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介祺，號簠齋，清末最負盛名的金石學家之一。《清史稿》稱其“所藏鐘鼎彝器為近代之冠”。《中國大百科全書 考古學》讚譽他為：“清代金石學家中收藏最富的一位”。清末以來的金石學者，對其鑑藏成就無不歎服。
人生有浮沉，陳介祺晚年從鍾情碑石鐘鼎轉而醉心秦漢古璽，與他的生活境遇頗有關聯。
念一生所聚，不可使古人不傳
陳介祺的父親陳官俊是嘉慶十三年的進士，曾以翰林入直上書房，後為上書房總師傅，歷官工、兵、禮、吏四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陳介祺早年隨父進京，對金石、文字的收藏與考訂之好，就形成於此時。他三十三歲中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道光年間，其父陳官俊屢受奪俸處罰。咸豐三年，朝廷又強令陳介祺代父認捐銀錢四萬兩以解戶部財政之困。陳介祺經此種種遭際，深知宦途峻險，次年即藉口處理母親的喪事而返歸故里，不再復出。
致仕後的陳介祺在他“陶文齊魯四千種，印篆周秦一萬方”聯句的題記中自謂“餘歸來不能治鐘鼎”。受客觀條件所限，不能繼續研究鐘鼎之學的陳介祺，將璽印與陶文的收藏與考釋研究工作，當成了此後所要傾力投入的事業。
讓“萬印樓”名至實歸，是陳介祺的暮年壯志。而映照了這份壯志的，就是《十鐘山房印舉》這部曠世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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