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鐸學“二王”不過是尋求一種心理安慰


王鐸學“二王”不過是尋求一種心理安慰

王鐸故居中由沈鵬題寫的《神筆王鐸》牌匾

可以這樣說:王鐸是明朝最後的一位書家,也是清代最早的一位書家。明清之際,時代、社會、政治制度的急劇變更,造就了這位曠世奇才,被後世譽為“神筆”。你知道,他這“神筆”是怎樣煉成的嗎?


王鐸學“二王”不過是尋求一種心理安慰

王鐸行書詩軸

他要對抗是董派“閒雅恬淡”的書風

明代末年的書壇董派書風流行,書法家竟尚柔媚,以俊秀飄逸相標榜。而這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亂世,需要的已經不是那種閒雅恬淡的書風,而是奮發為雄的英雄氣象。於是,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王鐸等書法家,和歷史上那些自創新派的書家一樣,也集合在王羲之這面錦繡的大旗下,開展復興書壇的活動。舊的社會制度已經開始崩潰,而“法帖之妖”的舊派那種玩弄筆法技巧、講究漂亮外表的書體,也應當被徹底摧毀。所以,王鐸等人創造出了一種在當時正統派看來是非常奇怪醜惡的書體,而他們自己卻認為這真正代表著王羲之書法精神。

王鐸學“二王”不過是尋求一種心理安慰

王鐸這種奮發為雄的書風,才真正代表著王羲之書法的內在精神

不僅口稱“吾家羲之”,而且也落實在行動上

王鐸經常稱“吾家羲之”“吾家獻之”,他這不是停留在口頭上,實際行動上他也是紮紮實實地學習“二王”書法,而且終生不移,雖然他寫出來的東西與王書相比,彷彿風馬牛不相及。13歲時,他就得到一部斷本王書《聖教序》,於是勤學苦練了三年。由於他也因姓王,因而對“二王”書法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在臨摹王書時總愛標明“臨吾家逸少帖”的題頭。他十分執著地認為“二王”是與他同一譜系的先人,“二王”書法是他的家傳。尤其是他認識到“二王”是書法正宗,為歷代書家所法,所以他獨尊“二王”。他對“二王”法帖無所不臨,並旁及其他魏晉書家。他傳世至今的70多件墨跡中,臨寫古代碑帖的佔60%,而其中又有一半是臨“二王”書帖的。所以,姜紹書《無聲書史》說:“鐸行草書宗山陰父子,正書出鍾元常,雖模範鐘王,亦能自出胸臆。”可以說,王鐸30歲以前在學習“二王”及魏晉諸家的過程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這一直影響到他終身的書法發展。

王鐸學“二王”不過是尋求一種心理安慰

王鐸臨《懷仁集王羲之聖教序》

從米芾書法中找到了創新突破口

不過,王鐸學習“二王”古帖並非真的要恢復到王書原來的面目,而是要和董其昌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以便一較高低。法古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革新。所以,30歲以後王鐸博採眾長,廣泛而又大量地學習唐宋書家,進一步積蓄創造革新的實力。這時,宋代米芾的驚世駭俗之品行和奇倔豪逸之書法,深深地吸引了王鐸的審美注意,激起他極大的興趣。他從別人手中借得米芾書寫的《英光堂帖》四十六冊,用幾年時間遍臨無遺。故梁巘《評書帖》說:“王鐸書得執筆法,學米南宮,蒼老勁健,全以力勝;然體格近怪,只為名家。”也許,他正是從米芾書法中找到了以“力勝”為創新的突破口。當然,他還曾學習唐代書家柳公權、李邕、顏真卿、褚遂良、懷素等人的書法。而這些都是衝破王書傳統規範,開宗立派的書家。儘管王鐸在此階段是廣取博收,他也始終未忘王書家風。從他書寫的小行楷作品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二王”的神采風韻。


王鐸學“二王”不過是尋求一種心理安慰

王鐸《致梅公李年信札》,足見他對米芾(海嶽)書法的歡喜之情

年過半百後自成一家

40歲以後,王鐸開始陶鑄百家,消化吸收,以期融會貫通,開創自己的風格。這時,他的書法大呈風力,務追險絕,字畫風稜,氣勢奪人,形成了與董派書法明顯不同的獨特書風。

50歲以後,他卓然成家。長期以來因失寵於明帝,宦途失意,家鄉淪陷,他處於書名不揚的境況之中。52歲他被明福王召至南京任東閣大學士,這意外的好運使他的書名一躍而為江南盡知。這時,他的書法已趨於成熟,戢銳於內,振華於外;由縱而斂,能縱能收;由風力十足向雍容大雅發展。這樣,他的行草書走出了與明代眾多的行草書家不同的道路。《霎嶽樓筆談》中說:“明人草書無不縱筆以取勢者,覺斯則縱而能斂,故不極勢而勢若不盡,非力有餘者,未易語此。”

王鐸學“二王”不過是尋求一種心理安慰

這時王鐸書法已趨於成熟,戢銳於內,振華於外;由縱而斂,能縱能收,雍容大雅發展

王鐸學“二王”不過是尋求一種心理安慰

王鐸臨王羲之草書帖

“一日臨帖,一日應請索”,終生不移

從表面上看,王鐸晚年的書法似乎減弱了壯年那種奮發為雄的氣概,而實質上則是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運,他那氣勢磅礴的書法基調始終不曾改變。然而,

即使擺脫了王書含蓄凝練、瀟灑飄逸的形貌,在雄強奔放、險勁縱肆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時,王鐸仍然頻頻回首,仰望那座聳立的王羲之書法的高峰。他為自己定下日課。據《倪氏雜記》中記載,王鐸“一日臨帖,一日應請索,以此相間終身不易”。就是說他一天小心翼翼地臨習古代書帖,另一天則無拘無束地自由創作。據說這是他書法的秘訣。我們從他42歲寫的《自書詩卷》,59歲時的《臨王獻之草書軸》,直至最後60歲時書寫的《琅華館帖序》,都可以看出他對“二王”書法的依依不捨。

王鐸學“二王”不過是尋求一種心理安慰

王鐸草書詩卷

原來他學“二王”,不過是要得到一種心理安慰

王鐸一生都處於面臨選擇取捨的痛苦焦灼不安的矛盾之中。他所精通的儒家“中庸之道”與他所鼓吹的“怪、力、亂、神”;作為明朝遺臣的守節與投降滿清的失節;取法古典的貴族氣派的書帖與表現出來的浪漫的粗漢般的書風;如此等等,相互交織成為王鐸奇怪的天才。所以,在中國書法史上,像王鐸這樣熱衷於臨習王羲之的書帖是十分罕見的,同時像他的書法那樣脫離舊有的王書傳統規範也是非常突出的。他一日學王羲之,一日又做反王羲之的練習,兩者互為表裡,矛盾統一。其實,他不過是從對羲之書帖的臨習中得到一種心理安慰,給他那尚不為人們理解的跳擲騰挪、奇怪雄強的書作增加一些自信心,彷彿是要告訴人們同時也告訴自己:我是學王羲之的。王鐸真正要超越、要抗拒的對象是董派書風。他的書法歸根結蒂,是對董書的一種反動。

王鐸學“二王”不過是尋求一種心理安慰

王世國著作《中國書法家》和《書法非常道》(見“噹噹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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