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網：最近一段時間來，我們的推送頻次相對來說有所降低。這裡先和大家說下抱歉，然後再和大家解釋下原因。
主要的原因有兩個，其一是從我個人來說，年後自己的事情的確比較多，需要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進行處理，能夠分散出來和大家分享想法的時間就更少了。可能接下來的時間內，我們的推送頻率也會基本保持每週兩到三條的水平。
其二，是從宏觀的層面說，自疫情爆發至今，區域經濟領域內事實上也和其他各個領域一樣，令人感到欣喜的事情不多，令人感到悲觀的事情不少。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不讓大家原本就深受疫情影響的情緒再添負能量，所以很多可分享可不分享的內容，我就一律按不分享處理。
今天我們抽出時間來，想和大家談談的是，關於城市人口管理的問題。我想很多的朋友如果不是受此次疫情的影響，可能從未對這件事兒進行過深入思考。但通過此次疫情，我們發現了這其中很多的問題值得關注。
戶籍改革：人口蜂擁而至，但管理得好嗎？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顯示：2019年年末全國大陸總人口140005萬人，比上年末增加467萬人，其中城鎮常住人口84843萬人，佔總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0.60%，比上年末提高1.02個百分點。
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4.38%，比上年末提高1.01個百分點。全年出生人口1465萬人，出生率為10.48‰；死亡人口998萬人，死亡率為7.14‰；自然增長率為3.34‰。全國人戶分離的人口2.80億人，其中流動人口2.36億人。
這是中國歷史上整體城鎮化率水平首次超過60%，顯而易見的是，這並不是中國城鎮化的趨於結束，而是又一個全新的結束。多數觀點認為，未來中國的整體城鎮化率，有望達到80%。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過去幾年來，中國從上到下都在貫徹同一件人口流動相關政策——進一步開放國內大中城市的落戶門檻。
此前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印發《2020年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下稱《任務》）的通知中就明確提出：要督促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戶限制。督促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含設區市和縣級市）全面取消落戶限制，進一步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
督促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其他超大特大城市和Ⅰ型大城市堅持存量優先原則，取消進城就業生活5年以上和舉家遷徙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穩定就業生活的新生代農民工、農村學生升學和參軍進城的人口等重點人群落戶限制。
每次我講到這裡時，都要特別和大家強調一下，是“城區常住人口”，而非“全市常住人口”。因為如果要是後者的話，按照中國城市的平均人口規模，這樣的人口體量的城市顯然本身也缺乏人口流入的吸引力，開放戶籍與否本身的意義也就很小。
根據2014年11月國務院發佈的《關於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城區常住人口100萬以上500萬以下的城市為大城市，其中300萬以上500萬以下的城市為Ⅰ型大城市，100萬以上300萬以下的城市為Ⅱ型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1000萬以下的城市為特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城市為超大城市。
那麼根據上述的相關文件，國內哪些城市受此政策影響最為明顯呢？根據《2018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鑑》相關數據，這裡我整理了中國代表性城市的城區常住人口相關數據——
在過去的十幾二十年間，中國城市吸引外來人口流入的最大因素，是區域間收入水平的差異。特別是部分頭部的超大城市，不僅入職即可獲得的薪資水平整體較高，且未來持續性的增長空間同樣較大。
但時過境遷，伴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日益放緩，企業競爭壓力日益增強，原本經濟相對落後區域各自中心城市的持續發展，我們發現之於絕大多數普通人而言，在不同城市間單純的薪資差異已經越來越小。
那麼從長期來看，即年輕人在考慮定居城市時，更多要考慮的已經不是當下兩三年間自身的絕對收入水平，還要進一步考慮更長久也更細節的問題，自身進入中年、老年，子女陸續出生、上學之後，在這個漫長的時間維度中，所選擇城市能夠提供自身所需要的資源與服務。
以此次的疫情為例，雖然截止目前，我們仍處於疫情之中，遠沒有達到徹底“戰勝疫情”的地步。但是回顧過往三個月的全國抗疫過程，我們還是發現全國各地抗疫表現可謂是參差不齊。
由於疫情尚未結束，所以自然也就還沒到“秋後算賬”的時候。但是，我想大家應該把此次疫情中，不同地區暴露出的各類城市公共管理問題，牢牢地記在心上。
如何評判一個人的真實工作能力？自然不能只看他日常一般性工作時的表現。當突發意外發生後，應對無準備、無預案時的臨危決斷，才最能體現出這個人的真實工作能力與素質。
城市管理也是一樣，一帆風順之下，似乎每一個城市和地區表現雖略有差異，但是真實水平都被隱藏在陰影之後。當突發疫情爆發後，對比不同地區制定的不同政策，執行的不同力度，得到的不同結果，是可以鮮明發現哪些地區表現是優秀，哪些地區是良好，哪些地區是及格，哪些地區又是不及格的。
中國各地流動人口管理水平
根據此前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顯示：2019年末，全國人戶分離的人口2.80億人，其中流動人口2.36億人。相較於2018年末全國2.41億人的流動人口，下降了500萬人左右。
事實上過去的幾年間，全國整體的流動人口總數基本是在穩步下降的。背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中國城鎮化進程逐漸放緩，每年成為流動人口的總體量在整體下降；包括中國的老齡化水平在不斷加深，當上一代的流動人口不再流動時，新一代的流動人口總量顯然是要低於上一代的；還包括越來越多的原有流動人口，逐漸已經開始定居在了之前務工的城市，成為新城市的常住人口。
如何管理流動人口，事實上無論之於國外城市還是中國城市，都是一件系統而複雜的工程。而在中國，有一點特殊的國情還全面加碼了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管理的難度。顯而易見，就是人口規模。
對於一座城市而言，想要管理好幾萬到幾十萬人口相對還是比較容易的。但是在中國的絕大多數一二線城市，流動人口動輒以數百萬計，不少城市的流動人口總量甚至能和戶籍人口總量接近，這無疑進一步加劇了相關管理工作的難度。
如何評估中國各地區對流動人口管理的水平高低？在國內這同樣是個相對比較空白的領域，它涉及的相關部門眾多，利益紛繁複雜，想要客觀理性評估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這是否重要呢？答案是肯定的，就拿此次的疫情管控為例，人口管理、特別是流動人口管理的水平高低，直接可以決定一城乃至一省抗疫工作的成敗。部分地區在接下來面臨的高二次疫情風險，歸根結底依舊是流動人口的管理問題。
通過努力尋找之後，我們發現了一份發佈於2018年初，由國家衛生健康委流動人口服務中心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佈的相關資料：《流動人口社會融合藍皮書：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社會融合評估報告No.1》（以下簡稱報告）。
這份報告，是中國第一部以流動人口社會融合評估為主題的年度報告。這個報告雖然並不是直接對城市的人口管理水平進行評比，但卻是公開資料中為數不多比較接近的一份素材。
報告選取了國內50個代表城市作為對象，從政治、經濟、公共服務、文化心理四個維度進行評估，結果顯示，中國流動人口社會融合水平與過去相比雖有明顯提高，但離理想狀態仍有較大差距，且各維度之間差異顯著。
比較遺憾的是，本次評估的50個城市在選擇範圍上作了“上下限”設置，比如，北京、上海因國家人口調控要求被排除，省會城市中排除了流動人口總量低於20萬人的拉薩、西寧、銀川以及城區常住人口超過1000萬的超大城市廣州，計劃單列市中則排除了城區常住人口超過1000萬的超大城市深圳。
報告結果顯示：50個城市綜合平均得分僅為51.62分，融合狀態比較好的城市（55分以上）有9個，僅佔18%，一般城市（50~55分）有24個，另有17個比較差的城市（50分以下），這就說明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城市融合度偏低，還是當前的一個普遍現象。
2017年度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社會融合排名之1
2017年度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社會融合排名之2
在報告評估的50個城市中，綜合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別是廈門、鄂爾多斯、成都、長沙、合肥、惠州、青島、蘇州、江門、唐山；後10名城市分別為寧波、昆明、三亞、海口、金華、紹興、台州、榆林、溫州、呼和浩特。
而具體到50個城市的政治、經濟、公共服務、文化心理四個維度具體得分及排名，又是怎樣的呢？
城市流動人口政治、經濟、公共服務、文化心理排名
從報告中的四項評價維度來看，公共服務融合表現相對較好，政治融合表現次之，而經濟融合、心理文化融合的平均得分未達50分。
例如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流動人口，從早期以就業為目的的臨時性進城，到在城市裡追求自己的公共權益，再到從心理上認可所在的城市、生活習慣上適應城市生活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評估結果顯示，東部地區特大城市流動人口政治融合難度大，主要原因在於人口流入給地方帶來的壓力比較大，流動人口在市民身份獲得和社會福利、公共服務等社會權利獲得方面受到的限制比較多。
同時，經濟融合東、中、西部區域差距大，過高的房價、低水平的消費和勞動保護不足，使流動人口的經濟融合還處於初級水平。
另外，由於該報告是以藍皮書的形式對外發布，我們能夠通過公開渠道找尋到的相關資料比較有限，所以我們分享的也是其中相對較為重要的信息——
2017年度中國城市流動人口政治融合排名
2017年度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經濟融合排名
2017年度中國城市流動人口公共服務融合排名
2017年度中國城市流動人口心理文化融合排名
當然，需要特別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上述報告在分析研究各城市的流動人口管理情況時，是按照一般正常運轉情況進行對比，類似像重大疫情防控水平的對比，雖然與公共服務融合一項較為接近，基本是不太考慮在內的。
所以我們在查閱上述資料時，心中要對此有數。
未來十年，我最希望公開的社會數據
未來十年，我最希望看到的地方政府官方數據是什麼呢？可以先告訴大家，並不是經濟相關數據。
事實上，目前中國各地方政府公佈的經濟數據類目已經較為完善。而且，從頻率上來看，已經能夠做到年報、季報甚至月報，數據的時效性水平提升速度也十分明顯。如果說未來十年還需要在哪些方面進一步改進的話，我認為應該是統計方式的科學性和統計數據的準確性兩大方面。
而相較於經濟數據，我們的社會數據公開水平還十分之初級。所以於我個人而言，我最希望在未來十年中看到的官方數據，正是各類社會及民生數據。具體來說，全國整體及各省市犯罪率，就一直都是我高度重視的一項數據。而現階段中國犯罪率的公開水平怎麼形容呢，比空白稍微好一些。
不同於經濟數據有統計局這樣的專屬部門進行統計、整理和發佈，社會數據涉及的範圍顯然更為廣闊，不同的社會數據掌握在不同的管理部門當中。比如，大家相對還比較有了解的歷年國民結婚、離婚數據，都是掌握在民政部手中的。
而以民政部為例，其日常工作眾多，除了普通人相對較為熟悉的婚喪嫁娶之外，行政區劃、地名管理、最低保障、兒童福利等社會職能也都是其日常工作。而每一項對應的工作，都會產生大量的相關數據，而類似數據的公佈主動權，完全掌握在民政部自己手中。
再說我個人最關注，也最迫切期望能夠完整、準確、定時公佈的社會犯罪率相關數據。它涉及的部門就更多，起碼由公安部、最高檢、最高法三個部門共同統計和管理。而受種種因素影響，這些數據的發佈十分有限。
目前，最高法的官網上設置了相應的“大數據”專題板塊，這當然是非常重大的進步。但是目前階段，對外公佈的數據類目和更新頻率，都還處於非常初級的階段。截止發稿前該分類下僅有25篇相關資料，且多數發佈時間均為2017年，時效性較弱。
那麼為什麼含各類犯罪率在內的司法數據如此重要，甚至在我看來它和經濟數據同樣重要呢？我這裡問大家幾個問題，我想大家自己就能獲得答案。
作為一名求職者，請問你是否關心你即將前往求職的城市勞務糾紛相關數據，特別是拖欠工資類糾紛類案件，最終的解決結果和解決時長情況。再進一步說，你是否期望能夠一鍵瞭解你即將面試和入職的公司，在此之前是否存在多次商業欺詐和勞務糾紛？
作為一名女性，請問你是否關心你所工作的城市性侵犯罪相關數據，包括階段性相關犯罪的數量是在增加還是減少，相關犯罪的發生地分佈在哪裡，實施犯罪者的年齡、身份及其他各類特徵。
作為父親或母親，請問你是否關心你所生活的城市針對未成年犯罪的相關數據，包括所在地區的未成年人犯罪率，各類針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構成，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齡及學歷構成等等。
再縱深一些講，你是否關注你所在的地區，重大惡性犯罪的發案率及偵破情況，各類具有爭議性案件的最終解決結果公正性。以上數據，都是可以直接反應出對應地區治安綜合水平，公安辦案能力，司法公正程度的重要指標。
從改革開放至今的四十餘年時間裡，全國各地區各項工作的最重要目標（甚至一定情況下是唯一目標）均為發展經濟。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對於各項社會矛盾的解決方法基本是以延遲和治標兩項方法進行處理的。
也有一部分相關聲音認為，許多的社會矛盾問題歸根結底都是經濟問題，只要經濟最終能夠發展起來，那麼許多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站在當下的角度看，這個觀點有它一定的道理，過去四十年間一些社會矛盾的確隨著社會經濟整體的發展得到了相應的緩解與解決。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另一些社會矛盾正在隨著時間推進持續累積。還有，新的社會矛盾也在持續增加，特別是過去的二十年間。
當我們衡量要不要長久定居一座城市時，不能完全為經濟數據一葉障目，更要從更深層次的社會整體安全性和公平性去綜合對比。須知，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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