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1854-1921），中國近代系統學習西方先進制度、知識、技術的代表人物，是聲滿中外的資產階級啟蒙家、翻譯家和文學家。毛澤東曾讚譽：“嚴復是中國共產黨出世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四大代表之一”。嚴復與康有為、孫中山、洪秀全一起，並稱中國近代思想的先進代表。
嚴復
束髮之年：福州船政學堂求學
1866年，嚴復十二歲，已在私塾例讀了七年的儒學經典，並且每每名列前茅的學生。按照常理，大概也會通過科舉，十年寒窗，一朝成名。誰也不曾想到，這年夏天，父親病逝，家道中落，無力再供他繼續學習。此時，洋務運動在福建的船政學堂發來了招生公告：考上船政學堂，每月有四兩紋銀補貼家用。嚴復想到有紋銀補貼家用，便執意報考。不孚眾望，他如願以償，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船政學堂，成為了首屆學生。此時的他，可能還不知道在未來的幾十年裡，會有怎樣波瀾壯闊的一生。
在福州船政局，嚴復首次接觸到了的西洋老師，西洋文化與造船技術，嚴復對於西洋的新知識孜孜不倦，久久為功。五年後，嚴復以優異的成績從福州船政學堂畢業。當時的南洋大臣、福州船政提督、學堂總辦、林則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楨力排眾議，堅持要求首批船政畢業生一定要到歐洲國家留學，只有繼續深造才能完全掌握西洋技術，才能建造自己的戰船。
船政學員與洋教師合影
弱冠之年：赴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留學
1877年，嚴復作為清政府首次官方組織的30名留歐學生之一，與陳季同、薩鎮冰等十二人留英，（另外十八人留法）。在英國皇家海軍學院（今格里尼治海軍學校），嚴復首次接觸到了另一個全新的世界，新奇的社會、文化、制度，深深的吸引著這位剛剛來英留學的中國學生。在這個萬花筒一般的國度，他不僅與當時世界科技文明的最高成就相遇，也將對自己軀殼內的東方文化進行艱難的淘洗。嚴復在學習之餘，細緻的觀察著這個“先進的社會”，一一做好筆記，自己最先開始了對“西方之富強、國家之衰弱，西方之先進、國家之落後”的艱難探索。在這裡，年輕的嚴復與當時大清國駐英參贊郭松燾在異國相知相遇，嚴復所探求的，也正是駐英大使郭松燾所力求的，成就了一段忘年之交。
嚴復深得郭松燾的賞識，如期畢業後，郭松燾力挺嚴復，給英國海軍學校寫信，懇請准許嚴復繼續深造一年。郭松燾認為：把一個能設計國家富強方案的年輕人，按照普通海軍將領的標準去培養，太浪費人才了，嚴復於是繼續再英留學一年。
嚴復銅像
而立之年：回國執教，參加科舉考試
1879年秋，嚴復突然接到通知，要求立即取消實習先期回國，擔任福建船政學堂教習一職。
回國後，嚴復回到曾今學習的船政學堂，開始了為帝國培養船政人才的道路。作為大清帝國首屆留歐學生中的優等生，嚴復本來是要被李鴻章、沈葆楨委以大任之人，但嚴復看到大清朝如此僵固老化，自己未經科舉出仕，絕難有施展抱負之所在。在北洋水師學堂從教師做到校長，即便後來補了個四品的“候補道臺”，到底因為不曾考取功名，在晚清的官場格局裡，只不過是一個人微言輕的角色。
嚴復大概是覺得自己沒有受到當局的重視，回國後一直當一個教書匠，他也反覆思索為什麼自己不能夠有發揮的位置，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他後來總結道是說缺乏科舉功名。其實，在晚清政府中，沒有一個科舉考試的正途出身，你所說的話，是沒有公信力的，特別是在晚清錯綜複雜，盤根錯節的官場中，是一定不能一展才華、扶大廈之將傾的。
在1885年到1893年間，嚴復先後四次回鄉參加科舉考試，然而這位在英國才思敏捷、立論新穎的留學生，卻彷彿註定無法適應中國八股制度，雖然再三踏入考場，每次卻都是名落孫山、鎩羽而歸。
嚴復與妻子
不惑之年：四考四落，另尋救國求富之路
求取仕途不成，嚴復在北洋船政學堂一邊教書，一邊努力鍛造著一顆思想的震撼彈——《天演論》，這段時間，嚴復日以繼夜的翻譯者英國學者赫胥黎的著名著作《進化論與倫理學》，重點翻譯了書中的導言和第一部分，密集加以點評，並特意將書名改為《天演論》。
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其實不是單純的介紹西學，而是希望藉著介紹西學，來改造中國人的思想和心靈，作為首屆留英優等生，他很清楚地知道中國的短處和西洋列國的強處，希望翻譯外國著作，拓寬國民視野、豐富國民思想，進而改變這個孱弱的社會。
1897年《天演論》出版，正在北京醞釀維新變法的康有為看到《天演論》不禁拍案叫好，感嘆道：“如今放眼大清國，不曾見識過嚴復這般思想卓越之人”。後來成為新文化運動領袖的胡適，更是評價嚴復為：“介紹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日後，“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等書中詞彙口口相傳，不脛而走，對近代以後的中國社會影響深遠。
《天演論》
被國人誤讀百年的嚴復
嚴復在追求國家富強的過程中強調的是一個叢林法則，也就是適者生存，殘酷的競爭，資本主義早期，但是一百年來，我們國人僅僅讀到嚴復《天演論》中適者生存、叢林法則這一塊。其實，嚴復在講競爭的同時，他也注意到了可能存在的倫理因素，即：競爭歸競爭，但是任然有一個人類的基本倫理價值要去追求。
嚴復始終強調經濟的發展、國家的富強是第一位的，但是同時一定要注意到國際的一般規則，要注意到倫理對這個社會的意義，但是奈何當局朝廷只讀到要富強，並沒有讀到倫理這個層面，直到現在，歷史文獻學家在整理嚴復的著作及相關資料的時候才發現這個秘密。
1895年甲午海戰失敗後，北洋艦隊全軍覆滅，一同離去的還有嚴復曾經共同留歐的同窗們，還有他的學生們，每每夜裡，嚴復常常驚醒大哭，這無疑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悲哀，空有一腔報國之志和才華，卻沒有施展才華的舞臺，在風雨飄搖的大清帝國中，他也不過是求新求變的少數派，少數派又怎能敵得過多數的守舊派呢？腐朽的制度、衰落的民生、帝國的槍炮，讓這個帝國搖搖欲墜。嚴復自知迎接帝國的是將是餘暉，在這之後會是無盡的黑暗，而作為大清帝國的一個執火人，他手裡所持的也不過是一個火把，一把火又怎能照亮整個黑暗的社會呢？
嚴復故居
1921年秋，嚴復病逝，享年68歲，嚴復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大清帝國和後來的民族自強求富運動：12歲考入福州船政學堂、又留學於英國皇家海軍學院，他帶來了西方先進的制度與技術，是大清帝國睜眼看西方的一雙眼睛。回國後曾擔任京師大學堂翻譯局總辦、上海復旦公學校長、慶安高等師範學堂校長、清朝學部名辭館總編輯。在李鴻章創辦的北洋水師學堂任教期間，為近代中國培養了一批海軍人才，並翻譯《天演論》、創辦了《國聞報》，系統地向大眾介紹了西方民主和科學，宣傳維新變法思想，將西方的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哲學和自然科學介紹到中國，提出“信、達、雅”的翻譯標準，對後世的翻譯工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是清末極具影響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是中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中國人”之一。
嚴復波瀾壯闊的一生，也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悲哀的一生，實在是可悲、可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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