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垃圾桶内你与我
在一个讲究计划分配的体系当中，指标、名额，就是干成一切事情的硬通货。
调职需要名额、考研需要名额、参加任务需要名额、转业复员也需要名额。
名额，贯穿了军官职业的全过程，可以说，它的地位和市场经济中的人民币不相上下。有名额可以做很多事，没有名额则啥也动不了。
军改之后，编制和军衔一一对应，调职晋升的通道更为狭窄，转业名额、考研名额更会大幅减少，名额，急剧升值！
如果说军事政策制度构成了军官职业体系的四梁八柱，那么名额显然就是流动着的灵魂。熟悉政策的人应该知道，在政策表述当中往往有“原则上”，“可以”，“尽量”等模糊性表述，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就比如有时候有人发现自己满足了转业复员的条件，理论上“可以”安排转业，然而当他兴高采烈地递交转业申请之后，却会被告知“没有名额，轮不到你”。
上述这位干部，就是没有意识到“名额”的核心地位。政策制度规定了名额流动的规则和方向，而真正落实到调配上，还是靠的“名额”。在中国，整个公职体系（所有委任制包括军队），均体现了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计划指标是调配资源最主要的手段，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不起作用。在这种条件下谈“契约精神”，其实只是个人的一厢情愿。
那么，为什么会使用名额控制的机制？
从历史的角度看，计划控制使得组织的掌控能力大大增强，在强制约束下，十分适合完成急难险重任务，激发个体的集体主义和奉献意识。有利于集体的高度集中统一，但有时对个人权利的主张会有一定的损害。
因此，我们会发现，在历史转轨中的中国，即便是双轨制条件下，尽管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高新区的公职人员招募中引入了市场机制，采用了合同制，但是在艰苦边远地区，依然保持了百分百的委任制比例。
同样，在军队，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单位，比如院校、医院、研究所，也纷纷引入了市场化机制，招募聘用制文职人员。而军官，则由于其岗位特殊性和艰苦性，依然保留了委任制，且不太可能实行市场化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
“名额”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刚性，但实际上它也和形势有关，是个动态的过程，并非一成不变。名额有时候多，有时候少，这都是和外部环境以及形势变化相关的。比如军官强军计划的名额，在十年前很多，后来越来越少，相当一部分高校纷纷退出强军计划了。又比如毕业赴边的名额，在十年前不是很多，后来越来越多，随着军改战略前推，越来越多的部队移到前线，今后这部分的名额只会更多。又比如转业复员的名额，军改因为要裁十七万军官，所以从2016年开始倍增，到了2019年裁军基本完成，名额又开始减少了。
因此，每当有人问我，能不能考研，能不能转业，能不能调动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要结合具体形势看名额。不是说你满足了条件就一定能考研、能转文职、能调动，而是说你满足了条件之后，有名额并且落到了你的头上，并且上面不卡，这样事情才能办成。
从这个角度来看，军官职业名义虽然是计划指令体系，但实际上也和市场经济差不多，都不是稳定一成不变的行情，只不过硬通货从人民币变成了名额。尤其是在风清气正的今天，即使有再多的人民币，你也很难买到名额。
总而言之，决定军官一生的路径的往往既不是政策制度，也不是个人努力，而是历史的进程以及历史进程之下一个人所能遇见的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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