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75週年紀念日。1945年1月27日，蘇聯紅軍解放了這座位於波蘭小城奧斯維辛郊外的“人間地獄”，自1940年4月建立後的近5年時間裡，有超過100萬猶太人、戰俘和政治犯在這裡被德國納粹殺害。去年12月6日，德國總理默克爾首次到訪集中營舊址，在近年來德國反猶主義抬頭之際，她強調“再次講述這個故事、這段歷史，以保持警惕”。
有不少優秀的大屠殺電影都試圖再現這些故事，以喚起人們對大屠殺的“集體”記憶，其中榮獲第88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的《索爾之子》便是近年來的佳作。這部電影的核心情節參照了四張從奧斯維辛集中營中倖存的照片，這些歷史證據再次將大屠殺不可再現與不可想象的問題帶回人們的視野。法國藝術史家喬治·迪迪-于貝爾曼曾撰文，結合奧斯維辛倖存者的回憶，梳理了這四張重要的歷史照片的背景與來歷。
今天我們節選該文，以資紀念。文章選自拜德雅出品《走出黑暗：寫給〈索爾之子〉》（喬治·迪迪-于貝爾曼 著，李洋 譯，廣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走出黑暗：寫給《索爾之子》
定價：38.00元
拜德雅丨廣西人民出版社 · 大雅
四張從地獄抽出的底片
（節選）
喬治·迪迪-于貝爾曼 /文
王杉 /譯
在1944年某個夏日，納粹行刑隊的成員感受到一種急切但值得去冒險的需要，他們需要在地獄般的日常工作中，去搶奪一些能夠見證特定程度的恐懼和大屠殺的照片；他們需要從真實（real）中搶奪出一些照片。並且，正因為一張圖像是為了要被其他人觀看而產生的，他們需要去從人類的思想中將它搶奪出來：那些來自“外界”的思考，那些可想象（imaginable）的事物，那些在此前並無法被構思的事物——這裡已經說了很多，因為整件事都是在計劃之後才被投入實踐的。
令人不安的是，想去搶奪圖像（snatch an image）的慾望應該在猶太人大屠殺的那個最不能被描述的時刻去實現：在那個人們協助去（實施犯罪）、在他們被驚呆、在他們沒有任何可能去思考或想象的那個時刻去實現。時間、空間、凝視、思想、悲傷——這一切都被由暴力產生的如機器一般的暴行所迷亂了。在1944 年夏天，匈牙利猶太人的“浪潮”（tidal wave）出現了：在5月15日到7月8日，他們之中有435 000人被驅趕至奧斯維辛。[1]讓-克勞德·普雷薩克（Jean-Claude Pressac）（他的科學嚴謹、小心，通常避免運用任何形容詞或任何表示感同身受的短語）寫道：這是“比爾克瑙最瘋狂的一段經歷”，主要在第2 號、第3 號和第5號焚屍場進行。[2]在一天之內，24 000 名匈牙利猶太人被殺害。在那年夏天結束時，出現了“齊克隆B”短缺的現象。因此，“不合格的護衛隊人員（即被選擇立即處以死刑的受害者）被直接投入第5 號焚屍場和第2 號煤倉的燃燒坑”[3]。換言之，他們被活活燒死了。至於吉普賽人，他們從8 月1 日起便被集體（en masse）處以毒氣之刑。
如往常一樣，名字在焚屍場被公告貼出的納粹行刑隊成員們，必須要去為這場噩夢準備完整的基礎設施。菲利普·穆勒仍記得他們是如何“徹底檢修焚屍場”的：
烤箱砌磚的裂縫中填滿了一種特殊的防火粘土膏體；鑄鐵的門被漆成了黑色，門的鉸鏈被上了油[……]。發電機被安上了新的隔柵，六個煙囪和電風扇也被徹底地檢查和維修了。四個更衣室和八個毒氣室的牆面都被塗抹得煥然一新。顯然，所有這些努力都是為了讓“抹殺室”處於最佳狀態，以確保它穩定、不間斷地運行。[4]
首先，根據親衛隊高級小隊隊長（Hauptscharführer）奧托·莫爾（Otto Moll）的指令，他是一個（被囚犯）懼怕且仇恨的黨衛軍長官，從1942 年起便自己負責對納粹行刑隊的清除工作[5]——他們即將在第5號焚屍場後面挖掘5個露天焚化坑。菲利普·穆勒詳細描述過由莫爾帶領實施的對場地的專門實驗和管理：他提出了若干構想，比如提到用排水溝去收集脂肪，以及去製作一個供“工人們”（workers）站立、以磨碎人骨，並將其與人類骨灰混合的混凝土厚板；[6]提到利用高高的樹籬，讓其形成一個能把一切與外界隔離的屏障，所有東西都無法被外界看見（圖14）。重要的是，除了航空視角，沒有被植物屏障所隱藏的第5 號焚屍場的任何一個景象都不存在（not one single view）——它坐落於樺木叢中，這也是比爾克瑙名字的由來。[7]（圖15）
圖14 未知攝影師（德國）。奧斯維辛集中營第五號焚屍場的樹籬屏障，1943—1944。奧斯維辛，奧斯維辛-比爾克瑙國家博物館（第860號）。
圖15 未知攝影師（德國）。奧斯維辛集中營第五號焚屍場，1943—1944。奧斯維辛，奧斯維辛-比爾克瑙國家博物館（第20995/508號）。
從那個地獄中搶奪一張圖像？這似乎是更加不可能的事。它在默認情況下就是不可能的事，因為裝置的細節是被隱藏的，有時也藏於地下。但是，除了在黨衛軍嚴格的控制下工作之外，納粹行刑隊成員（在其餘時間）則被小心地限制在一個“地下孤立的小牢房中。”[8]去做其他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巨大的、複雜的鏈條的構想似乎超出了任何想要將它記錄下來的嘗試。菲利普·穆勒寫道：“與奧托·莫爾所想象的事物以及他開始去做的事情相比，但丁的《地獄》只是孩子的遊戲”：[9]
當它開始變亮時，兩個深坑中的火焰被點燃，其中，2500具死屍被一一堆疊起來。兩小時後，在那白熱的火焰中能夠被辨認出的，只有無數的燒黑之物和無數被燒焦的形狀［……］。然而，在焚屍場的焚爐中，一旦屍體被完全燃燒，它就有可能在風扇的助力下維持一種持久的紅色熱浪。在深坑之中，只要空氣能在屍體間自由流通，火就可以燃燒下去。隨著屍體不斷地堆積，空氣便不再能從外部進入焚爐。這意味著我們這些自動添煤裝置，除了倒入人體的脂肪外，還需要不斷地在燃燒著的屍體上倒入油或木醇［……］。濃厚的煙霧在不停地升高。空氣中瀰漫著油脂、脂肪、苯與燒焦的肉體的臭味。
在白班期間，平均有140名囚犯在第4號、第5號焚屍場內部工作，或者在第4號、第5號焚屍場周圍工作。大約僱用了25名搬運工人，用於清理毒氣室並將屍體移至深坑[……]。
黨衛軍的看守者站在監視塔上，監視塔位於帶刺的電網之上，電網圍繞著深坑周圍的區域 [……]。看守者被那些殘忍的景象嚴重擾亂著[……]。在不斷增加的熱量之下，一部分死者開始扭動、蠕動著，好像在承受著難以忍受的疼痛。他們的手臂和腿部緩慢地拉緊著，甚至連他們的身體也挺直了一點[……]。最終，火勢變得如此猛烈，以至於屍體被火焰包裹著。在他們皮膚上形成的水泡一個接著一個地爆裂。幾乎每一具屍體都被黑色的焦痕所覆蓋，並且閃閃發光，彷彿它們都被塗上了油脂一般。灼熱的溫度讓屍體的腹部爆裂開來：在高溫中充滿了猛烈的嘶嘶聲和油炸的噴濺[……]。整個抹殺過程會持續5—6個小時。焚燒所剩之物幾乎不能填滿深坑的三分之一。閃閃發亮的白灰色表面散落著無數頭骨[……]。在骨灰稍作冷卻後，木質的、有金屬覆蓋的板子便被扔進坑中。那些在“骨灰組”（ash team）工作的囚犯們爬下深坑，開始把仍在發熱的骨灰剷出去。雖然他們的連指手套和貝雷帽起到了臨時保護作用，發熱的灰燼不斷地被吹到他們身上，尤其是在風大的天氣，使他們遭受了嚴重的臉部灼傷和眼疾，有時甚至會致盲。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後，他們會被分發護目鏡。
在深坑被清空，骨灰被移至存放處後，囚犯們的屍骨便被堆積在如人一般高的堆積物上。[10]
*
儘管如此，也要從那裡搶奪出一張圖像嗎？是。無論代價有多高，這個不能被想象出的現實也一定要被給予一種形式。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逃脫或反抗的可能性極其有限，連僅僅去發送一張圖像（sending of an image）或一則信息——一個計劃、數字、名字——都是最緊迫的，它是人類最後的手勢之一。一些囚犯設法在他們打掃辦公室時收聽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廣播。其他人則設法去打求救電話。赫爾曼·朗本（Hermann Langbein）寫道：“與外界的孤立是施加給囚犯的心理壓力之一。在保護自己免受精神恐怖主義影響的努力中，顯然有些人在試圖打破這種與外界的孤立。隨著軍情的緩慢呈現，囚犯的士氣這一最後因素的重要性在逐年遞增。”[11]站在囚犯的一方，波蘭抵抗運動的領導者在1944 年要求得到那些照片。根據朗本所收集到的一位目擊者的說法，一名平民工人試圖將一個相機偷走並交給納粹行刑隊的成員。[12]那個相機大概只能容納一小塊空白膠片。
為了拍攝，就必須組織一場集體性的監視。第5號焚屍場的屋頂被故意毀壞，以便讓黨衛軍派遣行刑隊中的成員去修理它。在屋頂上，大衛·斯莫萊夫斯基（David Szmulewski）便得以去觀察：他觀察了那些守衛——尤其是觀察站附近的守衛，他們負責監視納粹行刑隊的工作。隱藏在水桶底部，那臺相機落入了一個名叫阿歷克斯的猶太人手中，因為我們不知道阿歷克斯的姓氏，所以直到今天他仍舊身份不明。他被安置在一個較低的位置，在焚化爐的前方，那也是他應該與其他的隊伍成員一起工作的地方。
這個暗室（darkroom）的可怕悖論是，為了從水桶中取出相機，調整取景器，將相機靠近他的臉，並用相機拍攝第一個圖像序列（圖16），拍攝者必須要藏於毒氣室中。在毒氣室裡，受害人（的屍體）並沒有被完全清理出去。他重新走回黑暗處，他所站立的傾斜與黑暗的地方保護著他。他鼓起勇氣，改變了方向並前進：第二個視角稍微變得更加朝向正面且靠近了，所以這也更加危險。但矛盾的是，這也更加像擺拍：它變得更加尖銳了。就好像恐懼已經在必要時瞬間消失了，在那個要去搶奪圖像的必要時刻消失了。我們彷彿一直趴在地面上，看到了隊伍中其他成員的日常工作，也就是從屍體上去奪下最後的人類外表的這項工作。生者的姿勢體現出屍體的重量以及要做出即時決定的任務：拉、拽、扔。後方的煙霧來自焚燒坑：屍體呈五點狀排列，（坑）深1.5 米，脂肪燃燒的噼啪聲，氣味，萎縮的人體（human matter）——所有菲利普·穆勒提到的內容都在這裡，都在煙霧的屏障之下，這是照片為我們捕捉到的，在樺樹叢背後捕捉到的。風從北方，或許是從東北方吹來。[13]（普里莫·萊維回想起，“在1944 年8 月，奧斯維辛集中營十分炎熱。酷熱的風吹起了被空襲擊毀的建築上的塵埃雲，風乾了我們皮膚上的汗，增厚了我們血管裡的血液。”）[14]
圖16 未知攝影師（奧斯維辛的納粹行刑隊成員）。《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第五號焚屍場毒氣室前面的露天焚燒坑中燃燒的屍體》，1944 年8 月。奧斯維辛，奧斯維辛-比爾克瑙國家博物館（第277號）。
在將相機藏起之後，藏在他手中，藏在水桶之中，抑或藏在他衣服的補丁之中？ ——那個“不具名的攝影師”（unknown photographer）現在從焚屍場的這場冒險中逃了出去。他擁抱著牆面。他兩次轉向右邊。然後，他發現自己正在建築物的另一側，在南側。接著他便向樺樹叢那邊的空地前進了。在那裡，地獄還在繼續著：有一支“護送隊”（convoy）的女性，已經脫了衣服，並準備好進入毒氣室，（或者說是）黨衛軍即將送她們進入毒氣室。去拿出相機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更別說去聚焦了。那個“不具名的攝影師”偷偷拍攝了兩張快照，並沒有去看，（兩張照片）可能是在他走路時拍攝的（圖17）。其中的一張圖像——在視覺上並不垂直，或者說並不在一個“正確的”（correct）方向上——我們可以看到在圖像左下角，一群女人似乎正在行走著，或者正在等待那個叫她們進入毒氣室的時刻。在圖像近一點的地方，有另外三個女人正在向相反的方向走著。儘管圖像非常模糊，我們仍能通過那個人戴的帽子辨認出一名納粹行刑隊成員的輪廓。在圖片右側最底部，我們可以辨認出焚屍場的煙囪。另一張圖像實際上非常抽象：我們只能分辨出樺樹叢的頂部，攝影師面向著南方，光照進了他的眼睛裡，圖像被陽光弄得使人目眩，光線穿過了樹枝。
圖17 未知攝影師（奧斯維辛的納粹行刑隊成員）。《被推進奧斯維辛集中營第五號焚屍場毒氣室的女人》，1944年8月。奧斯維辛，奧斯維辛-比爾克瑙國家博物館（第282號）。
然後，阿歷克斯回到了焚屍場，可能是焚屍場的北側。他急忙將相機還給了大衛·斯莫萊夫斯基，為了注意到黨衛軍下一步可能的行動，他（斯莫萊夫斯基）一直在屋頂上沒有休息。整個行動有15—20分鐘。斯莫萊夫斯基將在他的水桶底部替換相機。[15]他會把那塊膠片從相機裡取出來，把它帶回營地中央，最終用一管牙膏將它從奧斯維辛集中營中解救出來，黨衛軍食堂的一個名為海倫娜·丹頓（Helena Danton）的員工可以把這管牙膏藏起來。[16]不久之後，在1944 年9 月4 日，這管牙膏連同兩名政治囚犯寫的紙條一起，到達了克拉科夫的波蘭抵抗運動（Polish Resistance）那裡。兩名囚犯名為約瑟夫·西倫凱維茲（Josef Cyrankiewicz）和斯坦尼斯瓦·克洛辛斯基（Stanislaw Klodzinski）。紙條上的內容為：
非常緊急。儘快將兩卷6cm×9cm的金屬膠片送出去，找機會拍照。將你在比爾克瑙拍下的那些囚犯們被送進毒氣室的照片送出去。其中一張拍下了那個焚屍場無法燒盡所有屍體的緊要時刻。在圖片的前景，屍體正在等待著被投入火中。另一張圖像拍下了森林的一角，也就是人們在“沐浴”（showering）前脫衣的地方——人們被要求脫下衣服——然後，他們走進毒氣室裡。將膠捲儘快送出去。將這些與世隔絕的照片發至Tell——我們認為接下來可以去送出那些照片的放大版本。[17]
註釋
[1]A. Wieviorka, Déportation et génocide: Entre la mémoireet l’oubli (Paris: Plon, 1992; 1995 ed.), pp.255-259.
[2] Pressac, Les crématoires d’Auschwitz, p.90[3]Pressac,Les crématoires d’Auschwitz,p.91.
[4] Miller, Eyewitness Auschwitz,p.124.[5]Miller,Eyewitness Auschwitz,p.125.
[6] Miller, Eyewitness Auschwitz,pp.124-136.
[7] 關於第5號焚屍場的文件，可參見J.-C.Pressac, “Étude et réalisation des Krematorien IV et Vd’Auschwitz-Birkenau,” inL’Allemagne nazie et le génocide juif, pp.539-584. Id.,Auschwitz: Techniqueand Operation..., pp.379-428。列昂·波利亞科夫(Léon Poliakov)(Auschwitz, pp.51-52) 已經引用了一封1943年11月6日的信。在這封信中，奧斯維辛的黨衛軍預定了用於為第1 號和第2 號焚屍場偽裝的綠植。在1944 年6 月16 日，奧斯瓦爾德·波爾(Oswald Phol) 仍儲存了一筆款項，用於“第二個內部樹籬的建造，為了向囚犯隱藏那些建築物。” Pressac,Lescrématoires d’Auschwitz, p.91。關於特雷布林卡的“交流溝壕”（communication trench）的偽裝，參見黨衛軍弗蘭茲·蘇霍梅爾（Franz Suchomel）非常精確的證詞，該證詞收錄於C.Lanzmann inShoah (Paris: Fayard, 1985),pp.123-124.
[8] 菲利普·穆勒的證詞，引用同上。他接著說：“自此，我們便是‘秘密的承擔者’ (bearers of the secret)，是被譴責的人。我們不能對任何人訴說，不能與任何囚犯聯繫，甚至不可以和黨衛軍聯繫。除了那些負責‘行動’（Aktion）的人。”
[9]Müller, Eyewitness Auschwitz, p.133.[10]Müller,Eyewitness Auschwitz,pp.136-139. 也可參見這些證詞：G. Wellers,L’étoile jaune à l’heure deVichy. De Drancy à Auschwitz (Paris: Fayard, 1973),pp.286-287. Kogon, Langbein, and Rückerl,Leschambres à gaz secret d’État, pp.214-215，它們詳細說明了，深坑長12米，寬6米，深1.5米。一個小時內，有一千人在深坑被燒死。還可參見Pressac,“Étudeet réalisation des
Krematorien IV et V,” pp.539-584。但一些納粹行刑隊成員的證詞和普雷薩克對一些問題的分析存在差異。普雷薩克分析了深坑是否真正地被挖掘了，因為第5號焚屍場的焚化爐不能運行，或者太滿了。[11]H. Langbein,La résistance dans les camps deconcentration nationaux-socialistes, 1938-1945(1980),trans. D. Meunier (Paris: Fayard, 1981), p.297 (and passim, pp.297-315).[12]Langbein,Hommes et femmes d’Auschwitz,253:“斯坦尼斯瓦·克洛辛斯基聲稱，一個名叫莫達爾斯基的波蘭平民工人偷偷將一臺相機帶入了營地，他就在不遠的院子裡工作。相機被藏於一桶湯的假底之中，並被傳遞到納粹行刑隊手中。”由於朗本對事情的再現並沒有排除不準確性，我們也可以推測，那臺相機可能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加拿大”（Canada）部門被拿到的，即放置在受害人被偷物品的巨大倉庫。[13] 參見Pressac,Auschwitz: Technique andOperation..., pp.422-424。在此處，我們對圖像進行了細緻的重構。他詳細說明了，被拍下的那個人是黨衛軍的一名成員，他是轉過身來的（因此，我們更加明白了這種行為的冒險性）。[14]Levi,Te Drowned and the Saved,p.79.[15] 參見Pressac,Auschwitz: Technique and Operation...,p.424。此處引用的是隊伍中那名倖存者斯莫萊夫斯基本人的證詞。[16] 參見Langbein,Hommes et femmes à Auschwitz,p.253。[17] 引用並翻譯自R.Boguslawska-Swiebocka and T. Ceglowska,KLAuschwitz: Fotografe dokumentalne (Warsaw: KrajowaAgencja Wydawnicza, 1980), p.12。代碼“Tell”由一名旨在秘密援助集中營囚犯的委員會的成員，特雷莎·拉索卡·埃斯特雷徹（TeresaLasockaEstreicher）提出。也可參見R. Boguslawska and T. Swiebocka,“Auschwitz in Documentary Photographs,” trans. J. Webber and C. Wilsack, in Auschwitz:A History in Photographs, ed. T. Swiebocka(Oswiecim, Warsaw, and Bloomington: Auschwitz-Birkenau Museum, Ksiazka I. Wiedza,a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42-43 and pp.172-176。在此處，作者給出了其他參與此次行動的囚犯名字：茲羅莫·德拉貢（SzlomoDragon），他的兄弟喬塞克（Josek），以及阿爾特·茲穆爾·範齊爾伯格（Alter SzmulFajnzylberg）（在集中營中名為斯坦尼斯瓦夫·揚可夫斯基[Stanislaw Jankowski]）。根據阿爾特·範齊爾伯格的證詞，那臺相機可能是萊卡(Leica)( 克萊芒·謝盧[Clément Chéroux] 告訴我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圖像的格式是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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