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不忘學習。疫情中做了主題閱讀,都是教人寫作的書,重點是非虛構寫作方面的書籍。它們是:簡. 耶格爾的《非虛構寫作課》、布蘭登. 羅伊爾《一本小小的紅色寫作書》以及 馬克•克雷默 、溫迪•考爾 編輯的《哈佛非虛構寫作課:怎樣講好一個故事》等等。
“主題是故事的靈魂”,這個道理,儘管連小學生的都知道,可我還是想談談。因為,對我而言,尋找主題、確定主題還真不輕鬆,往往要花很長的時間。
拜讀完這些大作後,我更加堅信,主題是故事的靈魂。尤其對於非虛構敘事而言,沒有主題的故事,跟隨便羅列一堆素材沒什麼兩樣。
解決了主題問題, 別的事情就相對容易了。
自己平時在寫作(其實準確地說是“書寫”)過程中,最大的痛點也是不知從何下手。
主題是故事的靈魂和中心思想,比起人物、場景、語言來,主題是某種更深層次的東西。好主題能深化故事內涵。
在寫作中,“三”是個神奇的數字。思考圍繞三個關鍵觀點或概念構建你的文章。
想出二到四個主要觀點
布蘭登. 羅伊爾在《一本小小的紅色寫作書》中這樣建議。
事實上,我們大家都無形中遵守這一條,三個亮點解讀、三段論、三幕劇等等。
現在,我就來活學活用,分三點談談“主題是故事的靈魂”這件事。這也是輕鬆搞定主題的3個技巧。
一、好主題應該具有普適性
好主題是什麼樣的?
當人們看到一篇好文章時,會禁不住發問:
“出現在頭條裡的人物,是不是還有別人跟他過一樣的日子?”
“這個頭條故事若發生在普通人身上又該怎樣解讀?”“這個新聞是不是講出了什麼道理,反面是不是也有故事呢?”
這些發問,充分說明當我們寫某人的經歷和生活時,是希望讀者從這個人的真實生活中看出意義來。
這些發問,說破了,就是普適性問題。也就是說,你必須把故事主題跟某種更大的東西聯繫在一起。
《哈佛非虛構寫作課:怎樣講好一個故事》中提到的一件事,讓我很受啟發。
自1987 年開始,美國法庭正式採用基因鑑定技術為有效證據,那些已被宣判為謀殺罪的人就可以用基因證據來免除他們的罪名。
面對法律條文的巨大變化,編輯簡·溫伯恩想:“這些人,差一點就死了。那麼,他們會用第二條命來幹什麼呢?”
對於世人而言,生與死是永恆的話題,也是最具普適性的主題 。
後來,簡·溫伯恩從最早被釋放的錯判者裡物色了一名人選,寫了那個人是如何對待自己的第二次生命的故事。
作家萊恩·德格雷戈裡說過,如果你能發現一個帶有普適性的真理,哪怕這真理很“傻”,那也是很重要的,因為你為你的主題找到了一個框架。
其實,我這篇文章的主題不就是一個很“傻”的“真理”嗎?“主題是故事的靈魂”,許多人會嘲笑地說,這也值得寫?連小學生都知道。
是的,值得寫。因為我圍繞“主題是故事的靈魂”,為我自己的文章搭了一個框架。
當你為你的主題找到了一個框架後,你的主題就不再僅僅是某一個地方的某一個人,而是變成了人人都能理解和領會的象徵或者符號。
二、用參與式採訪捕捉主題很重要
大家都規勸初學寫作的人,最好從書評或影評開始寫作(或書寫),這是相當有道理的。主題不是憑空降到頭腦中的,寫了好幾年的人都有不知從何下筆的時候,何況小白們?
隨著自媒體的發達,越來越多的人成為簽約作者,平臺也越來越重視原創性。在這樣的背景下,儘管書中那些建議是針對專業作家、記者而發的,然而這些建議對自媒體作者也同樣有效。
也許你不是記者,但是此刻你想象自己是名記者。你出去採訪和調研,目的是讓這個想法變得明晰和成熟起來,最終捕捉到主題。這就是“參與式參訪”。
安妮·赫爾是普利策獎決選名單入圍者,她對參與式採訪有獨到的經驗,其中一個就是“圍繞受訪者的世界再構建一個世界。”
現在來看看,她九個月都幹了什麼。
她的寫作對象:一群來自墨西哥中部的婦女,跑到北卡羅來納州當挑蟹肉工人。
這些婦女手持小刀,站在鋼臺邊,把藍蟹肉挑出來。她們每天干10個小時,工作乏味不說,關鍵那些尖銳的蟹殼會扎傷雙手。
安妮·赫爾親手嘗試了一下,結果連10分鐘都堅持不了,而那些女人的手因為疼痛和勞累不停地顫抖。
九個月的寫作過程如同“談戀愛”,安妮·赫爾用墨西哥女人生活中的元素來支撐自己的想象。
把她們常聽的音樂CD買來聽;讀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和蓋伊·羅伯託·吉爾的《曼波之王》;還讀了威廉·朗格維爾施的《辨跡追蹤》,一本講述美國墨西哥邊境的書。
這期間,她一共去了四次墨西哥,造訪這些婦女的家鄉帕洛瑪,甚至還走進她們的房間,凝視撫摸那些小擺設、小掛件,她認為,正是這些小東西,才構成了身臨現場的一部分。
確實,想要寫出一部獲大獎的作品,要經歷相當困苦的時刻。寫作永遠是件艱難的事,而且環境往往還會讓它變得更加艱難。
此外,有的作家分享,做參與式採訪時,要注意的事項:
隨時注意感受自己身在何處,提供真正的位置感,一個故事一定得有一個地方。
注意人們在餐廳裡點的吃的。
不住連鎖酒店,住在那些本地人會待的地方。
讀一讀當地的報紙
去教堂,教堂是瞭解整個社區的好地方。
跟你試圖捕捉的人使用同樣的語言,不要用自己的話改動別人說的。
面對你的受訪者時,儘可能保持開放的心態
我們不可能像這些專業作家那樣,為了某本書深入到現場,但是卻可以借鑑他們的思路和方法。
尤其是,外出旅行,照著這些建議做做,沒準兒一篇精彩的遊記就寫出來了。
三、如何把主題講透徹
作家兼編輯吉克.哈特認為,每個主題應該多少有所教益,這是能夠引起讀者共鳴的關鍵所在。
的確,非虛構敘事存在的價值,就在於讓讀者將主人公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聯繫起來,找到共性,從別人的生活經歷中看出意義來。
要做到這點,就有賴於作者把主題核心講透徹,並在故事中得到充分體現。
我們拿發生在加里·沃爾身上的真實故事舉例說明。如果用新聞報道體來寫的話,大概就是這樣的:
加里·沃爾是一名保險理賠分析師,以前喜歡周遊世界,享受生活。
後來,他遭遇了一場車禍,致使大腦嚴重受損,連續昏迷7、8天。醒來後,他不能說話,不會吞嚥、大小便失控,還經常從椅子上摔下來,甚至不認得叉子、牙刷、鞋子等日用品。
老朋友們都棄他而去,因為他不再是從前的那個加里了。
經過長達18個月的腦部康復理療,加里·沃爾痊癒了,終於求得一份倉庫管理員的工作,開始重新約會,重新認識新朋友。
這樣一篇蒼白空洞、只有事實堆砌的報道,讀者看完會不會立刻拋之腦後?
不過,故事到了優秀敘事作家湯姆·霍爾曼的手中,就變得大不一樣了,湯姆·霍爾曼曾經憑藉系列文章《面具後的男孩》獲普利策專題寫作獎。
湯姆·霍爾曼不滿意新聞報道,他認為他可以讓加里·沃爾的故事得到了昇華。那麼,他是怎麼做到的呢?
首先,根據已有信息,提出“主題陳述”,然後確定文章題目和故事形式。
已有信息是:加里的大腦如同被格式化的電腦硬盤;加里失去了過去的生活,卻勇往直前;加里渴望創造全新的生活,擁有全新的身份和自我等等,等等。
湯姆·霍爾曼與他的編輯吉克.哈特反覆推敲,用“名詞+動詞+名詞”的結構提出主題陳述: “行為建構身份”。
他們再根據這個主題陳述,把文章題目確定為“失去生活,獲得新生”;小標題是“想要塑造一個自我,就要首先建立一個新世界。”這些大、小標題能夠幫助作者直奔主題。
接下來,湯姆·霍爾曼持續十八個月跟蹤採訪加里·沃爾,並圍繞“行為建構身份”這一主題來組織故事,重點講述康復之後,加里•沃爾為重建生活付出了哪些努力。
有一天,加里為了戰勝孤獨感,決定強迫自己去參加教堂舉辦的單身舞會。
聽到這個消息,湯姆立刻意識到,這就是他要的主題核心。他跟隨加里•沃爾到達舞會現場,還提前向編輯申請,安排一名攝影師隨行拍攝。
湯姆·霍爾曼還巧妙地調動一切動作、情節、場景、對話、引述、細節等為他的主題服務。
他不惜筆墨描寫加里如何鼓足勇氣,邀請一位女士喝咖啡;如何把空閒時間都花在研究公司產品目錄上;如何艱難地與客戶溝通。通過這些細節描寫,傳達出加里一次次戰勝恐懼和焦慮的勇敢,傳達出加里渴望在這個世界上贏得一席之地的決心。
故事結尾,加里•沃爾精心打扮後再次參加單身舞會。他噴了一點古龍香水,出門時,他關了燈。所有的便利貼也都不見了,除了門上的一張,上面寫著:
“相信,不要懷疑。”
就這樣,在湯姆·霍爾曼的筆下,一個全新的加里·沃爾誕生了。不管你曾經是誰,無論你經歷了什麼,這些都不重要,當下的你才是最重要的,因為“行為建構身份”。
四、總結
題外話:有經驗的寫作者還傳授了一個方法,除了參與式採訪外,在已有文章基礎上,還可以繼續追問:
什麼地方值得深挖?
需不需要做人物特寫?
還有什麼地方仍然成謎?
一個故事的結尾,會不會是另一個故事的開端?
還有什麼未被講出的背景故事嗎?
這樣又衍生出新的故事主題來,挺實用的辦法。
作家戴維·哈伯斯塔姆說,道理很簡單:不管是什麼主題,你到手的觀點越多,就越好。你做的報道越多,你的聲音就越具有權威性。
總結一下。
首先記住,好主題應該具有普適性。我們必須把故事主題跟某種更大的東西聯繫在一起,變成某種人人都能理解和體會的象徵或者符號。
其次記住,用參與式採訪捕捉主題很重要。參與式採訪的本質就是身臨現場,目標是找到故事主題,並用來承載更具一般性的話題。
最後記住,把主題講透徹至關重要。先用“名詞+動詞+名詞”的結構提出主題陳述,再確定大、小標題,然後圍繞主題組織故事,最終彰顯意義,使故事得以昇華。
激勵自己,也激勵大家:
20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白俄羅斯著名非虛構作家、新聞記者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
這說明在信息超載、自媒體高度發達的互聯網時代,以深度著稱的非虛構寫作依然有生命力。
非虛構寫作離普通人,很近,很近。
閱讀更多 蝴蝶夫人Butterfly 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