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商業功守道”是數字經濟時代的“福特（創新企業家）”與“泰勒（前沿思想者）”的對話平臺。我們將邀請國內最具創新思想的企業領袖和富有洞見的專家大咖，圍繞當下社會最關心的數字商業領域的前瞻性、引領性議題，碰撞思想、洞察未來，進而在數字經濟的大潮中，共創數字化轉型之道與轉型之路。“新商業功守道”的宗旨是：共創商業新知，啟迪數字未來。
對話專家
安筱鵬
阿里研究院副院長
呂本富
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網絡經濟和知識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劉松
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
1
如何認識新基建
安筱鵬
阿里研究院副院長
數字化企業研習社副理事長
【認識基礎設施，需要歷史觀、全局觀和未來觀】
你能看到多遠的過去，就能看到多遠的未來。要說清楚新基建，需要回歸到什麼是基礎設施，需要具備歷史觀、全局觀和未來觀。
回顧250年的工業革命的歷史進程、基礎設施的發展史可以發現：一次產業革命，一代基礎設施。著名學者佩蕾斯曾在一本書中，把過去250年的工業革命分成五個階段。
每一次產業革命都帶來了新一代的基礎設施。從兩百多年的工業發展歷史進程來看，每一次產業革命大概有45-60年的時間，大都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基礎設施安裝期和拓展期。前期的20-30年是基礎設施的安裝期，後20-30年是拓展期。
劉松
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
未來十年是數字基礎設施的安裝期
我們現在正經歷信息技術革命。從1971年到現在接近50年了，這其中有三個大的階段，即信息化記錄、消費互聯網、信息技術革命2.0。
從1971年英特爾發明微處理器開始，到後來的Wintel，一直到2000年代，基本上這30年是一個信息化記錄的時代，大型機也好，小型機也好，包括ERP、數據庫、操作系統，基本上是解決應用的信息化。
這之後的20年，跟前面30年不太一樣。工業時代的變革迭代可能三五十年一次，到了信息時代基本上縮短到了十年八年。所以過去的20年，我們就經歷了兩個時代，一個是由智能手機帶來的消費互聯網時代，沉澱了APP、大數據、雲計算這樣的技術。這個階段從十幾年前開始，2007年喬布斯發明智能手機可以作為標誌。藉助智能手機，人們隨時隨地能夠感知技術變革帶來的便捷與效率。
到2020年代，實際上從前幾年就開始了，則以大數據迸發和人工智能的結合，加上5G、物聯網等為標誌。再往下看，到2030年代這10年，甚至到2035年，可能是第三波浪潮。在這一波浪潮中，過去四五十年的技術積累，正在產生“核聚變”。在未來，最重要的是數字世界跟物理世界的疊加。這是我們看到的信息技術革命2.0。
所以，在未來的十年，正是數字基礎設施的安裝期，包括大家熟知的5G、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以及區塊鏈，是一整套的基礎設施。這些基礎設施可能感覺投入有些超前，但可能不到十年，這些基礎設施就又不夠用了。
呂本富
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網絡經濟和知識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基建經濟學：經濟蕭條，資本便宜】
我們可以把範圍放得更廣一點，先不說數字基礎設施。為什麼在經濟蕭條或者說經濟處於下行週期時，往往去做大規模基建？
原因很簡單，在經濟比較興旺或者高速發展的時候，資本是很貴的，資本的回報率逾6%、7%，甚至是百分之十幾，而經濟略有蕭條的時候，資本回報率4%、5%就可以了。所以在經濟蕭條或者是經濟下行的時候，資本是最便宜的，這個時候做基建成本最低，投資最有效。
做基建的另一個原因是“要想富，先修路”。基礎設施建設，不外乎是讓人流、物流、信息流、交易流的流動更快。在大城市、超級城市裡做基建，投1塊錢，可以誕生1.5個就業機會，要是投在分散的區域，就業機會是小於1的，但是如果道路等基礎設施能把碎片化的市場連起來，那麼它創造的效益就會更高。
西方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在非洲做基礎設施投資是對非洲資源的掠奪，這種觀點是不對的。比如說，非洲的一個部落用了中國的自行車，自行車很便宜，卻可以把他的活動範圍擴大40公里；如果騎中國的摩托車，活動範圍可以擴大到150公里。當地的農產品售價可能會上漲30%，這就是市場化。所以說，中國為非洲帶來巨大的機會。但是，有車就得有路，這就需要基礎設施建設。所以基礎設施的擴大，本質上是市場範圍的擴大，它是國際化、市場化的基礎。沒有市場的基礎，企業經營就無所談起。企業的物流能到哪裡，它的市場就能擴展就到哪裡。企業擴大服務半徑，就在於基礎設施的延伸。
所以，從基建經濟學說看，基礎設施有三個特點。一是投資回報週期，在經濟下行的時候比較合適，現在疫情衝擊，經濟運行相當於下行狀態。二是擴大了流通範圍，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圍繞市場化加深展開的。服務半徑的擴大，就是市場化程度在加深。這也是最重要的。三是服務與城市化。包括兩類基礎設施的深化，一類是物流在我們廣闊國土上的深化；還有一類是城市化加深所帶來的配套公共基礎設施的深化。比如現在能否建議每個社區搞一個智能物流接駁站，這就是基礎設施的深化。這兩類基礎設施的深化都會帶來很好的經濟效果。
這就是基建經濟學的道理。
2
基礎設施的歷史演進
安筱鵬
阿里研究院副院長
數字化企業研習社副理事長
【基礎設施概念在不斷演進】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基礎設施，基礎設施概念本身在不斷演進。
100多年前，電燈的發明，開始有電的應用和普及，那時候供給端在工廠，發電裝置是那個時代製造業企業的標配，大部分的製造企業都自備電廠，真正的公共電廠的數量非常有限。當時企業家們肯定也在思考，電的供給不穩定、不安全，會直接影響到自身企業的正常運行。在某種程度上，就像今天的雲計算，很多時候企業家會想：我那麼多數據，雲計算是不是不太安全？所以不少企業都會有自己的計算中心，就像19世紀80年代企業自備電廠一樣。但是由於電的規模經濟的發展以及技術本身的發展，大家在公用電力的經濟性和安全性上打消顧慮之後，中央電廠+電網這樣的基礎設施就快速發展普及起來。1907年，中央電廠的模式佔到當時美國用電量的40%，1920年代是70%，1930年代80%，1940年代90%。20世紀30年代，“中央電廠+電網“的模式成為了工業社會的基礎設施。從電的使用到電力成為工業社會的基礎設施，這個過程用了50年時間。
今天，我們去看雲計算或者新的基礎設施的時候，大概相當於當年電力發展的早期，很多方面正在加速體系化。所以，未來的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是一個新的基礎設施的安裝期。企業原有的運營底座由於雲、5G等新技術而不斷被數字化，新技術本身再封裝就將是一個更加高效的基礎設施。這個更高效的基礎設施，把原來所有企業、政府、醫療教育機構所依賴的基礎設施不斷地切換和升級。
呂本富
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網絡經濟和知識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基礎設施最重要的是要提供標準化服務】
為什麼電廠能成為公共基礎設施？主要是電廠的服務標準化，用電錶一計量就可以了。正是電廠的標準化服務使其成為公共基礎設施。現在雲計算的服務可能還不太標準化。作為能源而言，除了電力，現在也有太陽能、光伏、風能發電等環保能源，然而回到電力（作為能源）供給本身來講，對於用戶端來說，標準化是核心。適合社會發展的業態，就是標準化的公共服務。太陽能等新能源，最後會涉及到電力存儲，一定是要到中央電網那裡，最終一樣會涉及到標準化的服務，除非是類似家庭太陽能板儲能自用。
數字基礎設施的路還要走多久？我判斷時間不會太長，時代是加速度發展的。只要形成一個完整的業態和生態就快了。比如說，企業現在接入雲計算服務，如果你的數據清洗、各種算法等全都標準化了，我公司就不需要再開發了，接上你的雲計算，就相當於電力使用的即插即用了。
我的基本判斷是，電力是物理動力，而大數據是精神或是思維動力，是在比特世界裡的思維動力。人工智能也罷，各種數據算法也罷，它一定要成為比較標準化的的模塊，企業也就不需要僱人再開發了。畢竟，重組的效率比開發的效率要高。
劉松
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
【加速迭代的數字時代】
電力服務的標準化，從最開始到形成標準體系，經過了幾十年的演進。總的來說，一個國家內電是有統一標準的。電的標準化最大的好處是衍生出新的家用電器的產業。也就是說，在標準化後，形成了新業態、新生態，就像現在我們做雲計算一樣。
數字基礎設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現在，像雲、大數據、人工智能，想像家用電器這種工業時代的新業態一樣去發展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但我們也要看到，從數字時代和工業時代的效率比較來看，數字世界形成一個新業態，會比傳統的物理世界快4倍。比如，淘寶用13年做到的成交額3萬億元，是原來沃爾瑪50多年做到的事。在Netflix線上形成的生態，比迪士尼95年形成的業態大概也快了4倍。換句話說，比特世界比原子世界的效率更高。
由於這個4倍數的加速，使得任何一個行業，用數字化重組商業模式的時候，可能以四分之一的時間就能達到原來的規模。這就是數字化的機遇。3
基礎設施建設運營主體與管理的動態變革
安筱鵬
阿里研究院副院長
數字化企業研習社副理事長
【基礎設施的定義與管理是動態調整的】
技術本身的變化，會改變基礎設施建設運營的原有體系。同時，技術的不斷髮展，也要求原有對基礎設施管理的法律、政策跟著調整。我們可以通過通信基礎設施的管理變革來認識這一問題。
英國電信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原為英國國營的電信公用事業，由英國郵政總局管理，是政府直接控制的類似國有的機構。由於網絡技術的發展、特別是互聯網的出現，20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全球興起一場電信監管體制的變革，英國就是一個典型代表。撒切爾執政時，1981年英國電信脫離英國皇家郵政，變成獨立的國營事業。此後，它不斷地把自己的國有股份出售，1984年向市場出售50%公股，成為民營公司。在90年代基本上把國有股份出售完了。在這場電信監管體制的變革中，英國做得最徹底，英國電信從政企不分，到“混改”，最後到私有化，但英國電信始終是全英最大電信基礎設施的營運者。
過去普遍認為電信網絡是天然壟斷。但技術的發展使得互聯網分層了，電信基礎網絡天然壟斷的部分開始與它的服務部分分層，分層之後，整個電信市場也在不斷地向外開放。這背後所反映的就是，技術的不斷髮展，使得電信的管理體系也隨之發生變化。什麼樣的管理體系更高效，需要不斷地思考、不斷地變革，這是一個與時俱進的問題，所以，對基礎設施的理解及管理是一個動態的概念。
呂本富
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網絡經濟和知識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基礎設施運營的動態管理與理論創新】
基礎設施建設的運營體系和運營主體，說起來就複雜了，這確實是經濟學的問題。
基礎設施運營，什麼樣的體制比較合適？我比較贊成中國信息社會50人論壇楊培芳教授反覆提到的社會化企業的理念。他主張由社會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新社會化企業，實行社會協同治理。社會企業的概念，不同於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傳統意義上的企業概念，社會企業運用商業手段，去實現社會目的。
現在已經證明，如果完全是國有來做，存在效率問題。但是，完全不加以規制也不行，因為關係到民生問題，具有公共性問題。所以，一方面需要引入競爭；另一方面由於網絡效應的存在，網絡規模越大，服務越好，所以，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怎麼在保證公共服務的情況下，又能衝破過去所有制的思路，需要在理論上創新。這就是所謂的社會企業，它有社會公共服務的部分，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產品或準公共產品。如果把這部分公共服務完全歸為國有制運營，也是不行的。
1984年美國司法部依據《反托拉斯法》拆分AT&T，分拆出一個繼承了母公司名稱的新AT&T公司(專營長途電話業務)和七個本地電話公司(即“貝爾七兄弟”)，美國電信業從此進入了競爭時代。但事後表明，AT&T被拆分後，老百姓得到的電信服務的成本並沒有降低，但是創新性急劇的下降。事實上，不僅僅是國有和非國有的問題，即便在全私有的情況下，現在一般的情況下也不動用絕對的手段。在法律的框架下，讓企業向公共利益傾斜，更多采用一種柔性監管。
安筱鵬
阿里研究院副院長
數字化企業研習社副理事長
電信運營商的主體因技術而變
說到AT&T拆分，就不得不說貝爾實驗室的變遷。貝爾實驗室是AT&T創立和持股的，曾經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實驗室，是全球ICT最好的創新源頭。伴隨著AT&T的拆分，貝爾實驗室的命運被徹底改變了。AT&T沒有那麼多資源投給貝爾實驗室做科研開發。這也是高強度監管帶來的一個教訓。
技術發展給管理帶來的變革，我們再看一個案例：
德國2019年底給企業發5G牌照，過去2G 、3G的牌照都是發給了電信運營商。但5G一個重要的價值在於物和物的連接，在於切片技術能夠更好地滿足物理世界的連接，而不僅僅是人與物的連接。德國政府把3.7-3.8GHz頻段的5G牌照發給了工業企業西門子，博世也提交了5G牌照的申請，大眾、戴姆勒-奔馳、寶馬也有興趣去申請。可見，由於技術的發展，我們對於什麼是運營商這個概念也變了。當然，傳統的電信運營商不滿意，德國三大運營商猛烈押擊5G牌照的開放，因為他們的市場被瓜分了。
劉松
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
數字基建的主體應是多元的
關於新基建的主體，我從知識角度提供一些分析。
有人認為基建就是修路、大建築、大工程，然而，數字新基建是看不到但又是每天都在用的，比如智能手機、通信網絡，所以，數字基建背後是密集的知識的積累，包括數十個甚至上百個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成果，是有知識門檻的。從知識密集度上講，新舊基建在知識積累的是有很大差異的。
這體現了新基建的知識模型：知識破解及知識創新。5G的使用更多的是在城市和工廠，那麼懂城市和懂工業的人更有垂直化的能力，更能去把它運營好，所以給他牌照他能做出事來，而不是隻解決一個普適的基礎設施的服務。其實就是運營主體變化了，誰最有利於運營這部分知識，就交給誰。
如果說基礎設施的網絡效應是一個關鍵點，那麼另外一個關鍵點就是數據這種新的生產要素，它是在比特世界創造了一個數字空間，帶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用一個比喻，傳統的不管是製造業、還是傳統的IT行業，就像一棵封閉的大樹。但是，整個互聯網成為基礎設施後，數據成為關鍵要素，具有孕育新生命的生養性。就像前些年《未來是溼的》這本書說的，未來是溼的，互聯網是一個生養型經濟，可以不斷孕育出新的有生命的東西。因此，正是由於數字基礎設施的創新性、生養性，其運行主體肯定也是多元的，這樣才更有利於新的有生命的東西不斷地生長出來。
前面提到基礎設施共同的特點，一個是超前投資，往往需要大資本，第二個就是公共性。但是，數字基礎設施，其技術往往具有很強的創新性和專業性，同時也有其社會性，公司與公司之間形成一個生態，在生態中生長出更多新的東西，這比投資一個傳統的東西更重要。所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於數字基礎設施具有生養性，所以需要有一個適度的成長環境。我認為，對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監管也應採用柔性監管。
呂本富
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網絡經濟和知識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期望新基建助力經濟結構調整
2008年金融危機，我們有4萬億刺激計劃。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臺灣地區和日本也是做大基建去刺激經濟，日本人修北海道的水道就修了兩個，對日本列島進行改造，對物理世界改造。2008年刺激計劃在現在看也沒錯，但有兩個反思。
第一個反思是我國經濟對房地產的依賴度提升。房地產是個持有資金最強的行業，所以帶來利潤提升，但是在就業上不行，道理也很簡單，一業興，百業不能凋敝，一業興，百業就有壓力。
所以這次新基建，經濟學界也有人不建議搞大刺激。這次危機中哪些人受損了？服務業、外貿企業，以及低收入者，是這次疫情最大的受損者，所以，怎麼能夠精準地把政策惠及到他們，而不一定是降低利息，不一定是財政補貼，不一定是刺激政策。刺激政策最大的問題，最後一定是大企業是最大的受益者，大企業得到好處，就會使經濟結構進一步畸形化。
第二個反思就是關於供給側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在金融危機之前，我們就已經說要供給側改革，已經說要調整經濟追求高質量發展，就是想調整過去不健康的經濟結構。但對房地產的過度依賴，使得銀行和房地產構成了兩輪驅動。
要把新基建和舊基建分開，不是以大項目而論。如果這次依舊採取過去的舊基建的套路 ，有沒有作用呢？短期也許可以拉動很快，但是帶來的經濟結構不健康可能更甚。如果趁這個時候，我們能在經濟下行時，把經濟結構調整過來，這將是新基建巨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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