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國內首屈一指的“國立中央大學”，為了培養農業人才、改變落後的農業基礎，在1935年相繼從國外引進大批珍貴的畜禽品種，如荷蘭奶牛、澳洲奶牛、澳洲馬、英國約克夏豬、美國豬、美國火雞等，農業研究漸入佳境。然而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全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平靜的生活被徹底打破。
戰事迫在眉睫，“中央大學”各院系圖書設備均已搬遷完畢，唯有從安德門外鐵心橋、成賢街牧場聚集到丁家橋農學院畜牧場及操場上的大群牲畜無法隨校西遷。校長羅家倫對場長王酉亭再三叮囑：“日本軍隊已經逼近首都，你們已經盡到自己的職責和努力了，這些餘下的一千頭家畜家禽，你可遷則遷，不能遷只能送人放棄，我們也不會怪你。” 隨後與大家分別握手：“家倫就此告別，各位同仁，為國珍重！”
當天晚上，王酉亭召集畜牧場教職員工開會，緊張氣氛中群情激奮。大家深知這些優良的家畜家禽品種，對國家戰後重建的意義，決定將動物運往重慶。眾人商議：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絕不流失丟棄。把這批從外國高價引進的稀缺品種護送到重慶，絕不留給敵人，成為日本鬼子的盤中餐！”但是，南京和重慶之間遠隔萬水千山，在炮火紛飛的戰爭時期，怎麼將這1000多頭動物安全轉移呢？王酉亭安排大家動手趕製板條木籠，並分別籌集資金、醫藥、糧草和必備的物質，做好動物西遷的準備工作。
2月9日，日軍已經攻陷湯山、淳化、龍潭及蕪湖，從東南西三個方向直撲南京城。在此千鈞時刻，王酉亭帶人趕到三汊河江邊，僱用四條大木船當天晚上悄然駛至下關，同行職工迅速將畜牧場的雞鴨鵝兔等小動物裝箱進籠，放在牛馬背上馱運，豬、羊等家畜則驅趕隨行。在王酉亭的安排指揮下，離開丁家橋，趕到下關附近的江邊。星夜寒風中，全部牲畜家禽分批運送上船。
渡江後的前幾天，身後都能聽到槍炮聲，為早日遠離戰場，全體人員晝夜兼程，路途中，王酉亭身背雙筒獵槍，手推著自行車，時而在隊伍最前方引導，時而尾隨隊伍督促趕路。隊伍行進時，兩側各隨“警衛”多人，以防動物中有越軌行為或相互撕咬；後有押隊三、四人，併兼收容掉隊者。寒冬臘月，眾人牽著牲畜，吆喝牛羊，艱難前進。長達四百米的動物大軍就像沙漠中的駱駝隊伍一樣，行進速度非常緩慢。人已極度疲勞，帶出來的飼料和糧食早已吃完。路途中，最大難題就是這一千多頭牲畜、每天近千斤的糧草問題，必須花費很多時間尋找、採購。大家只有想方設法，一路沿途割草並向農民購買飼料、糧食。這批帶出來的加州牛、荷蘭牛、澳洲馬等，在和平環境下有專人配制飼料。但戰時趕路缺乏條件，他們就粗細合理搭配，精心飼餵這些動物。動物生了病，他們就用帶出來的有限醫藥，並就地採摘草藥進行診治。天黑前，先圍欄安頓好動物，用帶出來的幾十斤重大鍘刀加工飼草、支起大鍋煨煮食料。夜間，還要給牛馬豬羊等畜禽飲水、餵食。一切忙完了，大家再將割下來的飼草鋪好，二人一組鋪蓋被子戴著帽子而睡，在寒冷的冬季，露營在野外，第二天早晨起來大家的眉毛、鬍子都沾滿了白白的一層霜。
進入大別山到了六安地區之後，王酉亭帶的錢已經所剩無幾。大家只有節衣縮食，挖野菜充飢。進入嚴冬季節，連雜草都變的枯黃，他們只好將喂牲口的米糠、麥麩、雜豆、碎玉米摻在一起煮煮吃了。到了葉家集，突然發現小鎮郵局可以打電報。王酉亭隨即致電“中央大學”，告知所有動物已經帶出南京，現正奔往重慶方向。但是給養費用確實困難，需要學校立即提供支援。意外接到電報的校長羅家倫驚喜交集，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這些珍貴畜禽還有希望失而復得，立即安排急電匯款至葉家集郵局轉交。
王酉亭
1938年初，寒冬來臨，野外氣溫更是達到了零下10度以下，連降大雪將山路封死，到處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經過數月緊張奔波的“動物大軍”已經體力嚴重透支，更有不少畜禽染疾患病。王酉亭急電重慶“中央大學”請示，得到回覆要他們暫停行軍，尋覓安全地帶休整過冬。於是，他們找到一處僻靜的山坳駐紮休整，等待春暖花開時再繼續西進。他們就地取材，建起畜禽圍欄、搭起人住窩棚，就這樣睡到半夜還往往被凍醒。即使點燃篝火取暖，但還是有些小動物被凍死了。意外可喜的是，在山村休整期間又陸續誕生了一些幼畜。王酉亭親自破冰擔水、寒夜挑燈為兩隻牛犢接生，為大家帶來了新的希望。
黴雨季節的一天，天空中突然響起陣陣刺耳的轟鳴聲，一群日軍轟炸機低空俯衝襲擊而來。隨著空中投擲拋下的顆顆炸彈，“動物大軍”的牲畜驚恐萬狀、四處逃散，大家奮力追趕，極力控制。轟炸中有一位職工被炸的面目全非，至死時手裡還緊緊抓住牛的韁繩。行進途中，最慘烈的是有4名員工在過河進入前方籌集糧草時，被村莊內的日軍發現追趕。為掩護“動物大軍”行蹤，其中3人刻意將鬼子引向南邊，被開槍打死壯烈犧牲。只有一人受傷，死裡逃生跑回北邊報信。情況危險刻不容緩，王酉亭立即帶領大家驅趕動物，連夜逃離躲過這場“全軍覆滅”的劫難。
一次，剛剛安頓好隊伍和牲畜群，王酉亭騎車外出採購糧草，突然被躲在暗處的土匪一把抓住衣領。土匪面露兇色，手中揮舞 槍只，威逼王酉亭馬上交出揹包錢物。揹包內有地圖證件和西征經費，體格健碩的王酉亭赤手空拳，勇敢與土匪進行殊死搏 鬥。豈料土匪舉手開槍，王酉亭的眼鏡競被打落在地。危險時刻，一支國.軍隊伍聞聲趕到，立刻持槍包圍現場。王酉亭拂去衣服塵土，扶起倒伏的自行車，鎮定自若地出示中央大學證件，陳述事實真相，要求嚴懲兇 手。土匪卻反咬一口，誣陷王酉亭搶劫自己的東西。團長察言觀色，嚴詞審問土匪：“既然說王先生搶你的東西，你能說出揹包裡有何物品嗎？”土匪明知理虧，頓時啞口無言。團長憤然怒斥土匪：“國難期間竟然為非作歹，行兇搶劫破壞抗戰，罪不可赦！來人！將歹徒推出槍斃！”最後，團長詳細詢問了“動物大軍”的西征遭遇。聽完這一番敘述，這位團長馬上向王酉亭立正敬禮：“中央大學真了不起！今天有幸見到王先生，還望後會有期！這次您受驚了，一路前行請多小心！”
到達宜賓後，王酉亭求見交通次長盧作孚。當得知“動物大軍”輾轉千里的故事後，盧作孚深為感動：“王先生，人不做亡國奴，動物也不做亡國奴！捨身取義可敬可佩啊！” 他當場同意不計成本無償提供船隻，並吩咐秘書安排，擠出船隻和艙位將這批家禽家畜運往重慶。在盧作孚的鼎力支持下，幾天後，王酉亭一行終於在宜昌登輪。這支“動物大軍”逆江而上，最後抵達重慶朝天門碼頭。
羅家倫在晚年回憶錄《逝者如斯夫集》中寫下了與“動物大軍”在重慶化龍橋附近見面的難忘場面——
“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壩進城，已經黃昏了。司機告訴我說，前面來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學”的，因為他認識趕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車，一看果然是的。這些牲口經長途跋涉，已經是風塵僕僕了。趕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個技工，更是須發蓬鬆，好像蘇武牧羊塞外歸來一般。我的感情振動得不可言狀，看見了這些南京趕來的牛羊，就像看到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一樣。我幾乎要向前去和它們擁抱。當我和這些南京的‘故人’異地重逢時，心中一面喜悅，一面也引起了國難家仇的無限憤慨；我眼中的淚水也不禁奪眶而出了。”
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無限感慨：“抗戰時期的兩個大學有兩個雞犬不留——南開大學雞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飛機投彈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學”雞犬不留，全部都搬到重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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