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讀海巖《便衣警察》這部成名作，吸引我的卻不是那一波三折、曲折離奇的反間諜故事和堅貞浪漫的愛情，而是小說中不時透出的一種思考：做一個什麼樣的警察？
做一個什麼樣的警察？這個問題似乎不該問，也不應屬於討論範疇。大到《人民警察法》有規定，小到入警誓詞有要求，警察作為一種職業，自有它的職業道德和法律約束。但當一個個體，在進入警察隊伍後，面對紛繁複雜的社會狀況、比常人接觸更多的社會陰暗面，承載了更大的社會責任和工作壓力，心靈層面難免會有偏差，難免會有牢騷，會有疑惑。這時，“做一個什麼樣的警察”會成為一個警察基本的心靈拷問。
《便衣警察》中主人公周志明出獄後，刑警隊長馬三耀交給他一封父親留給他的信，那信上飽含了一位父親在臨終前對兒子的深情渴望和諄諄教誨：“正直，是做人，特別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公安人員最基本的品德，這也是唯一能使我在將要離開你的時候感到寬慰和放心的地方，因為我知道，一個立身正直而無旁顧的人，他一生都會是快樂的。
“有人說，太重感情的人成不了一個出色的公安人員。而你偏偏從小是一個很重感情的孩子，不過爸爸卻覺得這恰恰是你的長處，是你將來爭取成為一個出色的公安人員的性格基礎，因為公安工作是最能夠把個人對黨對國家對人民對同志的愛，直接體現在職務上的工作。孩子，重感情不是壞事，只要不失之偏頗就好。我想，對黨和人民的愛，也許就是一個公安人員責任心的魂與源吧。”
看到這段，我流淚了。不光是被那偉大的父愛所感動，還有對一位旁觀者然直言警察精神之源的敬意。在物慾橫流的今天，在形式大於內容的各色政治學習之後，留給人們的更多的是走過場、沒印象，信仰和精神層面的追求當然無存。
這時候，回頭來看《便衣警察》。
小陸信奉的格言是：公安人員就是會說的工具，偵查員不承認感情，只承認理智。可作為一名人民警察，真的不需要感情？不需要獨立的判斷力而只要執行力嗎？
仙童山誘捕行動失敗，特務徐邦呈逃脫，公安局代表甘向前把責任一股腦地推給周志明。科長段興玉覺得真正的責任在於審訊和指揮失誤，不能怪罪於偵查員。在和大陳講給公安部寫信反映情況時，段興玉科長說：“我怕的是，連咱們這個最講究認真的部門裡，也找不出一個認真的人了。工作上有什麼毛病，出了什麼事，只要牽扯了頭頭兒，就沒人願意出來說說話，較個真兒，大家都在糊弄，糊弄誰呢？還不是糊弄國家！”
這和我們當前的很多現象多麼相像啊。報喜不報憂，唯上不為下，涉及到領導的事，就沒人敢說話，更別說提意見。忠誠，究竟是忠於法律還是忠於某個人？“做一個什麼樣的警察”才能是合格的、問心無愧的呢？作為公安機關的領導，應當樹立怎樣的標杆來引導下屬？
《便衣警察》中段興玉與紀真處長一席話可謂一語中的：“我們應該怎能看待和要求我們的偵查員？是要他們機械地服從上級，交辦什麼完成什麼，成為上級的附庸，成為一個沒有頭腦和情感的機器人，還是鼓勵和扶持他們的熱情和主觀能動性，幫助他們建立對國家對人民的責任感？從這一點看，我覺得周志明的死認真倒是一種難能可貴作風了。……我們就得告老引退了，你想過沒有，究竟是什麼樣的年輕人接我們的班才讓人放心呢？”
“幾度風雨，幾度春秋，風霜雪雨搏激流。”二十五年前，當《人民警察法》還沒頒佈、還沒有入警誓詞的時候，在“嚴打”結束、“四化”建設開始提速時，海巖在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便衣警察》，對“做一個什麼樣的警察”進行了思考和剖析。不難看出，他是有自己的答案的，也是對今天的我們善意的提醒，那就是：做一個正直、認真、對人民充滿愛、對黨和國家負責任的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