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海岩《便衣警察》这部成名作，吸引我的却不是那一波三折、曲折离奇的反间谍故事和坚贞浪漫的爱情，而是小说中不时透出的一种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警察？
做一个什么样的警察？这个问题似乎不该问，也不应属于讨论范畴。大到《人民警察法》有规定，小到入警誓词有要求，警察作为一种职业，自有它的职业道德和法律约束。但当一个个体，在进入警察队伍后，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比常人接触更多的社会阴暗面，承载了更大的社会责任和工作压力，心灵层面难免会有偏差，难免会有牢骚，会有疑惑。这时，“做一个什么样的警察”会成为一个警察基本的心灵拷问。
《便衣警察》中主人公周志明出狱后，刑警队长马三耀交给他一封父亲留给他的信，那信上饱含了一位父亲在临终前对儿子的深情渴望和谆谆教诲：“正直，是做人，特别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公安人员最基本的品德，这也是唯一能使我在将要离开你的时候感到宽慰和放心的地方，因为我知道，一个立身正直而无旁顾的人，他一生都会是快乐的。
“有人说，太重感情的人成不了一个出色的公安人员。而你偏偏从小是一个很重感情的孩子，不过爸爸却觉得这恰恰是你的长处，是你将来争取成为一个出色的公安人员的性格基础，因为公安工作是最能够把个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同志的爱，直接体现在职务上的工作。孩子，重感情不是坏事，只要不失之偏颇就好。我想，对党和人民的爱，也许就是一个公安人员责任心的魂与源吧。”
看到这段，我流泪了。不光是被那伟大的父爱所感动，还有对一位旁观者然直言警察精神之源的敬意。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在形式大于内容的各色政治学习之后，留给人们的更多的是走过场、没印象，信仰和精神层面的追求当然无存。
这时候，回头来看《便衣警察》。
小陆信奉的格言是：公安人员就是会说的工具，侦查员不承认感情，只承认理智。可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真的不需要感情？不需要独立的判断力而只要执行力吗？
仙童山诱捕行动失败，特务徐邦呈逃脱，公安局代表甘向前把责任一股脑地推给周志明。科长段兴玉觉得真正的责任在于审讯和指挥失误，不能怪罪于侦查员。在和大陈讲给公安部写信反映情况时，段兴玉科长说：“我怕的是，连咱们这个最讲究认真的部门里，也找不出一个认真的人了。工作上有什么毛病，出了什么事，只要牵扯了头头儿，就没人愿意出来说说话，较个真儿，大家都在糊弄，糊弄谁呢？还不是糊弄国家！”
这和我们当前的很多现象多么相像啊。报喜不报忧，唯上不为下，涉及到领导的事，就没人敢说话，更别说提意见。忠诚，究竟是忠于法律还是忠于某个人？“做一个什么样的警察”才能是合格的、问心无愧的呢？作为公安机关的领导，应当树立怎样的标杆来引导下属？
《便衣警察》中段兴玉与纪真处长一席话可谓一语中的：“我们应该怎能看待和要求我们的侦查员？是要他们机械地服从上级，交办什么完成什么，成为上级的附庸，成为一个没有头脑和情感的机器人，还是鼓励和扶持他们的热情和主观能动性，帮助他们建立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从这一点看，我觉得周志明的死认真倒是一种难能可贵作风了。……我们就得告老引退了，你想过没有，究竟是什么样的年轻人接我们的班才让人放心呢？”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二十五年前，当《人民警察法》还没颁布、还没有入警誓词的时候，在“严打”结束、“四化”建设开始提速时，海岩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便衣警察》，对“做一个什么样的警察”进行了思考和剖析。不难看出，他是有自己的答案的，也是对今天的我们善意的提醒，那就是：做一个正直、认真、对人民充满爱、对党和国家负责任的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