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倫終其一生也未認可醫生的判斷，不相信自己導致了那麼多人感染傷寒甚至死亡。衛生部門則認為，不將她隔離，會嚴重威脅公共衛生安全。直至今日，類似的理念分歧仍對美國公共衛生決策造成兩難挑戰
文 | 臧博
1938年11月12日，《紐約時報》在第17版不太顯眼的地方闢出一欄，刊登訃聞：《“傷寒瑪麗”死於中風，終年68歲》；另配以副標題“疾病攜帶者，造成51人感染，三人死亡，自己卻未患病”。
文中提到的這位逝者，便是後世著名的現代傳染病典型病例“傷寒瑪麗（Typhoid Mary）”。但她並非死於傷寒，而是在1932年聖誕節當天不幸中風，此後健康狀況每況愈下，艱難掙扎至1938年11月11日去世。根據醫學專家們的研究，“傷寒瑪麗”自己從未得過傷寒病，被認定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攜帶傳染病毒的“無症狀病原攜帶者”（asymptomatic carrier of the pathogen）。
“傷寒瑪麗”本名瑪麗·梅倫（Mary Mallon，1869.9.23—1938.11.11），1869年出生在愛爾蘭北部一個村莊，那是愛爾蘭最貧瘠的地區之一。她於1883年孤身闖蕩紐約，曾短暫寄居於叔叔家。她做過許多零工，當過住家保姆；脾性不能算溫和，但對頤指氣使的主人們多能忍讓；她收入微薄，據說是一位廚藝不錯的廚師。
若不是她周圍屢發傷寒疫情，梅倫在紐約的人生道路或許會很單純，與那個年代眾眾愛爾蘭裔移民的命運若合符節。
19世紀後半期到20世紀初，大量愛爾蘭青年女性隻身前往美國打拼，在紐約一時蔚為大觀，總數遠超過其他族裔。這些女性求職集中在家政行業，多在城市富裕家庭中幫傭。據1920年時的統計數據，在美的愛爾蘭單身女性中有81%從事傭人行業。因為大家你爭我搶要在大城市立足，導致這些人就業機會越來越稀缺，工作中飲食作息條件也很不堪，每天從早上六點工作到凌晨時分。根據有關統計，20世紀初期美國的愛爾蘭移民，其死亡率甚至還高於母國。瑪麗·梅倫是她們當中特殊的一員。
長島隱現疫情
說梅倫特殊，是因為她被認定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被確認的傳染病“無症狀病原攜帶者”，也是第一個傷寒病“超級傳播者”。她體內潛藏著大量傷寒桿菌，能傳染給別人，自己卻無症狀。
身處社會底層的梅倫，有一雙靈巧的手，常年幫傭勞作中練出一手好廚藝，做的布丁讓主人家讚不絕口。其所供職的家庭均為紐約數得上名號的上流人家，其中就包括紐約銀行家查爾斯·沃倫（Charles Warren）。1906年夏天，沃倫一家前往長島牡蠣灣（oyster bay）度假，未及全家有六人患上傷寒。
此事引起度假地房東震驚，因為在時人眼中，社會下層人士才可能罹患此病，因為窮人們往往群居於衛生條件落後的貧民窟。房主擔心此事傳揚出去，自己的房子很難再租出去，便匆忙聘請精於衛生防疫工作的喬治·索珀（George Soper）深入調查疫情源頭。
索珀花費幾個星期，挖地三尺，從房屋供水系統，查到這家人食用海鮮的供應商，最後將調查重點放在疫情暴發前幾個周才被僱傭的住家女廚瑪麗·梅倫。索珀又去調查看這位愛爾蘭女子的僱傭記錄，大為吃驚：自1900年以來，梅倫曾經工作過的七家人，都有家庭成員得過傷寒，其中有一個女孩病逝。
索珀及紐約市衛生局的官員們帶著梅倫去醫院做一番系統檢查，醫生們發現梅倫身體內存有大量傷寒病菌，又因為她不喜清潔，也不常洗手，僱主又很喜歡吃她手製的布丁、冰激凌，因此感染傷寒。
傷寒病常見症狀有發高燒、頭痛、腹瀉。醫生們發現，傷寒桿菌存活於瑪麗·梅倫的膽囊中，具有極強傳染性，但她自己沒有任何症狀。醫療史學家朱迪斯·沃爾澤·列維特（Judith Walzer Leavitt）曾對這一事件進行過開創性的深入研究，出版《傷寒瑪麗：公眾健康之囚》（Typhoid Mary: Captive to the Public’s Health），據其在書中所說，梅倫素來身體健康，既不知自己身攜該致命病菌，也從未有過症狀，最嚴重是生過一次類似流感的小病。梅倫的病案公佈後，震驚醫學界，因為這種情況在醫療記錄中沒有先例。梅倫就此成為美國醫學史上第一個被認定的“無症狀病原攜帶者”。
考慮攜帶的病菌具有極高傳染性，梅倫被送往紐約東河的北兄弟島強制隔離，那裡有一家專門容納傳染病人的“河畔醫院”（Riverside Hospital）。她在那裡獨居於小棚屋，蚊蟲肆虐，苦不堪言。從1907年到1909年間，她共向醫生們提供了163份檢測標本，其中有一些確實檢測得出陰性結果，但紐約衛生部門仍堅持令其隔離居住於島上。
赫斯特施以援手
自1907年被強制隔離，梅倫在陋室中度過苦悶的兩年時光，漸漸難以忍受。她決定付諸行動以爭取自由，便以一紙訴狀，將紐約市衛生局告上法庭。當時及以後，都曾有人懷疑梅倫哪裡來的資源應對曠日持久的訴訟。許多研究者指出，梅倫在此期間得到了報業大亨赫斯特幫助。
梅倫被隔離的那幾年，美國社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可謂劇變時代。宏觀來看，此時正值“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從20世紀初到20世紀20年代，是美國曆史上一段既艱難重重，又孕育無限希望的歷史時期。極端地表現出美國曆史進程中諸多問題，但也迸發出美國曆史上最強大的改革動能，此其謂“進步時代”。其間，美國政府與知識界對種種社會問題積極反思，與媒體和社會輿論良性互動，催生出一系列政策更張。反腐敗和文官制度改革帶來新政治文化，壟斷和慈善風氣改善帶來新商業文化，弱勢群體得到妥善保護，環境問題也受到全社會重視，進步主義運動展現出文化和價值觀的修復功效。
微觀來看，這正是美國曆史上報業發展的黃金期之一。紐約成為赫斯特、普利策兩位報業大亨施展拳腳、激烈競逐的戰場。肇始於普利策旗下《紐約世界報》的“黃色新聞”，在赫斯特手上愈加發揚光大。這種新聞以罔顧事實的刺激性內容聞名，不以事實為準繩，專以激起大眾關注為能事，以報紙銷量為最主要報道考量，所以經常刊佈不實或誇大其實的新聞報道。
赫斯特的理念是，報紙就要大膽刊發聳動的消息，越具戲劇性越能引來公眾關注。年輕時，赫斯特曾任普利策麾下媒體的記者，學到普利策那種將刺激性新聞與理想主義理念相糅合的技巧，並加以改造轉化，形成一種全新的新聞寫作風格，在紐約乃至全美國稱雄一時。他一邊用各種刺激性的新奇文章買好讀者，另一方面又對美國社會既得利益者大事抨擊，擺出堅決支持社會改革的“進步主義”姿態。
進步主義思潮疊合紐約的黃色新聞，兩股變遷的力量在一個湊巧的時間點上合流，從而將報業大亨赫斯特和愛爾蘭女人瑪麗·梅倫扯到了一起。
赫斯特有一套熟練的新聞操作手法，即他以敏銳嗅覺，發掘那些可能帶來聳人聽聞效果的人物事件，並不惜出資購買線索並撰文刊登，利用自己控制下的媒體大肆炒作。梅倫的奇特經歷顯然讓他很感興趣。
與此同時，在報業取得非凡成功後，赫斯特野心膨脹，開始涉足政界，兩次當選民主黨眾議員。後來還曾參選總統、紐約市長、紐約州州長，不過這些嘗試均功敗垂成。赫氏的政治立場接近於“進步運動”左翼，即代表普通工薪階層和底層人民立言。所以，無論為名抑或為利，幫助梅倫都成為一個不錯的選項。此後赫斯特成為梅倫一系列訴訟的暗中贊助人。與此同時，赫斯特的《紐約美國人》在幾年間陸續刊發一系列獨家報道，將梅倫的離奇命運，悉數呈現，不僅博得讀者讚賞，更借這個噱頭讓報紙銷量大增。
1907年4月2日，也即梅倫被控制並隔離後不到兩週，《紐約美國人》便按捺不住，撰文披露此事，稱呼梅倫為“人形傷寒病菌”（ Human Typhoid Germ），還聲稱政府極盡所能試圖遮掩此事。這篇報道引發民間以及報界普遍關注，赫斯特前輩和宿敵普利策麾下的《紐約世界報》也急忙跟進報道了這一駭人新聞，稱梅倫為“行走的傷寒病工廠”。
更具里程碑意義的報道發表於1909年6月20日。當天的《紐約美國人》詳細講述了瑪麗梅倫的故事，此文不僅徹底將梅倫“傷寒瑪麗”的負面形象定型，更成為赫斯特式新聞的典範作品。文章配以驚人的圖片——一位婦女在做飯，放進鍋裡的不是雞蛋，而是一顆顆微型人頭骨。這篇文章中介紹的健康人病菌攜帶者，以及這張令人過目難忘的圖片，真正在美國社會全面引爆了對梅倫和“傷寒瑪麗”的關注與擔憂。
《紐約美國人》刊發的“傷寒瑪麗”圖片
親手毀掉自由
面對瑪麗·梅倫這個燙手山芋，紐約市衛生局陷入前所未有的兩難境地。一方面要控制隔離她，以防傷寒病大範圍擴散；另一方面，這個愛爾蘭女人既未作奸犯科，其供職的家庭及鄰里，對其風評也不錯，似乎不便長久將其強制隔離。
最初該部門盤算，既然一時間沒有更好的辦法來清除梅倫身上的病毒，不如先將這件事情按下不表，拖一拖再說。但無奈樹欲靜而風不止，在進步時代的美國，以強權剝奪個人自由這樣聳動人心的新聞標題，具備極大殺傷力。而且將一個自由人囚禁在島上，無論出於多麼高尚的目的，都已踏上政治不正確的紅線，很容易干犯眾怒。
瑪麗·梅倫在被流放小島棚屋的第三年，對紐約市衛生當局提起訴訟。她控訴道：“我一生康健，從未患傷寒。為什麼要像麻風病患者一樣被獨自隔離？”她聘請的律師喬治·弗朗西斯·奧尼爾（George Francis O'Neill）為其據理力爭。紐約眾多媒體豈會放過這等良機，如飢似渴地大篇幅報道渲染。
儘管梅倫成功將自己的“冤情”訴諸公堂，但最高法院不願承擔擴散疫情的責任，於是判決她繼續接受隔離。這場訴訟全程見諸報端，引發了一場社會論爭，即在公共危機面前，要不要保障個人自由，以及政府在管控醫療危機中應承擔什麼樣的責任。與此同時，人們的看法慢慢開始改變，對梅倫的同情獲得更多共鳴。
有鑑於此，紐約市新任衛生局長（health commissioner）恩斯特·萊德利（Ernst Lederle）於1910決定恢復她的自由，併為其提供一份洗衣工的工作，但前提是要求梅倫做出承諾，以後絕不從事食品相關行業。此舉得到眾多嚴肅媒體稱讚，《紐約時報》亦刊文表示支持：“還有很多其他人，對其鄰里的威脅一點都不小於‘傷寒瑪麗’。她不應再受囚禁”。
梅倫對著聖經發了誓，但她很快就無法接受洗衣工的枯燥工作和低收入。此外，她內心深處始終並不信服自己不生病卻能傳染別人這一離奇說法。1912年9月，梅倫改換姓名，再次偷偷做起了廚師。
1915年時，紐約的斯隆婦產醫院（Sloane Maternity Hospital）突發傷寒疫情，共25人患病，其中兩人不治。病毒的源頭再次鎖定到梅倫身上，此時她已改名為“布朗夫人”。此舉徹底激怒公眾，因為使用化名似乎表明梅倫有明知故犯、刻意欺瞞的主觀惡意。此外，當時社會上原本就對女性存有偏見，對外來移民和窮人更多有歧視，這直接或間接影響了人們對梅倫二次造成疫情這一事件的定性。
當梅倫被送回北兄弟島上的隔離醫院後，幾乎沒有多少人同情或為她說情。自此直到去世，瑪麗·梅倫在這個島上度過了23年。
瑪麗·梅倫化名“布朗夫人”後再次引發傷寒疫情。圖為1915年她再次被送往隔離地點時的病案，披露了她兩次被隔離的細節
“兩套正義”和“帶菌人”
因為瑪麗·梅倫一生居無定所，且用過多個化名，實際被她感染的具體人數不易統計。但根據當時紐約衛生局的數據，以及後來研究者的普遍看法，一般認為直接被她感染者計51人，其中三人死亡。
平心而論，即便在今天的紐約，這樣的傳染規模並不算最嚴重，因為僅在1922年，紐約人託尼·拉貝拉（Tony Labella）就導致100人感染傷寒，其中5人死亡。傷寒瑪麗這個詞彙影響如此廣泛，更多表徵著人們面對自己尚不知曉的問題，所產生的恐懼和過度反應。
梅倫被送回北兄弟島上的隔離醫院，直至其於1938年因中風和併發症去世，後半生的23年都在寂寞孤苦中度過。她至死不信自己造成了傷寒疫情，更不要說導致三人死亡。待她去世後，紐約又發現了超過400位無症狀傷寒病菌攜帶者，但強制隔離的做法，儘管有效，但在美國當時的政治正確和社會心態語境下，已經很難執行，所以這些人都得到了單獨的治療和更和善的對待。
礙於知識水平和生活閱歷，梅倫終其一生也未認可醫生的判斷，不相信自己導致了那麼多人感染傷寒甚至死亡，更不願意接受“傷寒瑪麗”這樣汙名化的稱呼。她工作勤勉，廚藝上佳。在其看來，衛生部門指責並將其長期隔離是不公正的。梅倫曾經控訴：“我過著體面日子，做著正當營生，如今卻被關在一個蚊蟲、老鼠肆虐的陋室之中，我的名字也變成了‘傷寒瑪麗’。”這樣的遭遇讓她認為，美國社會所謂的公道頗有幾分虛偽，對下等人和上等人分明存在“兩套正義”。
衛生部門則認為，不將她隔離，會嚴重威脅公共衛生安全。雙方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關於傷寒瑪麗的故事廣為流傳，大多真假參半。人們對此事以及梅倫的看法也多有歧出，但這些不同的視角在百年中不斷被放大，彙集成一種強大的力量。直至今日，類似的理念分歧仍對美國公共衛生決策造成兩難挑戰。
梅倫去世後，身邊只有九位舊友參加葬禮，他們大多是北兄弟島上隔離醫院的工作人員，以及神父。她的獨特經歷和曾遭遇的困境，在之後近一個世紀中被反覆研究與反思，“傷寒瑪麗”事件不僅在醫學界、法學界、媒體產生深遠影響，也在美國文化中留下印記，成為長盛不衰的話題。
在醫學界，最大的影響是讓醫生和衛生主管部門更為重視傳染病與病毒攜帶者之間的複雜機理，在流行病防疫工作決策中特別注意無症狀感染者和無症狀病原攜帶者這一思考方向。法律部門也陷入兩難，平衡醫療預防和個人自由之間的矛盾，最終不得不做出艱難決定。
彼時的部分媒體，尚未建立起足夠的社會責任意識，一味利用公眾對疾病的恐懼與擔憂，炒作他們眼中那個去人格化了的“傷寒瑪麗”。從全社會的角度來說，公眾態度隨著事件真相水落石出，一直起伏反覆，但後世的研究者和普通讀者，都已傾向於同情梅倫的遭遇，對當時紐約市衛生局的決策提出種種批評和商榷意見。
如今對“傷寒瑪麗”事件最集中的看法是，紐約衛生局處理梅倫一事，有失於粗糙和不經心，這樣的做法至少間接造成了1915年那些被感染並去世的病例。紐約市衛生部門沒有向梅倫耐心講解相關醫學知識與社會利害，只知將其隔離了事。在釋放她時，也未曾充分考慮其迴歸社會後的境遇，草草介紹了一份洗衣工的零活，便以為此事得到了妥善處理。這導致梅倫生活難以為繼，加以她始終不信自己會給別人傳染傷寒，從而做出更名改姓、重操舊業的莽撞之舉，走上一條不歸路。傷寒瑪麗帶給世人的深刻教訓是，面對傳染病患者，衛生部門若視其為麻煩，對其另眼相看或待之以歧視，必然導致患者急於自保，要麼躲藏，要麼拒不接受檢驗，從而導致隔離措施實施不力，公共衛生政策更難以良好執行。
“傷寒瑪麗”的故事並沒有定格在1938年11月11日，而是在之後的歲月中伴隨不同時代的公共衛生等議題一再被拿出來反思與探討。瑪麗·梅倫去世十年後，中國媒體上才出現了介紹她的文章。1948年，葉昭槱在《醫潮月刊》（第2卷第6期）撰文介紹“傷寒瑪麗”，稱之為“帶菌人”。作者提醒人們注意“傷寒瑪麗”所代表的無症狀病菌攜帶者現象，並建議各機關、單位宜時時注意廚師的健康狀況。
（作者為《財經》文化編輯、《財經》讀書會召集人，編輯：何剛）
與“傷寒瑪麗”有關的參考書單：
1、 《傷寒瑪麗：公共健康之囚》，朱迪思·沃爾澤·列維特（Judith Walzer Leavitt）著，燈塔出版社（Beacon Press），2014年2月
首先要介紹一下作者朱迪斯，出版此書時她任威斯康星大學醫學院教授，擅長醫學史和女性研究。正是這樣的學術背景賦予她研究“傷寒瑪麗”的好奇心與寫作衝動。
這並不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此前的研究者多集中在醫學史領域。本書不同之處在於，作者引入了更豐富的視角，從社會階層、女性地位、疾病傳播、大眾心理、媒體責任等多個維度上探討，從而呈現出這一歷史事件立體、完整而生動的原貌。書中既能看到媒體人的看法，也重現了衛生官員的憂慮，法官們的兩難，以及瑪麗·梅倫自己的苦痛與彷徨。作者旁徵博引，梳理關涉此事各方的態度與意見，以及過去近百年來關於此事的典型研究文章與報章評論，史料豐富、論述細膩，可以說是研究這一問題的最佳力作之一。
2、 《傷寒瑪麗：一段紐約舊事》，安東尼·伯爾頓（Anthony Bourdain）著，布魯姆斯伯裡出版社美國分社（Bloomsbury USA.），2010年10月
這本書的出版商和作者都值得一說。布魯姆斯伯裡始建於1986年，與英國其他老牌出版公司相比，這是一家年輕的出版社。其最擅長髮掘未成名的新星，打造老少咸宜的超級暢銷書，有不少已經被譯介到國內，口碑與銷量俱佳，這包括但不限於《哈利波特》和《追風箏的人》。作者安東尼·伯爾頓是美國名廚、美食旅遊節目主持人，布魯姆斯伯裡曾出版他的《廚房機密檔案》，成為超級暢銷書。
伯爾頓寫的《傷寒瑪麗》頗為不同。他從同為廚師、熱愛烹飪的普通的人視角出發，“重訪”瑪麗·梅倫的一生，以自己擅長的廚房裡的人情冷暖為基調，描繪出一個熱愛生活、廚藝精湛，卻經歷悲酸的愛爾蘭女人。在伯爾頓看來，真正毀掉梅倫一生的決定並不是將她隔離關押，而是禁止她進入廚房。這是一本立意新穎、極富誠意的作品，史料未見得豐富無缺，行文則不乏溫度與同理心。
3、 《瘟疫與人》，（美）威廉·麥克尼爾著, 餘新忠等譯，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5月
疫病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著名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從疫病史的角度，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寫至上世紀前半葉，詳實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
作者將歷史學與病理學結合，重新解釋人類的行為；他將傳染病置於歷史的重心，給它應有之地位，並以流暢的筆調、敏銳的推理和高超的技藝，娓娓道出傳染病在人類歷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本書直接啟發了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的寫作，激發了世界尤其是中國的醫療社會史研究，深刻影響了當今學術研究的視野與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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