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垃圾桶內你與我
在一個講究計劃分配的體系當中，指標、名額，就是幹成一切事情的硬通貨。
調職需要名額、考研需要名額、參加任務需要名額、轉業復員也需要名額。
名額，貫穿了軍官職業的全過程，可以說，它的地位和市場經濟中的人民幣不相上下。有名額可以做很多事，沒有名額則啥也動不了。
軍改之後，編制和軍銜一一對應，調職晉升的通道更為狹窄，轉業名額、考研名額更會大幅減少，名額，急劇升值！
如果說軍事政策制度構成了軍官職業體系的四梁八柱，那麼名額顯然就是流動著的靈魂。熟悉政策的人應該知道，在政策表述當中往往有“原則上”，“可以”，“儘量”等模糊性表述，常常讓人摸不著頭腦。
就比如有時候有人發現自己滿足了轉業復員的條件，理論上“可以”安排轉業，然而當他興高采烈地遞交轉業申請之後，卻會被告知“沒有名額，輪不到你”。
上述這位幹部，就是沒有意識到“名額”的核心地位。政策制度規定了名額流動的規則和方向，而真正落實到調配上，還是靠的“名額”。在中國，整個公職體系（所有委任制包括軍隊），均體現了鮮明的社會主義特色，在社會主義的框架下，計劃指標是調配資源最主要的手段，市場在人力資源配置中不起作用。在這種條件下談“契約精神”，其實只是個人的一廂情願。
那麼，為什麼會使用名額控制的機制？
從歷史的角度看，計劃控制使得組織的掌控能力大大增強，在強制約束下，十分適合完成急難險重任務，激發個體的集體主義和奉獻意識。有利於集體的高度集中統一，但有時對個人權利的主張會有一定的損害。
因此，我們會發現，在歷史轉軌中的中國，即便是雙軌制條件下，儘管在經濟發達地區尤其是高新區的公職人員招募中引入了市場機制，採用了合同制，但是在艱苦邊遠地區，依然保持了百分百的委任制比例。
同樣，在軍隊，一些條件比較好的單位，比如院校、醫院、研究所，也紛紛引入了市場化機制，招募聘用制文職人員。而軍官，則由於其崗位特殊性和艱苦性，依然保留了委任制，且不太可能實行市場化的人力資源配置機制。
“名額”這個東西，聽起來很剛性，但實際上它也和形勢有關，是個動態的過程，並非一成不變。名額有時候多，有時候少，這都是和外部環境以及形勢變化相關的。比如軍官強軍計劃的名額，在十年前很多，後來越來越少，相當一部分高校紛紛退出強軍計劃了。又比如畢業赴邊的名額，在十年前不是很多，後來越來越多，隨著軍改戰略前推，越來越多的部隊移到前線，今後這部分的名額只會更多。又比如轉業復員的名額，軍改因為要裁十七萬軍官，所以從2016年開始倍增，到了2019年裁軍基本完成，名額又開始減少了。
因此，每當有人問我，能不能考研，能不能轉業，能不能調動的時候，我都會告訴他，要結合具體形勢看名額。不是說你滿足了條件就一定能考研、能轉文職、能調動，而是說你滿足了條件之後，有名額並且落到了你的頭上，並且上面不卡，這樣事情才能辦成。
從這個角度來看，軍官職業名義雖然是計劃指令體系，但實際上也和市場經濟差不多，都不是穩定一成不變的行情，只不過硬通貨從人民幣變成了名額。尤其是在風清氣正的今天，即使有再多的人民幣，你也很難買到名額。
總而言之，決定軍官一生的路徑的往往既不是政策制度，也不是個人努力，而是歷史的進程以及歷史進程之下一個人所能遇見的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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