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我们驱车在深圳经济特区的主干道——深南大道上，直奔南山蛇口，去寻访当年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历史记忆，重新追寻春天的故事。
大南山下的蛇口半岛，以婀娜多姿的弧形海岸与香港新界的流浮山隔海相望。四十年沧海桑田，昔日的荒凉滩涂，如今已崛起为一座崭新的国际化滨海新城。这块只有10.85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伟业的起点和序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是蛇口的文化标志。它的提出者，则是被称为“蛇口之父”的袁庚。
袁庚原名欧阳汝山，参加革命后改今名。1917年出生于距离蛇口约70公里的大鹏镇水贝村。水贝欧阳氏的祖先是宋代由江西吉安府浊水村迁至此地的客家人。袁庚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东江纵队联络处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炮兵团长；50年代担任外交官；“文革”中饱受铁窗之苦，出狱后就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改革开放初期又成为举世闻名的“蛇口试管”的缔造者。
汽车穿过洁净的林荫大道，来到招商蛇口总部所在地“南海意库”三号楼。早年蛇口的创业者谭筑熙、诸彪、林小静以及招商蛇口总部的工作人员热情欢迎我们。诸彪是老相识，1988年我在深圳市文化局工作时，曾陪同日本作家村山孚先生前来采访“蛇口风波”事件，那时他是蛇口工业区宣传部干事，后来他调到招商局博物馆工作至退休。旧友重逢，倍感亲切。
座谈中，大家一起回忆蛇口工业区的创业历程。我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袁庚要选择蛇口来办工业区？是因为靠近香港？还是因为当时这里一片荒滩易于开发？
作为土生土长的深圳人，林小静谈了个人见解。她向我们介绍了40年前在宝安流传的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室九空逃香港，村里只剩老和小。”在当时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背景下，深圳是“政治边防”，这里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大批青壮年纷纷逃往香港，乡村里仅留下老人与小孩。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1至11月，宝安县共逃港1.38万人。1979年林小静在蛇口中学毕业，同班37名同学中有18人在这一年夏天逃港。林小静认为，袁庚提议创办蛇口工业区的初衷之一，就是看到蛇口海面上经常漂浮着偷渡者的尸体。被革命解放的人，舍命往香港跑，这强烈刺激了他。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一定要变封闭为开放，把经济搞上去，让人们富裕起来，生活水平赶上香港，让群众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对！袁董是很有使命感的人。”被称为“黄埔一期”学员的“老蛇口人”谭筑熙激动地说。
谭筑熙，1969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系，在内地工作近10年后应聘来蛇口。他亲历了1981年12月8日举行的首届蛇口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开学典礼，培训班学员全是理工科大专院校毕业又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青壮年。谭筑熙回忆，袁庚亲自到场致辞，他不搞开场白，直截了当地谈蛇口工业区的现状，以及一系列改革的设想。最后，他加重语气，左手向前一挥，铿锵有力地说：“这里是我们蛇口工业区的“黄埔军校”，孙中山先生曾在黄埔军校门前写过“不革命者不入此门”，我们这里是“不改革者不入此门！”袁庚充满鼓动性、洋溢着激情的开学致辞，令他终生难忘，也使在场48位学员激情燃烧，油然而生“改革舍我其谁”的使命感……
话匣子一打开，座谈会气氛热烈起来。大家回顾了从1979年至1984年的几年中，蛇口创造的24项“全国第一”。正是蛇口的敢闯敢试，引领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为了寻访更多当年的历史印迹，我们马不停蹄来到招商局历史博物馆。这座典雅而厚重的博物馆，浓缩着百年招商局与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招商局历史博物馆樊勇馆长告诉我们，1978年，已经60多岁的袁庚回到家乡，成为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但是袁庚接掌招商局时，这间百年老店已经老态龙钟，业务发展受到很大局限，全部资产仅剩1.3亿元，非改革不能图生存。有感于此，袁庚内心在大胆酝酿，能不能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个基地，一来引进香港的资金、技术，二来发挥内地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不就可以大干一场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刚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正式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因此，1979年1月31日，袁庚等人向中央领导汇报在广东建立蛇口工业区的设想，随即得到批准。于是，蛇口一声开山炮奏响了深圳特区的序曲，激荡起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
樊勇认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并不是一时灵光乍现的产物，而是袁庚在创建蛇口工业区的过程中长期积累、长期思考的结果。最早让袁庚受到启发的，是他在香港上的“第一课”，袁庚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述过那次令他深有感触的经历。
1978年10月份，袁庚调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初到香港，就上了生动的“一课”。当时为了业务发展，招商局需要在香港购买一栋大楼。袁庚与卖主谈妥后，约定在星期五下午2时预付定金2000万港币。“当天下午2时，袁庚准时到达律师楼，卖主也如期而至。没想到，卖主的汽车停在门外都没熄火，只等双方在律师楼办完交易手续拿到支票，就立即安排专人坐汽车直奔银行。”
这位卖主为什么要这样争分夺秒？原来，第二天就是星期六，银行不上班。如果星期五下午3点之前支票不能交给银行，就只能等到下周一，少了3天利息。这真的是“时间就是金钱”的最好体现。
“当时浮动利息是14厘，3天的利息就是几万港币。”袁庚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曾感叹，当时在内地的很多人完全没有时间观念、理财观念。受到触动的袁庚举一反三，迅速在企业开展财务检查。这一查问题还真多：不少子公司不及时进账，有人把支票搁在保险柜里过夜不当回事……袁庚随即换掉了责任人员，加强财务整顿。仅抓及时进账这一项，就使招商局收益状况改善不少。
“袁庚曾说，‘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不是我发明创造的，中国古话就有‘一寸光阴一寸金’；此外，效率也很重要，一个企业没有效率就不能生存，效率是一个企业的生命啊。”樊勇补充道。
“袁董为什么提这个口号？当时国内没有市场观念、时间观念、效率观念。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首先观念上要变革，不能再用老思想面对新问题。”谭筑熙接着樊勇的话说。
那时候，建设工业区需要引进外资，招商局必须先期投资弄好“五通一平”，但当时蛇口的码头只有小船才能靠岸。时间紧迫，当务之急就是新建600米长的顺岸码头。此项工程由交通部四航局二处承建，于1979年8月正式动工。当时由于采取平均主义的奖励办法，工人工作干劲不高，效率极低，车队工人每天每人工作日（八小时）运泥只达20-30车左右。
谭筑熙回忆，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加快工程进度，袁庚制定了用于装载的运斗车“每超一车奖励4分钱”的制度，工人积极性高涨，每人每天工作日运泥达80-90车，最多达105车。4个月后，第一期工程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一个月完工。这为国家多创造的产值达130万元，而工人获得的奖金只占他们多创产值的2%。
但是，这个行之有效的奖励办法，却被视为滥发奖金遭到勒令停止，原来疾驰穿梭的车队又慢了下来。无奈之下，袁庚只好请新华社记者写了一份情况报告向上反映，取得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和支持，于是蛇口工地又恢复了大货车繁忙穿梭的景象。“观念变了，奖励机制实行了，效率就大大提高了！”谭筑熙不无感慨地说。
“蛇口很多做法是创举、突破，是特事特办的。现在回头看，做这些事情，需要有敢为人先的精神。敢踩别人不敢踩的雷，敢打破别人不敢打破的框框”。“时至今日，社会的发展，改革的深化，都离不开效率的提升。就是新经济时代的今天，同样需要强化时效观念”，樊勇介绍道。
“袁庚提出这个口号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长期在蛇口从事宣传文博工作的诸彪，说起袁庚有由衷的敬佩之情。诸彪说，袁庚的记忆力尤为惊人，他与我短暂接触知道我是客家人后，每次见到我时就会用客家话与我交谈，并与我开玩笑说：“哈哈，我们都是客家佬！”我知道袁庚开拓蛇口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挑战，因为招商局当年建设蛇口的所有资金都是贷款的。我常听袁庚在各种场合说“负债在身，如负千金，如履薄冰”，所以他要拟出一个富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口号，这个口号不能假大空，要符合蛇口特色，推动蛇口建设。接着，诸彪等在座的三位“老蛇口”聊起了袁庚提出这个口号的过程。
1981年3月份的一天，袁庚坐船从香港赶往蛇口，趁着空闲，他在船上涂涂写写，最后写下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这6句口号，并拿给同行的招商局董事总经理梁鸿坤和招商局资料室日文翻译李炳盛看。梁、李二人都认为口号不错，确实能把蛇口工业区的精神概括起来。在随后召开的工业区干部大会上，袁庚宣读了这6句口号，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但也有与会者对“顾客就是皇帝”提出异议，会后，蛇口工业区副总指挥许智明找到旅游文化服务公司总经理邹富民，安排美工在一块三合板上用红色油漆写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蛇口竖立起来。
口号一亮相就引发强烈震动。标语中的两个词比较敏感，一是“金钱”，二是“效率”。在当时金钱一向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追求，社会主义鼓励的是大公无私。效率的提法也不寻常，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是常态，突然有人提出“效率”，而且把它当成“生命”，很多人不习惯。
此时，国内有关经济特区是否要继续办下去的争论也很激烈，不少人指责经济特区与“租界”没啥两样，“只剩下五星红旗是红的”。为了大局着想，这块牌子又被拆了下来。从竖立到拆除，第一块标语牌面世仅3天。
1981年底，袁庚给招商局企业管理培训班的学员上课时再次谈到了这句口号，在培训班学员中引发热烈反响。在这次讲课过后的一个星期天，受工业区领导指示，当时从事宣传工作的工会副主席、原在部队长期从事文宣工作的彭谭光找了块木板，买来白红绿三种油漆，刷了白底漆后，用繁体宋体美术字写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24个字，由当时培训班学员竖在今太子路三叉路圆盘偏北一侧的这条主路，也是码头出入的必经之路上。而最早将此标语进行报道的是1982年11月22日的《深圳特区报》。
诸彪说，因宣传工作需要，常运用到对这块标语牌的照片和有关资料，“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标语牌，从木漆字、铁皮牌漆字到铜牌金色立体字，至今有六、七块之多，但在1984年前的蛇口，这块标语牌存在的时间都很短。“那时人们耻于谈钱，你还竖牌子，把时间和金钱挂起来，当时在蛇口是引发争论的。在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只有12个字，却事关‘姓社姓资’的路线之争，直到邓小平南下视察后，给予了肯定，情况才发生转变。”
1984年春节，邓小平南下视察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特区。得知邓小平要亲临蛇口，袁庚等蛇口工业区负责人很振奋。在做足所有的接待工作之后，袁庚布置了一项紧急任务，要求工程公司连夜加班，做出一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树立在当时从深圳市区进入蛇口后的一个路口上，袁庚的这一决策收到了理想的效果。
事实证明，邓小平对深圳和蛇口的改革开放建设是满意的。在这次视察后，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领导谈话时，有这样一段寓意深刻的话：“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邓小平的一锤定音，使这个口号从此广泛传开，198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国庆庆典上，写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蛇口工业区彩车驶过天安门。这句口号从此响彻全国，家喻户晓。
为了寻访当年的“历史文化现场”，诸彪、谭筑熙带领众人来到车水马龙的太子路，旁边是热闹的金融大厦，朝南一眼便看到了“海上世界”，这里就是最早竖起那块名闻天下的标语牌的地方。接着，我们又驱车来到微波山下，有一条平坦宽阔的工业一路。与工业一路相依相伴的，就是蛇口工业区最早打响开山炮的地方，现在改建成了蛇口地标“时间广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被刻成铜板金色标语永远留在这里，成为影响深远的著名景点。
借此机会，我们登上了微波山顶。微波山本是无名小山丘，因蛇口创办之初与香港合作建微波通讯站，这座山因而得名微波山，它是蛇口最便利的观景台，袁庚曾陪同中央领导及海内外名人多次登山游览，并写有《念奴娇·登微波楼》。站在此处举目眺望，整个蛇口半岛绿荫环抱，风光尽收眼底。在南海这一角小小的湾区里，千百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座幽雅别致的海港新城呈现眼前。朝南看，正在建设中的太子湾片区如火如荼，在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中，蛇口如万吨巨轮整装待发。此刻，耳畔突然响起《春天的故事》中优美的旋律:“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在下山的途中，我问林小静，当年没有选择逃港，留在蛇口做了什么工作？她说是选择入职蛇口工业区打印室任打字员。30多年来，她在蛇口工业区档案室从使用双鸽打字机到联想电脑，以不同的书写方式，记录和保存了蛇口的变迁轨迹。从前打印的诸多文件，变成了记忆蛇口的宝贵史料。期间，林小静讲了一个袁庚为蛇口女工当“保护神”的故事。1981年，港商投资的蛇口凯达玩具厂女工反映，冷天没有热水洗澡，宿舍没有书桌写信。袁庚听到汇报后，马上到工厂看望女工，承诺三天内让大家洗上热水澡。有的女工不相信，袁庚笑着与她们拉勾勾。三天后，姐妹们洗上热水澡的愿望却真的变成了现实。女工郑艳萍因为晚上参加团委活动没去加班，被厂方停工，罪名是“拒绝加班”。袁庚收到工会的报告后马上批示：“加班应是自愿原则，要找资方严肃讲清楚，不准他们胡来。”2007年，郑艳萍等凯达姐妹登门拜访袁庚，这位90岁的老人取下帽子，向中国第一代打工妹深深鞠躬，向特区建设者致敬。
林小静说，晚年的袁庚不时会接待来访的记者和亲朋，来访者告别袁老时往往依依不舍两步一回头，这时候，总会听到袁老慈祥而又坚定的声音：“向前看，莫回头！”让人感受到一个改革先行者对后人的殷切期望。
重返蛇口的采访即将结束，我们一行人漫步在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袁庚广场。眼前碧海蓝天，树绿花红，年长者在此休闲，孩子们在此嬉戏。“改革先锋”袁庚的铜像屹立在鲜花丛中，老人撸起衬衫袖子，西装搭在手臂上，面带微笑，仿佛在讲述着春天的故事。我们以崇敬的心情缅怀袁老，决心接过改革的火炬，踏着前辈的足迹，面朝大海，阔步向前——“向前看，莫回头！”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教授：杨宏海）
拍摄录影：王启超 视频剪辑：张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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