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王石、柳传志聚首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论坛。
一个是地产大佬，一个是商界大佬，两人在不同的领域各领风骚，表面上几乎没有任何交集的两家企业主，举手投足之间却颇有一番情同手足的感觉。
讲到1984年的创业“第一枪”，两人一前一后翘起二郎腿互相凑近，乐呵呵地你一言我一句，似乎回到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年代。
1984年，称它热烈又躁动一点都不为过。
那个七大姑八大姨都不再催着进机关，家家户户喊着“摔破铁饭碗”的年代，不仅仅是王石、柳传志的回忆，也是每一个创业人值得致敬的年代。
在蜻蜓FM推出的专辑《晓年鉴》中，高晓松也讲到了在那一年里有第一批大公司的雏形、种子开始破土而出，所以1984年被冠以“中国现代公司元年”。
01 "我好像感到干大事的时候到了"
1984年1月，深圳的街头随处可见醒目的标牌，刻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几个大字。
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大部分正在建设中，到处是吊机伸出的长长巨臂，繁忙的工地旁边，穿着蓝色工装服的男男女女骑着凤凰牌的自行车呼啸而过。
这个城市和其它城市相比有些不同，它像是早晨初升的太阳，热烈明亮。可它同样也承受着四面八方的非议，因为人们都说：
深圳除了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的，其他全部都是资本主义的。
这时候，除了出国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深圳特区的官员们像个急于被表扬孩子一样。他们无比希望邓小平到深圳后能给他们打打气，撑撑腰。
当邓小平站在深圳20层国商大厦楼顶若有所思时，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正途经楼下，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挡住了他的去路，一打听才知道是邓小平来了深圳。
他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这位年轻人就是当时33岁王石。
他的第一份销售鸡饲料的生意正遇上了瓶颈期，香港媒体报道称：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一夜间，香港街头不再有卖鸡肉的小贩，臭水沟里堆放着被扔掉的鸡，喊着要吃鸡的人就是想送命。
深圳码头停放的几艘货船里，成堆放着王石滞销的鸡饲料，被大雨淋湿的鸡饲料，透过包装都能够闻到发酵的味道，周围还有上百只苍蝇“嘤嘤嘤”地对着“美食”垂涎三尺。
正当中年负债的王石感到天昏地暗时，中国科学院计算所40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正一边悠闲地端起泡好的茶水，一边拿起办公桌上已经读了有三遍的《人民日报》。
这是他在计算所呆的第14年，每天的工作单调乏味，即便有一些科研成果也没能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知识被印刷成一叠又一叠的废纸，锁在库房里养蛀虫。
邓小平南行的消息被各大新闻媒体传得沸沸扬扬，柳传志也是在几天后《人民日报》的头版上看到了那里一派繁荣的景象。
那天，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室喝茶读报的他，没有去想今天晚上回家吃炸酱面还是吃包子，他在犹豫要不要干一件大事。
邓小平南巡整个过程，嘴巴里没蹦出一个字，让深圳领导有些慌了。
2月1回到广州的邓小平，经不住粤深两地领导的“疯狂暗示”，写下了“深圳发展的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在最后特意把落款时间写成了1984年1月26日，表明他还在深圳时已经有了这个评价。
这句肯定的话让有关特区的争论很快烟消云散，紧接着全国上下都传着中央将会出台一个惊天动地的新政策，比如鼓励大家办公司、办工厂。
甚至连机关扫地分报纸的阿伯，都在兴致勃勃地和人谈论这一类的消息。
接下来就是政府就下发了鼓励创业的相关通知，1984年的空气忽然变得热烈而躁动起来。
02 倒卖玉米赚了300多万
深圳的创业热潮风起云涌，当时的深圳，走到哪里都是如雷贯耳的鞭炮声，天天有公司开张，门店开业。
那时候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深圳的一位公安局长到内地办案，忙了一天，到了晚上，他就脱下警服，背一个大包找到城市最繁华的街道摆起了地摊——包里全是带来的各种小电子产品、小商品。
每个单位都在搞经营，人人都想着做老板。
赔了个精光的王石又开始鼓捣起倒卖玉米，既然鸡饲料大家不敢再买了，那吃鸡养鸡就必须得消耗玉米。
此时玉米市场暂时没有需求，王石却只身飞到大连、青岛口岸，订了 2.5 万吨的玉米。
有人嘲笑他是个疯子，王石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就这样，靠倒卖玉米赚取差价，别人眼里的疯子就这样赚得了300多万元。
靠着这笔基金，王石向上级单位深圳特区发展总公司申请成立由他统辖的“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
9月21日，隶属深圳特区发展总公司的国营企业——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宣布成立，王石荣任经理。
深圳如火如荼的创业热潮早已飘向北京，那时候的中关村早已有了40多家科技企业，并在北京城里有了“电子一条街”的美名，那些骨子里带着反叛色彩，或是在单位不如意的科技人员，这里就是他们大干一场的地方。
曾是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的陈春先后来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
因为就是他打起了知识分子创业的第一枪，在1980年成立了一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个服务部20年后被认为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
接着扔掉铁饭碗的“勇士”是中科院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他当时创办了京海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接着便递交了一份“四走报告”要求调走，如果不能调走，那就“聘请走”、“辞职走”或是“开除走”，只要是能走就行。
厌倦了每天喝茶读报的柳传志，身边的同事一个个都下海创业，不免内心也蠢蠢欲动。
有一天，所里的领导找到他，对他说：“所里想，你是否能带队搞个公司试一试？”
知识分子柳传志终于按捺不住了，觉得谁挑这个大梁都不如自己挑大梁，揣着所里特批的20万元，带着11个人，在中关村一间不足20平的小平房里开始了创业之路。
谁也没想到，这个没有沙发，没有写字台、老板椅，四面透风的小平房竟然成为了联想的发源地。小平房就像红军的井冈山、革命青年的延安一样，有着几分革命圣地的意味。
为了给公司取一个好名字，柳传志和他的创业伙伴们排坐在小平房仅有的两条长板凳上，面对面开了一次长会，抽光了半条“八达岭”香烟，结果才给公司取了一个有点拗口的名字：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就这样，柳传志的公司就草草地开业了，那是一个没有鲜花礼炮，甚至连块像样的招牌都没有的日子；
以至于后来联想跻身世界三大计算机制造企业，整理档案和公司史时，才发现公司正式成立的时间都没能被记录下来。
03 工程师的“秘密地下活动”
也就是在那时，长三角一带“星期六工程师”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当时，有媒体报道了许多工程师周末下乡镇企业“走穴”的情况，这些在海边静静试水的人就是“星期六工程师”。
悄悄来，突击干，悄悄回，他们或许可以称得上是现代最早的“斜杠青年”。
每到周六下午（当时是六天工作制），国有科研院与国有企业中的一些技术人员早已整理好公文包，下班时间一到，他们就会破门而出。
只是对周六这些行色匆匆的人们来说，饭桌上的一盘红烧肉都没有火车站有吸引力。
当晚他们就会挤上南下的绿皮火车，在一个个人肉包子中，他们必须举起双手才能有一席之地，陪伴着的是“哐当哐当”的火车声。
做完了周日乡镇企业的“走穴”工作，当晚还要赶返程的火车，周一要是不能准时出现在实验室或办公室里，被领导发现猫腻可就乱套了。
不得不说，“星期六工程师”的收入也真让人红眼，一般一天能赚个四五百块钱，甚至有些工程师在外地做一天赚得的钱能让一家人的钱包都能鼓起来，抵得上当时半年的工资收入。
不过这其中的艰辛滋味，也只有“星期六工程师”他们自己知道，更何况他们可是在玩命下海。
1982年就有个“玩命”事儿，武汉国营一八一厂的工程师韩庆生与其他三个工程师一起，为武汉的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还编写了两万多字的产品技术说明，这家濒临倒闭的企业才得以起死回生。
厂长为了表示感谢，在年底给了四位工程师每人600元。
就是这600元把韩庆生送进了监狱里，一八一厂的知晓此事的领导向公安局告发了韩庆生，最终他被安上了“技术投机倒把罪”，一审判决入狱300天。
用韩庆生的话说就是：“两块钱做一天牢。”
这样的事件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星期六工程师”们：国营机构里的科技人员能否外出兼职，始终是一个纠缠不清的话题。
工程师在国企工作，拿着国家的工资吃喝不愁，却还要借着国家资源填满腰包。
外界的非议让“星期六工程师”压力山大。
这种“秘密地下活动”直到1988年1月才得到了承认，国务院专门下达文件称“允许科技干部兼职”，充满火药味的争论才算有了停歇。
1984年，是无数知名企业的起点，也是一个社会商业化最好的诠释。
金庸和三毛的作品，成为了青年男女走到哪里都要带着的读物，许多女孩甚至模仿三毛“肩披长发，毛衣松垮”的打扮，在缕缕秀发围绕着的脖子、耳垂上，还能够经常看到一连串的珍珠项链和各样式的耳饰。
它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看得见也摸得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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