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网：最近一段时间来，我们的推送频次相对来说有所降低。这里先和大家说下抱歉，然后再和大家解释下原因。
主要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从我个人来说，年后自己的事情的确比较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处理，能够分散出来和大家分享想法的时间就更少了。可能接下来的时间内，我们的推送频率也会基本保持每周两到三条的水平。
其二，是从宏观的层面说，自疫情爆发至今，区域经济领域内事实上也和其他各个领域一样，令人感到欣喜的事情不多，令人感到悲观的事情不少。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不让大家原本就深受疫情影响的情绪再添负能量，所以很多可分享可不分享的内容，我就一律按不分享处理。
今天我们抽出时间来，想和大家谈谈的是，关于城市人口管理的问题。我想很多的朋友如果不是受此次疫情的影响，可能从未对这件事儿进行过深入思考。但通过此次疫情，我们发现了这其中很多的问题值得关注。
户籍改革：人口蜂拥而至，但管理得好吗？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4000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67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比上年末提高1.01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出生率为10.48‰；死亡人口998万人，死亡率为7.14‰；自然增长率为3.34‰。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2.80亿人，其中流动人口2.36亿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整体城镇化率水平首次超过60%，显而易见的是，这并不是中国城镇化的趋于结束，而是又一个全新的结束。多数观点认为，未来中国的整体城镇化率，有望达到80%。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去几年来，中国从上到下都在贯彻同一件人口流动相关政策——进一步开放国内大中城市的落户门槛。
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下称《任务》）的通知中就明确提出：要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督促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含设区市和县级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
督促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其他超大特大城市和Ⅰ型大城市坚持存量优先原则，取消进城就业生活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城的人口等重点人群落户限制。
每次我讲到这里时，都要特别和大家强调一下，是“城区常住人口”，而非“全市常住人口”。因为如果要是后者的话，按照中国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这样的人口体量的城市显然本身也缺乏人口流入的吸引力，开放户籍与否本身的意义也就很小。
根据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
那么根据上述的相关文件，国内哪些城市受此政策影响最为明显呢？根据《2018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这里我整理了中国代表性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相关数据——
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间，中国城市吸引外来人口流入的最大因素，是区域间收入水平的差异。特别是部分头部的超大城市，不仅入职即可获得的薪资水平整体较高，且未来持续性的增长空间同样较大。
但时过境迁，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日益放缓，企业竞争压力日益增强，原本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各自中心城市的持续发展，我们发现之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在不同城市间单纯的薪资差异已经越来越小。
那么从长期来看，即年轻人在考虑定居城市时，更多要考虑的已经不是当下两三年间自身的绝对收入水平，还要进一步考虑更长久也更细节的问题，自身进入中年、老年，子女陆续出生、上学之后，在这个漫长的时间维度中，所选择城市能够提供自身所需要的资源与服务。
以此次的疫情为例，虽然截止目前，我们仍处于疫情之中，远没有达到彻底“战胜疫情”的地步。但是回顾过往三个月的全国抗疫过程，我们还是发现全国各地抗疫表现可谓是参差不齐。
由于疫情尚未结束，所以自然也就还没到“秋后算账”的时候。但是，我想大家应该把此次疫情中，不同地区暴露出的各类城市公共管理问题，牢牢地记在心上。
如何评判一个人的真实工作能力？自然不能只看他日常一般性工作时的表现。当突发意外发生后，应对无准备、无预案时的临危决断，才最能体现出这个人的真实工作能力与素质。
城市管理也是一样，一帆风顺之下，似乎每一个城市和地区表现虽略有差异，但是真实水平都被隐藏在阴影之后。当突发疫情爆发后，对比不同地区制定的不同政策，执行的不同力度，得到的不同结果，是可以鲜明发现哪些地区表现是优秀，哪些地区是良好，哪些地区是及格，哪些地区又是不及格的。
中国各地流动人口管理水平
根据此前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末，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2.80亿人，其中流动人口2.36亿人。相较于2018年末全国2.41亿人的流动人口，下降了500万人左右。
事实上过去的几年间，全国整体的流动人口总数基本是在稳步下降的。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中国城镇化进程逐渐放缓，每年成为流动人口的总体量在整体下降；包括中国的老龄化水平在不断加深，当上一代的流动人口不再流动时，新一代的流动人口总量显然是要低于上一代的；还包括越来越多的原有流动人口，逐渐已经开始定居在了之前务工的城市，成为新城市的常住人口。
如何管理流动人口，事实上无论之于国外城市还是中国城市，都是一件系统而复杂的工程。而在中国，有一点特殊的国情还全面加码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管理的难度。显而易见，就是人口规模。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想要管理好几万到几十万人口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中国的绝大多数一二线城市，流动人口动辄以数百万计，不少城市的流动人口总量甚至能和户籍人口总量接近，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相关管理工作的难度。
如何评估中国各地区对流动人口管理的水平高低？在国内这同样是个相对比较空白的领域，它涉及的相关部门众多，利益纷繁复杂，想要客观理性评估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这是否重要呢？答案是肯定的，就拿此次的疫情管控为例，人口管理、特别是流动人口管理的水平高低，直接可以决定一城乃至一省抗疫工作的成败。部分地区在接下来面临的高二次疫情风险，归根结底依旧是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
通过努力寻找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份发布于2018年初，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相关资料：《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蓝皮书：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No.1》（以下简称报告）。
这份报告，是中国第一部以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为主题的年度报告。这个报告虽然并不是直接对城市的人口管理水平进行评比，但却是公开资料中为数不多比较接近的一份素材。
报告选取了国内50个代表城市作为对象，从政治、经济、公共服务、文化心理四个维度进行评估，结果显示，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与过去相比虽有明显提高，但离理想状态仍有较大差距，且各维度之间差异显著。
比较遗憾的是，本次评估的50个城市在选择范围上作了“上下限”设置，比如，北京、上海因国家人口调控要求被排除，省会城市中排除了流动人口总量低于20万人的拉萨、西宁、银川以及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广州，计划单列市中则排除了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深圳。
报告结果显示：50个城市综合平均得分仅为51.62分，融合状态比较好的城市（55分以上）有9个，仅占18%，一般城市（50~55分）有24个，另有17个比较差的城市（50分以下），这就说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融合度偏低，还是当前的一个普遍现象。
2017年度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排名之1
2017年度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排名之2
在报告评估的50个城市中，综合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厦门、鄂尔多斯、成都、长沙、合肥、惠州、青岛、苏州、江门、唐山；后10名城市分别为宁波、昆明、三亚、海口、金华、绍兴、台州、榆林、温州、呼和浩特。
而具体到50个城市的政治、经济、公共服务、文化心理四个维度具体得分及排名，又是怎样的呢？
城市流动人口政治、经济、公共服务、文化心理排名
从报告中的四项评价维度来看，公共服务融合表现相对较好，政治融合表现次之，而经济融合、心理文化融合的平均得分未达50分。
例如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从早期以就业为目的的临时性进城，到在城市里追求自己的公共权益，再到从心理上认可所在的城市、生活习惯上适应城市生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评估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特大城市流动人口政治融合难度大，主要原因在于人口流入给地方带来的压力比较大，流动人口在市民身份获得和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社会权利获得方面受到的限制比较多。
同时，经济融合东、中、西部区域差距大，过高的房价、低水平的消费和劳动保护不足，使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合还处于初级水平。
另外，由于该报告是以蓝皮书的形式对外发布，我们能够通过公开渠道找寻到的相关资料比较有限，所以我们分享的也是其中相对较为重要的信息——
2017年度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政治融合排名
2017年度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经济融合排名
2017年度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公共服务融合排名
2017年度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心理文化融合排名
当然，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上述报告在分析研究各城市的流动人口管理情况时，是按照一般正常运转情况进行对比，类似像重大疫情防控水平的对比，虽然与公共服务融合一项较为接近，基本是不太考虑在内的。
所以我们在查阅上述资料时，心中要对此有数。
未来十年，我最希望公开的社会数据
未来十年，我最希望看到的地方政府官方数据是什么呢？可以先告诉大家，并不是经济相关数据。
事实上，目前中国各地方政府公布的经济数据类目已经较为完善。而且，从频率上来看，已经能够做到年报、季报甚至月报，数据的时效性水平提升速度也十分明显。如果说未来十年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改进的话，我认为应该是统计方式的科学性和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两大方面。
而相较于经济数据，我们的社会数据公开水平还十分之初级。所以于我个人而言，我最希望在未来十年中看到的官方数据，正是各类社会及民生数据。具体来说，全国整体及各省市犯罪率，就一直都是我高度重视的一项数据。而现阶段中国犯罪率的公开水平怎么形容呢，比空白稍微好一些。
不同于经济数据有统计局这样的专属部门进行统计、整理和发布，社会数据涉及的范围显然更为广阔，不同的社会数据掌握在不同的管理部门当中。比如，大家相对还比较有了解的历年国民结婚、离婚数据，都是掌握在民政部手中的。
而以民政部为例，其日常工作众多，除了普通人相对较为熟悉的婚丧嫁娶之外，行政区划、地名管理、最低保障、儿童福利等社会职能也都是其日常工作。而每一项对应的工作，都会产生大量的相关数据，而类似数据的公布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民政部自己手中。
再说我个人最关注，也最迫切期望能够完整、准确、定时公布的社会犯罪率相关数据。它涉及的部门就更多，起码由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三个部门共同统计和管理。而受种种因素影响，这些数据的发布十分有限。
目前，最高法的官网上设置了相应的“大数据”专题板块，这当然是非常重大的进步。但是目前阶段，对外公布的数据类目和更新频率，都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截止发稿前该分类下仅有25篇相关资料，且多数发布时间均为2017年，时效性较弱。
那么为什么含各类犯罪率在内的司法数据如此重要，甚至在我看来它和经济数据同样重要呢？我这里问大家几个问题，我想大家自己就能获得答案。
作为一名求职者，请问你是否关心你即将前往求职的城市劳务纠纷相关数据，特别是拖欠工资类纠纷类案件，最终的解决结果和解决时长情况。再进一步说，你是否期望能够一键了解你即将面试和入职的公司，在此之前是否存在多次商业欺诈和劳务纠纷？
作为一名女性，请问你是否关心你所工作的城市性侵犯罪相关数据，包括阶段性相关犯罪的数量是在增加还是减少，相关犯罪的发生地分布在哪里，实施犯罪者的年龄、身份及其他各类特征。
作为父亲或母亲，请问你是否关心你所生活的城市针对未成年犯罪的相关数据，包括所在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率，各类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构成，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及学历构成等等。
再纵深一些讲，你是否关注你所在的地区，重大恶性犯罪的发案率及侦破情况，各类具有争议性案件的最终解决结果公正性。以上数据，都是可以直接反应出对应地区治安综合水平，公安办案能力，司法公正程度的重要指标。
从改革开放至今的四十余年时间里，全国各地区各项工作的最重要目标（甚至一定情况下是唯一目标）均为发展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于各项社会矛盾的解决方法基本是以延迟和治标两项方法进行处理的。
也有一部分相关声音认为，许多的社会矛盾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只要经济最终能够发展起来，那么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站在当下的角度看，这个观点有它一定的道理，过去四十年间一些社会矛盾的确随着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得到了相应的缓解与解决。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另一些社会矛盾正在随着时间推进持续累积。还有，新的社会矛盾也在持续增加，特别是过去的二十年间。
当我们衡量要不要长久定居一座城市时，不能完全为经济数据一叶障目，更要从更深层次的社会整体安全性和公平性去综合对比。须知，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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