果解縉能從此潛心學問，後來的悲劇也許就能避免。哥哥解綸在他被貶謫河州時，也勸過其辭官歸鄉。從解縉的一生中我們也看出，他最出彩的表現都在著書立論上，歷史給了他這樣的機緣，讓他在所擅長的領域裡綻放精彩。但解縉把才華和運籌帷幄作了混淆，以一個文人的額頭，觸碰強權的石頭。如果一定要解縉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出現，也只能算是一個顧問型的人才。他有聰明的頭腦和敏銳的眼光，預見許多戰略性的焦點問題，但他缺乏長袖善舞的技能，難免葬送在血雨腥風的權術鬥爭中。
3. 懂得進退，不張揚不放縱，不肆意妄行。個性是文學家的奢侈品，不是政治家的消耗品，恃才傲物一直是古今才子的致命傷。解縉被重用之後，與兵部和大臣們的矛盾逐漸升級，導致他處處被小人暗算，造成他一步步走向被排擠的境地。無論是與兵部將官士卒的矛盾，還是與朝廷權高位重之臣的矛盾，都是順境中的自我膨脹導致的。解縉才華過人無可否認，但是他在做人做事上確是有失分寸，特別是對“九五之尊”的皇上，敢於直諫雖是“君子”的本分，但不分場合，不分情由，不懂適可而止，就會適得其反。而對待同僚，無論能看得多麼深透，都要記得給人留有餘地，這是一種明哲的為人處世之道。
4. 洞事識人，寬容正直，懂得化敵為友。在識人和洞事上，解縉和楊士奇同樣通透，但在低調和退讓上，解縉差了一分。解縉對皇上提供的朝中大臣的評鑑，雖然日後都得以驗證，但在表述上卻過於嚴苛。皇宮並非是一堵不透風的牆，而官場更是變幻莫測、權鬥頻仍的場域，無數爭逐、傾軋的陰謀，在其內部湧動、發酵，乃至爆發。“唯觀神采，不見其形”，過於樹敵，會成為孤立無援的單槍匹馬，走哪兒都不通。而楊士奇卻懂得化敵為友，也懂得大局為重。在皇上讓他推薦一位人才時，他據實推薦一位背後非議過自己的人。皇上笑問他知不知道這個人說過他的壞話，楊士奇說知道，但皇上問話，據實相告，並且認為這個人適合這個職位。皇上聽後，自然讚賞他的氣度。政敵聽說後，也汗顏無地，主動與楊士奇言和。這是一個胸襟和戰略的問題。楊士奇明白，弱化別人對自己的戒備和審剔，就是對自己最大的保護。
5. 居安思危，熱心助人，有所為有所不為。命運會給每個人機會。要善於在順境中看到危機，在逆境中看到希望，要懂得展現自我，也要懂得藏珠掩玉。人生的每一步，都要有所為有所不為。解縉被皇上寵信，被群臣仰慕，從他個人的努力和才華上看當之無愧，但毫無原則地幫助別人做自己不能善後的事，就是衝動。解縉的幾次代人上疏，都是義氣和才幹的展露，卻天時地利人和都不佔，最後被牽連進禍端。也許李善長是冤枉的，袁泰是有錯誤的，但認為自己總是有理，什麼忙都可以幫，就顯得有點急功近利，不僅讓皇上對他有所輕慢，也招致小人和敵人的忌恨。解縉是一個爭強好勝的人，不懂收斂鋒芒。所謂一動一靜，一進一退，動靜相宜，進退有度，解縉運籌無方。
歷史評說凡人，總是從高處宏括。無論如何, 人就是人。解縉既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俗世凡胎，又是一個偉大的天才。上天給了他常人沒有的異彩，就一定也給他世人沒有的人生。不管怎麼說，解縉在明初的政治文化舞臺上演繹出一臺精彩紛呈的活劇。他完成生命和個性的最大張揚，不論他做了什麼, 都無法掩蓋他在歷史上的功績。他的一生，給我們留下無數的財富，包括經典、經驗和教訓，僅憑這一點，我們就應當永遠記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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