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巴勒斯坦，你的第一反应是？
战乱，分裂，压迫，脑子里蹦出的总没好词儿。
史家不幸诗家幸。巴勒斯坦的悲惨境遇，也确实催生了一系列优秀的纪录片和现实主义题材电影。
说到巴勒斯坦电影，注定绕不开这个导演——伊利亚·苏雷曼。他改变了近年来巴勒斯坦电影在国际上的面貌。
伊利亚·苏雷曼
他的[消失文明的编年史][神的介入][时光依旧]被称为“巴勒斯坦三部曲”，将镜头对准个人而非意识形态，展现了巴勒斯坦在以色列治理下的荒诞乱象。没有苦大仇深，相反却充满幽默。
[神的介入]曾获得2002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审团奖
[时光依旧]过后整整10年时间，伊利亚·苏雷曼没有新的作品问世。
直到2019年，这位60岁的导演，带着自编自导自演的新作[必是天堂]再度杀进了戛纳的主竞赛单元，收获了评审团特别奖和费比西奖竞赛单元奖。
[必是天堂] 豆瓣 7.6，IMDb 7.1，烂番茄新鲜度94%
十年沉淀，苏雷曼带着对巴勒斯坦国籍和身份的另一种探索回归。这次他跳出巴勒斯坦，站在全球维度来审视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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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是天堂]的叙事被一个元概念所框定，导演苏雷曼在电影中饰演自己，他带着自己所写的名为《天堂可以等待》的剧本四处寻找投资人。最后拍出来的就是这部电影本身。
剧本名致敬刘别谦1943年的电影[天堂可以等待]
苏雷曼的作品承袭了默片喜剧时代的电影风格：尽量少的对白，弱化戏剧性，依靠个人表演撑起电影，制造喜剧效果。
只是在[必是天堂]中，苏雷曼的表演有别于卓别林、巴斯特·基顿、哈罗德·劳埃德夸张的肢体动作，仅保留面部表情来演绎，尤其是他那对抢戏的眉毛。
《The Wrap》对此的评价是：“苏雷曼以一个安静的观察者的身份，来看待这个世界的荒谬，并以一种夸张的表情来回应。这种表情的力量胜过言语十倍。”
作为一部政治喜剧，搞笑自然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讽刺。
从家乡拿撒勒到巴黎再到纽约，最终回到拿撒勒。日常生活中的荒蛮故事被串联起来，看似随意，毫不相关，但多少带有一点政治隐喻。
苏雷曼戴着他标志性的帽子，用一种略带困惑的眼神看世界，而我们藉由他的视角，观看着他眼中怪奇的光景。
最后兜兜转转一大圈回到原点，才发现他乡即故乡，故乡即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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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撒勒
电影的第一站是在拿撒勒。
苏雷曼走在街上，回身看见一群抄家伙的混混在跟着自己，其实只是刚好同路；他点了一杯啤酒坐在餐馆，对面有两个壮汉恶狠狠盯着自己，其实不是要找他麻烦，只是觉得菜不好吃。
苏雷曼的生活充满了假想敌，时刻觉得有人在暗处密谋加害自己。
苏雷曼站在家中的阳台，看着一个邻居闯进他的花园，大摇大摆地修建柠檬树的枝杈，给柠檬树浇水，再摘走几个柠檬。
被发现了也毫不慌张，对苏雷曼说：“别以为我在偷东西。我敲了门，但没人应。”
发生在拿撒勒的事情，都有着很明显的隐喻。苏雷曼就是巴勒斯坦，邻居对其花园理直气壮的使用，就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侵占——每天夺走一点点土地，到后来完全搞不清它真正的主人是谁。
苏雷曼不愿继续提心吊胆过日子。他做出了许多巴勒斯坦人面对威胁做过的事，离开这个国家。
随着电影的配乐从传统的阿拉伯音乐转变为欢快的爵士乐，苏莱曼上路了。
▷ 巴黎
苏雷曼先去了法国巴黎。
在巴黎的咖啡馆前，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街上来来往往的漂亮女孩，持续了很长时间。他回到公寓，也能看到对面大楼里播放的T台秀。
时髦，年轻，浪漫，这就是苏雷曼对巴黎的第一印象。
随着苏莱曼待的时间越长，他也看到了巴黎的另一面。
早晨的街道空空如也，裸露出巴黎的骨架，令人毛骨悚然。然后那些受压迫的人，无家可归的人，被警察追捕的阿拉伯人，逐一被填充进来。不过是以超现实主义的风格，当作一种视觉笑料来呈现。
喷气式战斗机从头顶掠过，坦克从法兰西银行门前驶过，阅兵式在巴士底日(法国国庆)突然举行，哪怕没有任何旁观者。
苏雷曼在巴黎看到了军国主义，它不仅限于中东。
若要尝试解读每个场景下的中东政治寓言，那么这只麻雀或许就代表着忠诚和冲突。它被苏雷曼收留，却严重扰乱了工作。
这个片段很有代表性，它告诉我们政治喜剧原来也可以拍得如此轻盈而不轻佻，看上去毫无冒犯性。
当然苏莱曼到巴黎还有一件要紧事，就是给自己的电影拉投资。
然后巴黎的制片人告诉苏雷曼：“这部片子是关于巴勒斯坦冲突问题，我们对巴勒斯坦的状况是怀有同情的。但肯定不是要做一部充满说教，或者是渲染异国情调的影片。你这个项目的‘巴勒斯坦意味’不太够。”
这个里外呼应是电影中的有趣时刻，就好像打破了第四堵墙，抑或说，第四堵墙压根就不存在过。
▷ 纽约
从巴黎出发，苏雷曼来到了美国纽约。
苏莱曼依旧先带着惊奇的眼光审视这座城市的迷人特质，然后，那些美好印象接着被打破。
在纽约的超市里，苏莱曼发现人们正在购买自动武器，从超市出来时，他看到每个人都带着步枪，甚至火箭筒等各种武器。
这是一个高度“美化”的时刻，既说明巴勒斯坦人如何看待美国人持有武器的热情，也暗指身处更自由的西方，眼前仍是枪火遍布。这等威权压迫的景况，与巴勒斯坦境内的遭遇何其相似。
然后在纽约的出租车上，苏雷曼说出了自己在电影中仅有的两句台词。
-“你从哪里来？”
-“拿撒勒。”
-“拿撒勒？有这个国家吗？”
-“我是巴勒斯坦人。”
出租车司机踩下刹车，突然兴奋了起来。他为自己的车上有一名真正的巴勒斯坦人感到激动，甚至还打电话给妻子汇报了这件事情。
“拿撒勒”和“我是巴勒斯坦人”，这是苏雷曼在整部电影里的所有台词。似乎是在说，国家身份只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专有名词。
离开美国前，苏雷曼找到了一位塔罗牌大师。他只想问一个问题：“会有一个巴勒斯坦吗？”
这个塔罗牌大师算了两遍，然后支支吾吾地对苏雷曼说：“会有的，肯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绝对会有的，会有巴勒斯坦的，但不会在你我的有生之年。”
这是整部电影中难得显露的悲观情绪。
▷ 拿撒勒
最后，苏雷曼还是又回到了拿撒勒。
在拿撒勒的一个俱乐部里，苏雷曼面无表情地看着一屋子的青年男女高举手臂，在嘈杂的电子乐中，欢快地舞蹈。
他们就像世界上大多数城市的年轻人那样，沉溺在自我幻觉中，不知道这个国家曾经或将要遭受什么，而他们又恰是这个国家最后的希望。
苏莱曼接受了巴勒斯坦的年轻人，他说过，“拿撒勒虽然是个充满绝望的地方，但是在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身上，可以看到沮丧和悲伤的情绪都被释放了，并在这里转化为某种希望。”
虽然[必是天堂]这部电影并未找到解决巴勒斯坦人身份危机的方法，但它确实比导演之前的作品更有希望。
苏雷曼坚信的是，巴勒斯坦人民是坚韧的，最终也将获得自由。再也不需要去世界别处寻找天堂，这里才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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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雷曼在[必是天堂]的导演笔记中写道：“如果我之前的电影试图把巴勒斯坦作为世界的一个缩影，那么[必是天堂]则试图向观众展示，世界已经成了巴勒斯坦的一个缩影。”
在巴黎和纽约所创造的种种滑稽夸张的景象，都是为了论证这个观点。
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警察国家，全副武装的世界公民，相互猜疑地打量着对方。这一切都在巴勒斯坦发生过。
而苏雷曼的天赋就在于，他用了最温和的方式，来传递这种巨大的不安。即使是一只性情乖戾的麻雀，也足以承担整个国家的象征。
“你在你的国度，过着一种次要的生活。”
苏雷曼拍摄了一部关于巴勒斯坦的电影，却足以引起了全世界的共鸣。那是一种无声的震耳欲聋，因为无声，所以能够接纳各种声音。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类似巴勒斯坦的地方，那里有着暴力威胁、权力炫耀、贫富差距、青年人的焦虑和迷茫成了新常态。无论逃到哪里，也无法摆脱。
苏雷曼说过：“喜剧没有国界。它不认任何国籍，它包容我们所有人。所以你去哪里并不重要，因为你就在那里。在某种程度上，当你的国籍如此难以量化时，这是你唯一可以生存的方式。”
在全球疫情爆发的舆论场之下，这部电影的讽刺意味变得愈发明显。没有哪个国家是被病毒随机选到的，全世界都一样。世界其他国家别说什么抄作业了，能先做到不甩锅就不错了。
每个个体之间，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各不相同。
吊诡的是，不同的个体，组成一个个不同的国家后，看上去又是那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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