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王石、柳傳志聚首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建院30週年論壇。
一個是地產大佬，一個是商界大佬，兩人在不同的領域各領風騷，表面上幾乎沒有任何交集的兩家企業主，舉手投足之間卻頗有一番情同手足的感覺。
講到1984年的創業“第一槍”，兩人一前一後翹起二郎腿互相湊近，樂呵呵地你一言我一句，似乎回到了當年風華正茂的年代。
1984年，稱它熱烈又躁動一點都不為過。
那個七大姑八大姨都不再催著進機關，家家戶戶喊著“摔破鐵飯碗”的年代，不僅僅是王石、柳傳志的回憶，也是每一個創業人值得致敬的年代。
在蜻蜓FM推出的專輯《曉年鑑》中，高曉松也講到了在那一年裡有第一批大公司的雛形、種子開始破土而出，所以1984年被冠以“中國現代公司元年”。
01 "我好像感到幹大事的時候到了"
1984年1月，深圳的街頭隨處可見醒目的標牌，刻著“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幾個大字。
60多幢18層以上的高樓大部分正在建設中，到處是吊機伸出的長長巨臂，繁忙的工地旁邊，穿著藍色工裝服的男男女女騎著鳳凰牌的自行車呼嘯而過。
這個城市和其它城市相比有些不同，它像是早晨初升的太陽，熱烈明亮。可它同樣也承受著四面八方的非議，因為人們都說：
深圳除了五星紅旗是社會主義的，其他全部都是資本主義的。
這時候，除了出國一直坐鎮北京的鄧小平突然決定到南方看看，深圳特區的官員們像個急於被表揚孩子一樣。他們無比希望鄧小平到深圳後能給他們打打氣，撐撐腰。
當鄧小平站在深圳20層國商大廈樓頂若有所思時，一個騎自行車的年輕人正途經樓下，警車、警察和聚集的人群擋住了他的去路，一打聽才知道是鄧小平來了深圳。
他後來回憶說，“我好像感到幹大事情的時候到了。”
這位年輕人就是當時33歲王石。
他的第一份銷售雞飼料的生意正遇上了瓶頸期，香港媒體報道稱：雞飼料中發現致癌物質。一夜間，香港街頭不再有賣雞肉的小販，臭水溝裡堆放著被扔掉的雞，喊著要吃雞的人就是想送命。
深圳碼頭停放的幾艘貨船裡，成堆放著王石滯銷的雞飼料，被大雨淋溼的雞飼料，透過包裝都能夠聞到發酵的味道，周圍還有上百隻蒼蠅“嚶嚶嚶”地對著“美食”垂涎三尺。
正當中年負債的王石感到天昏地暗時，中國科學院計算所40歲的工程技術員柳傳志正一邊悠閒地端起泡好的茶水，一邊拿起辦公桌上已經讀了有三遍的《人民日報》。
這是他在計算所呆的第14年，每天的工作單調乏味，即便有一些科研成果也沒能轉化為實際生產力。知識被印刷成一疊又一疊的廢紙，鎖在庫房裡養蛀蟲。
鄧小平南行的消息被各大新聞媒體傳得沸沸揚揚，柳傳志也是在幾天後《人民日報》的頭版上看到了那裡一派繁榮的景象。
那天，像往常一樣坐在辦公室喝茶讀報的他，沒有去想今天晚上回家吃炸醬麵還是吃包子，他在猶豫要不要幹一件大事。
鄧小平南巡整個過程，嘴巴里沒蹦出一個字，讓深圳領導有些慌了。
2月1回到廣州的鄧小平，經不住粵深兩地領導的“瘋狂暗示”，寫下了“深圳發展的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並在最後特意把落款時間寫成了1984年1月26日，表明他還在深圳時已經有了這個評價。
這句肯定的話讓有關特區的爭論很快煙消雲散，緊接著全國上下都傳著中央將會出臺一個驚天動地的新政策，比如鼓勵大家辦公司、辦工廠。
甚至連機關掃地分報紙的阿伯，都在興致勃勃地和人談論這一類的消息。
接下來就是政府就下發了鼓勵創業的相關通知，1984年的空氣忽然變得熱烈而躁動起來。
02 倒賣玉米賺了300多萬
深圳的創業熱潮風起雲湧，當時的深圳，走到哪裡都是如雷貫耳的鞭炮聲，天天有公司開張，門店開業。
那時候流傳著這樣一個段子：深圳的一位公安局長到內地辦案，忙了一天，到了晚上，他就脫下警服，背一個大包找到城市最繁華的街道擺起了地攤——包裡全是帶來的各種小電子產品、小商品。
每個單位都在搞經營，人人都想著做老闆。
賠了個精光的王石又開始鼓搗起倒賣玉米，既然雞飼料大家不敢再買了，那吃雞養雞就必須得消耗玉米。
此時玉米市場暫時沒有需求，王石卻隻身飛到大連、青島口岸，訂了 2.5 萬噸的玉米。
有人嘲笑他是個瘋子，王石卻打著自己的小算盤。
就這樣，靠倒賣玉米賺取差價，別人眼裡的瘋子就這樣賺得了300多萬元。
靠著這筆基金，王石向上級單位深圳特區發展總公司申請成立由他統轄的“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
9月21日，隸屬深圳特區發展總公司的國營企業——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宣佈成立，王石榮任經理。
深圳如火如荼的創業熱潮早已飄向北京，那時候的中關村早已有了40多家科技企業，並在北京城裡有了“電子一條街”的美名，那些骨子裡帶著反叛色彩，或是在單位不如意的科技人員，這裡就是他們大幹一場的地方。
曾是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員的陳春先後來被稱為“中關村第一人”。
因為就是他打起了知識分子創業的第一槍，在1980年成立了一個“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這個服務部20年後被認為是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科技企業最早的雛形。
接著扔掉鐵飯碗的“勇士”是中科院計算所工程師王洪德，他當時創辦了京海計算機技術開發公司，接著便遞交了一份“四走報告”要求調走，如果不能調走，那就“聘請走”、“辭職走”或是“開除走”，只要是能走就行。
厭倦了每天喝茶讀報的柳傳志，身邊的同事一個個都下海創業，不免內心也蠢蠢欲動。
有一天，所裡的領導找到他，對他說：“所裡想，你是否能帶隊搞個公司試一試？”
知識分子柳傳志終於按捺不住了，覺得誰挑這個大梁都不如自己挑大樑，揣著所裡特批的20萬元，帶著11個人，在中關村一間不足20平的小平房裡開始了創業之路。
誰也沒想到，這個沒有沙發，沒有寫字檯、老闆椅，四面透風的小平房竟然成為了聯想的發源地。小平房就像紅軍的井岡山、革命青年的延安一樣，有著幾分革命聖地的意味。
為了給公司取一個好名字，柳傳志和他的創業夥伴們排坐在小平房僅有的兩條長板凳上，面對面開了一次長會，抽光了半條“八達嶺”香菸，結果才給公司取了一個有點拗口的名字：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
就這樣，柳傳志的公司就草草地開業了，那是一個沒有鮮花禮炮，甚至連塊像樣的招牌都沒有的日子；
以至於後來聯想躋身世界三大計算機制造企業，整理檔案和公司史時，才發現公司正式成立的時間都沒能被記錄下來。
03 工程師的“秘密地下活動”
也就是在那時，長三角一帶“星期六工程師”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當時，有媒體報道了許多工程師週末下鄉鎮企業“走穴”的情況，這些在海邊靜靜試水的人就是“星期六工程師”。
悄悄來，突擊幹，悄悄回，他們或許可以稱得上是現代最早的“斜槓青年”。
每到週六下午（當時是六天工作制），國有科研院與國有企業中的一些技術人員早已整理好公文包，下班時間一到，他們就會破門而出。
只是對週六這些行色匆匆的人們來說，飯桌上的一盤紅燒肉都沒有火車站有吸引力。
當晚他們就會擠上南下的綠皮火車，在一個個人肉包子中，他們必須舉起雙手才能有一席之地，陪伴著的是“哐當哐當”的火車聲。
做完了週日鄉鎮企業的“走穴”工作，當晚還要趕返程的火車，週一要是不能準時出現在實驗室或辦公室裡，被領導發現貓膩可就亂套了。
不得不說，“星期六工程師”的收入也真讓人紅眼，一般一天能賺個四五百塊錢，甚至有些工程師在外地做一天賺得的錢能讓一家人的錢包都能鼓起來，抵得上當時半年的工資收入。
不過這其中的艱辛滋味，也只有“星期六工程師”他們自己知道，更何況他們可是在玩命下海。
1982年就有個“玩命”事兒，武漢國營一八一廠的工程師韓慶生與其他三個工程師一起，為武漢的一家鄉鎮企業設計了兩套生產汙水淨化器的圖紙，還編寫了兩萬多字的產品技術說明，這家瀕臨倒閉的企業才得以起死回生。
廠長為了表示感謝，在年底給了四位工程師每人600元。
就是這600元把韓慶生送進了監獄裡，一八一廠的知曉此事的領導向公安局告發了韓慶生，最終他被安上了“技術投機倒把罪”，一審判決入獄300天。
用韓慶生的話說就是：“兩塊錢做一天牢。”
這樣的事件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星期六工程師”們：國營機構裡的科技人員能否外出兼職，始終是一個糾纏不清的話題。
工程師在國企工作，拿著國家的工資吃喝不愁，卻還要藉著國家資源填滿腰包。
外界的非議讓“星期六工程師”壓力山大。
這種“秘密地下活動”直到1988年1月才得到了承認，國務院專門下達文件稱“允許科技幹部兼職”，充滿火藥味的爭論才算有了停歇。
1984年，是無數知名企業的起點，也是一個社會商業化最好的詮釋。
金庸和三毛的作品，成為了青年男女走到哪裡都要帶著的讀物，許多女孩甚至模仿三毛“肩披長髮，毛衣鬆垮”的打扮，在縷縷秀髮圍繞著的脖子、耳垂上，還能夠經常看到一連串的珍珠項鍊和各樣式的耳飾。
它帶來的是實實在在，看得見也摸得著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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