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武汉解封，国内的大部分城市都已经重新启动，生活一步步回到正轨。海外疫情的肆虐，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只是新闻上的数据了。
但仍有一个群体例外。
中国在境外有超过160万留学生，欧美最主流的留学国家，也正是如今前景未知的重疫区。
这意味着在国内，起码有几百万的留学生家长牵肠挂肚、难以安寝。
他们中的每个人，可能都记得一些作为家长的“至暗时刻”，和一些艰难的沟通与选择。
何昂对这一个月以来的几个时间节点倒背如流。3月12日，他终于和女儿达成了回国的共识，但在航班的选择上有分歧。女儿很犹豫，想选择转机较少、不经过疫区、最好是直飞的航班，以减少在飞机上暴露的风险。
何昂只有一个想法：要快。
事实证明他的担忧不无道理，被疫情席卷的世界每天都在发生新变化。回国转机需要辗转多地，他们在各类政策的变动中寻找可以通行的夹缝。
3月18日，俄罗斯宣布禁止外国人入境；3月25日，香港地区宣布禁止转机。他们先后买过四班机票，前三班都因各种原因被取消。
在留学生“逃难”式的回国潮中，“选择”是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奢侈。
那段时间，何昂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关注英国的疫情，其次就是刷新票务网站。
他蹲来的机票最后把女儿带回了国。机票比平时贵出三倍有余，他一点不觉得不合理，“特殊时期，航班人力成本都高很多，完全可以理解这个（指价格的浮动）”。
航班需要转机两次、历时几十个小时。女儿在3月20日早晨落地北京，随后较为顺利地转回了故乡杭州。
到杭州后她立即被送去集中隔离点隔离，无法与家人见面。但飞机一落地北京，何昂心已经落下大半。
他平时一向起得晚，那天设了闹钟早早起床，就为了第一时间收到女儿落地报平安的消息。
时间倒回三月初，英国刚开始有几百例出现，何昂已经感到不安：国内已有大规模爆发的先例，英国政府似乎并未开始重视，欧洲人因文化差异不戴口罩，而一旦大流行发生，女儿终究是客居，能够得到多少支持和帮助，他非常不乐观。
劝说女儿回国的过程是短暂的拉锯战，他坚信英国事态会不可收拾，而女儿则始终更加倾向于留在英国自我防护。
也就在那短短几天里，英国的确诊病例一路飙升。女儿所在的学校已经发出了类似驱赶的指令，一波波的留学生开始回国，何昂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
女儿在一片未知里有些乱了阵脚，态度也几经反复，那段时间，何昂接了许多深夜和凌晨的电话纠结此事。
直到飞机起飞当天，女儿出门前还给他打电话，说仍然下不了回国的决心。
何昂第一次感到情绪有点失控，他少见地提高了嗓门，问女儿，你怎么出尔反尔？
他最后对女儿说了重话，他说自己已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使在飞机上真的感染了，国内现在收治体系成熟，他可以承受这个风险。
但如果在英国发生点什么，对他来说是鞭长莫及。
持这种想法的并不是少数，何昂自己的朋友圈里，那段时间都在用尽解数劝孩子回国。
他有朋友为此着急得两天吃不下饭，只是喝茶、抽烟、坐在花园里发呆，后来才终于说动孩子回国；也有人索性放下自己原本的工作飞去英国陪伴孩子——从卫生防疫的角度来说其实徒增风险。
但对他们来说，只要孩子在身边，一切都还应付得来。
“我知道，她比我更难”
相比之下，薇姐是另一派更“理性”的父母，这种理性在这次疫情中甚至显得非常小众。
女儿就在纽约，已是如今疫情的震中，而她尊重了女儿不回国的选择。
“我还是挺担心回程和移动的风险的，现在纽约封城，我宁愿她在住处待着，最好一步都不要出门。”
整个成长过程里，她一向给足女儿空间。自从女儿留学后，母女间联络并不密切，她也非常习惯于这一点。
但3月23日——她记得那天，纽约的确诊人数在图表上成了一条陡峭的直线，女儿突然失联，她焦虑万分，彻夜难眠。
第二天，女儿回了她消息，她这才放下心来——但她始终没有追问女儿究竟为何不回消息，也没有去讲述自己的担心。
“毕竟她现在一个人在纽约，她其实比我更难，我不想再给她这方面的压力”。
在疫情里，她对孩子表现出的情绪惊人得克制，但她自己一点都没有真正放下心来。
她私底下联系了所有能联系到的人在美国的亲友，拜托他们在必要的时候给自己的女儿提供帮助。
这个“必要的时候”包括但不限于疫情的彻底失控、种族主义情绪的高涨、针对亚洲人的暴力等等。
她把这些可能性几乎想了个遍。“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回来”。
“关系”是中国文化里不那么好解释的概念，似乎总带着一些晦暗不明的色彩。但对这次疫情中的留学生家长来说，“关系”成了一根抓得住的稻草，他们用这些稻草编织成人际网络，希望能够托住自己的孩子，也照顾彼此的孩子。
辛格家里就是如此。他在西班牙有自己的朋友圈，也在西班牙置了业，儿子想要留学时，几乎没有犹豫地就选择了那座西班牙的小城。当地有限的华人互相关照互通有无，辛格夫妇也因此感到放心。
国内疫情正盛的时候，他们一家正在西班牙团聚过年，等到春节过完，辛格夫妇带着西班牙扫来的口罩回国，之后没过多久，西班牙的疫情就爆发了。
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把那批西班牙抢购来的口罩再寄回给儿子。但在重重物流的管制下，这些口罩没能起飞，最后又回到了他们手中。
那段时间他们关心千里之外的疫情远胜于关心自己所处的环境。西班牙人天性奔放自由，为了出门想出了种种让人啼笑皆非的办法：假扮成一棵树、假扮成一只狗、家里六七口人轮流遛一只狗……
这些新闻在华语网络上是异邦的笑话，对于辛格夫妇来说是危险的炸弹。
那时网上流传着西班牙医护声泪俱下劝市民们不要出门的视频，辛格的妻子看着就要跟着一起落泪，她想象着西班牙的情况，真正感同身受。
唯一令他们感到安心的是那座小城距离疫情最严重的马德里有一定距离，确诊人数也相对较少
西班牙超市前排队等候的人们
另一方面，当地的那些华人——那些由原本的小交际圈一圈圈扩展出的华人圈子一直在力所能及地互帮互助。
儿子不擅长做饭，早有当地的华人朋友用自制的饺子和点心把他的冰箱塞满。
他们每天会接不少视频电话，除了儿子的日常报备，那些或近或远的中国朋友都会和他们主动分享当地的状况：西班牙封国了、路上有警察巡逻、邻居的防护意识也比从前高了许多、路上的行人都开始戴口罩了。
他们把这些信息碎片攒在一起，焦虑的感受好像也逐渐好了许多。
薇姐开始主动联系女儿，这并不是她的常态。
这个酷妈妈开始每天都和女儿扯闲篇，并且偶尔要求女儿发定位的照片给她看，她担心女儿还是会不听劝告偷偷出门。
让她惊讶的是女儿并未表达什么不满，而是乖顺地回应她的查岗，回复她几乎每一条疫情相关的信息，还会主动宽慰她。
自女儿留学以来，她们还没有这样高频率的交流，但即使是这样，两个人都有些小心地隐去了一些情绪。
正如女儿绝少和薇姐透露自己现在身处的环境如何凶险，薇姐也尽量不流露恐慌和失措。
薇姐知道女儿住的地方不远处就有医院，每天会有救护车来来去去，但她们谁都没有提及这一点。
基于对彼此的了解和理解，她们很有默契地选择了让对方放心的交流方式。
尽管女儿已经23岁，薇姐仍然习惯对在别人面前称呼女儿为“小朋友”，她说：“我们家小朋友原来这么能体谅理解大人的感受，我真的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
一些亲子关系在这次疫情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情感、形势和理性组成了一个大三角，许多国内的留学生父母在这个三角之间取舍得晕头转向，而他们的孩子远在千里之外，竟然也都理解了这一切。
何昂的女儿后来透露，最后让自己下定决心登上回国飞机的，是父亲在电话里急出的乡音，是听说父亲如何竭尽所能打点一切就为了接她回国。
她说，比起她自己，她的父亲可能更需要她回国，而她也愿意理解这种需要。
她在杭州隔离期间，何昂对她的需求百依百顺，每天驱车往隔离点送东西，最多时一天四次。包括床单被褥、水果茶叶、瑜伽垫（做运动提高免疫力）、小音箱（听音乐以供解闷）、小桌子（宾馆的桌子高度不够）、鼠标、鼠标垫……他乐此不疲。
他早已想好，只要女儿愿意回来，自己什么条件都要尽量满足，“那时候我觉得，哪怕她回来恨我怨我也好，只要她肯回来，一切都好说”。
境外输入成为国内新增确诊的主要来源后，网上对留学生攻击不断。“千里投毒”一类的荒唐言论这些家长自然也看得到，但比起年轻人热衷于在网上站队吵架，他们人到中年，见识也多，也更不把网上的事情当真。
他们的口径出奇得一致：什么样的人都会有的，出现这种声音也是此次疫情中完全可以预料的。完全不必过多理会。
比起和虚拟世界的人斗气，他们更在乎、可能唯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孩子能够安然健康地度过这一切。
倒是辛格的妻子多少还有点气不过，她给我看她手机里的视频照片，在那个遥远的西班牙的小城，年轻的中国孩子在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快闪全城的各家药店，买空了当地的口罩寄往国内。
她说，这些人在国外的中国孩子，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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