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開始以來，尤其是自從疫情“震中”轉移到了歐洲和美國之後，令人匪夷所思的選擇現象即開始出現。
選擇之一，正如英國《柳葉刀》期刊近日的一篇社論一針見血指出的，就是“將金錢凌駕於生命之上”：在救人與救市之間，在保護國民健康與保護經濟之間，在減少感染和死亡人數與減少停工停產時間之間，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們一直在選擇後者而不是前者。美國聯邦政府正在催促各州儘快重新開放，而此時的美國，全美累計確診人數已超過100萬例，每日新增和每日死亡人數分別為中國2月份最高值的5倍和4倍。
選擇之二更為荒誕，可以稱之為“將反中凌駕於生命之上”：寧肯承受巨大人口犧牲的風險，也決不照搬中國抗疫的成功模式和經驗；寧肯貽誤抗擊疫情的黃金時機，也決不停止指責和追責中國；寧肯本國遭受巨大損失，也決不與中國開展合作；寧肯加重疫情對本國的打擊，也要採取最終能夠打擊到中國的政策措施。
疫情之下芸芸眾生脆弱的生命，不僅被金錢這個經濟考慮所凌駕，還被反中這個政治考慮所凌駕，只排在優先順序的第三位，結果當然就是殘酷的。截至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超過了300萬例，死亡超過21萬例，西方國家中美國的災情最嚴重，接下來第二到第六分別是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德國和英國。
截至北京時間4月29日上午，世界各地疫情情況（圖/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官網）
戴口罩本應該是一件很簡單的事。美國媒體上週報道了波士頓兩家醫院的觀察實例：自從要求醫院中所有人員一律戴口罩之後，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人數下降了一半還多。
獲得這個實例並不難，疫情爆發已有4個多月，醫院院內感染的情況每天都在大量發生，早一天人人戴口罩，早一天減少確診病例至少一半。但不知道到底是出於金錢的經濟考慮還是出於反中的政治考慮，總之，一律戴口罩這個政策直到今天仍未在西方國家中普遍實行。中國政府發佈《公眾科學戴口罩指引》是2月5號，從那時開始一律戴口罩的政策一直嚴格執行到現在。這個現實似乎恰恰成了西方國家拖延實行或者完全不實行同樣政策的一個反面理由。
另據報道，南太平洋島國薩摩亞，在中國援薩醫療隊的幫助下，全面吸收了中國的抗疫經驗和措施，結果是，這個全國醫生不足百人、只有一家綜合性醫院的島國，截至4月26日繼續保持著新冠病毒無一例確診的記錄，成為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未遭受疫情打擊的國家。
不敢想象，如果這個資源匱乏的貧弱小國盲目相信歐美國家，亦步亦趨跟著走，甚至也與中國對著幹，結果將會是怎樣？
看起來西方國家中有這麼一股勢力，自疫情發生以來他們就一隻眼緊緊盯著經濟，另一隻眼緊緊盯著中國，偏偏對疫情造成的生命喪失視而不見。當然，他們會將造成如此多死亡人數的責任強加到中國頭上，也一定將經濟損失的責任強加到中國頭上。
4月25日被媒體曝光的美國共和黨參議院委員會57頁備忘錄，再次證明存在這樣一個隱秘的決策選擇。備忘錄建議共和黨候選人應該利用新冠疫情的各個方面來攻擊中國，包括汙衊中國“掩蓋”病毒導致疫情爆發、指責民主黨人“對中國太溫和”、宣揚共和黨人將“推動制裁中國的計劃，理由是後者涉及傳播病毒”。
被“黑金中心”操縱的共和黨激進右翼黑幕重重，沒有最黑，只有更黑。
以自由之名
將金錢利益凌駕於生命之上，將政治鬥爭凌駕於生命之上，雖然是一種隱秘的選擇，但卻是在公開的理論之下公然推行的。這個公開的理論不是別的什麼，一如既往，還是自由。
自由一詞，不得不承認，的確是政治哲學用語中最有魔力的一個詞，有點像麻將牌裡的“百搭”，可以放在不同的語境當中，組合成各種不同的意思。
民眾們熱愛這個詞，作為個人，每個人都喜歡無拘無束、自由自在。例如到目前為止一直堅定推行“群體免疫”實踐的瑞典，新冠肺炎的病亡率已經高達12%，位列北歐國家之首；但民眾們並不因此而責難政府，反而單方面地沉浸在自己正在充分享受自由的想象當中——陽光、空氣、開放空間、自由活動……並不顧及因為擴大傳染而導致更多人失去健康這個自由的反面。
當然，精英們更加熱愛這個詞。如果想要憑藉現有特權地位追逐更大的財富和權力，還有什麼比不受任何制約、隨心所欲地強取豪奪更美好的事呢？例如位於全球財富金字塔頂尖的那1%人口，他們本身不需要冒著感染病毒的風險去工作，而且有著最好的安全隔離和健康保障措施，當然最希望各國的勞動力大軍都“自由”地接受“群體免疫”理論，不惜犧牲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去努力維持企業運轉，以確保經濟正常運行，最後由他們來自由地攫取超額利潤。
同樣都是追求自由，但很顯然，這兩種追求的結果卻是對立的。現實是，當精英們追求財富和權力的自由到了不顧一切的程度時，民眾們不要說自由，連基本的生存權都將失去。
卡爾·波蘭尼是很早就關注到不同自由之間對立問題的思想家之一，他認為在一個複雜社會中，一旦自由成為咄咄逼人的行動刺激因素，就會出現好的和惡的兩種自由。
就惡的自由方面，波蘭尼列出的有“剝削他人的自由，或獲得超額利潤而不對社會做出相應貢獻的自由，阻止技術發明用於公益事業的自由，或發國難財的自由”。他認為，市場經濟雖然產生了好的自由——如良心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個人選擇工作的自由，但也要為上述那些惡的自由負責。
晚年的卡爾·波蘭尼
波蘭尼提出這個問題是在1944年，但後續的發展卻轉到了事與願違的方向上。3年後的1947年，哈耶克等人的朝聖山學會誕生了，他們的新學說隨後演變成了一種可以為惡的自由做有力辯護的新自由主義理論。
計劃和控制受到攻擊，被認為是對自由的否認。自由企業和私人所有權被稱為自由的核心。據稱，任何建基於其他基礎之上的社會都算不得叫自由社會。由管制所創造的自由被指責為不自由；它所提供的公正、自由和福利被貶斥為奴役的偽裝。（波蘭尼Karl Polanyi，1954）[1]
這種自由理論有利於誰是不言自明的，藉助這種理論的掩護，聚合了全世界最大的自由企業和私人寡頭的“資本國際”在二戰後的和平時期順勢而起。
哈耶克和弗裡德曼分別於1974年和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撒切爾和里根分別於1979年和1980年上臺執政，這些都是“新自由主義革命”爆發之初的標誌性事件。從此之後，貫穿著新自由主義精神的各種觀念創新、制度創新、模式創新大行其道，在此後的幾十年時間裡徹底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的面貌。
為惡的自由進行辯護併為惡行提供掩護的各種“黑論”，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成批出現的。也就是在這個時期，“資本國際”中的激進右翼發明出了一種比親自參加競選更為高級的參政方法，即通過設立“政治銀行”將金錢投入到政治活動當中，將政客們當作“表演劇本的演員”，然後由智庫和學術機構“為劇本提供題目和臺詞”。（邁耶Jane Mayer，2016）
巨量金錢持續投入的結果，是一個由三個層級構成的龐大的私人政治系統的崛起，它的三個層級分別是：1）作為“黑金中心”的核心層，由眾多私人基金會組成；2）作為“黑論”生產基地的中間層，由得到資助的智庫和學術機構組成；3）將“黑論”傳播出去並造成影響的外圍層，由得到資助的媒體和政客組成。這樣一個私人政治系統，隱蔽而且高效，不僅獨立於政府系統，而且在一些重大的問題上與政府系統為敵。
撒切爾首相的名言，“沒有社會，只有個體的男人或女人以及他們的家庭。”就是一個經典的“黑論”。里根總統的名言，“政府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也是一個經典的“黑論”。到底是什麼東西如此不喜歡社會組織，如此不喜歡政府呢？當然就是私人資本和私權力。資本希望世界上由資本權力控制一切、影響一切，不希望看到民眾的社會組織權力和各國政府的公權力對資本權力形成制約。於是，世界各地“黑論”風行，從學術到媒體，從思潮到文化。
但私人政治系統的三級結構卻是在幕後運作的，從“黑金”到“黑論”之間的鏈條是看不見的，在“新自由主義革命”盛行的近幾十年裡，大多數人並不覺得自己的思想觀念受到了某個權力中心的改造和控制，反倒不知不覺間將這種意識形態當作瞭解釋和理解世界的一種常識。大衛·哈維寫道：
人們甚至沒有考慮到，佔統治地位的思想可能正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哪怕有大量證據顯示經濟精英和金融利益集團不斷插手思想生產和意識形態生產：通過資助智囊團、投資培養技術官僚、出錢指使媒體。（哈維David Harvey，2007）
“黑論”的要害，就是將自由的理念篡改為“僅僅是對自由企業的鼓吹”，以自由之名，行掠奪之實，行壓榨之實。這意味著“那些其收入、閒暇和安全都高枕無憂的人擁有完全的自由，而人民大眾僅擁有微薄的自由，儘管他們徒勞地試圖利用自己的民主權利來獲得某種保護，以免遭那些有錢人的權力的侵害。”（波蘭尼Karl Polanyi，1954）從此以後，好的自由迅速喪失，而惡的自由橫行霸道。
“黑論”殺人，該當何罪？
惡的自由橫行霸道，“黑論”的大行其道，靠的就是“言論自由”旗幟的掩護。疫情災難之下，西方部分媒體和政客，繼續在“言論自由”旗幟掩護下，忙不迭地發表各種為了資本利益、為了黨派鬥爭而犧牲民眾生命的“黑論”，於是，人們就看到了本文開頭時描述的各種匪夷所思。
中國政府一再提醒西方各國政府，疫情當前各國應該攜手合作一致對付新冠病毒，但是這些媒體和政客還是置若罔聞，繼續我行我素。因為如前所述，他們實際上並不代表本國政府，更不代表本國民眾，而是屬於背後的那個被資本控制的私人政治系統。
對於這個私人政治系統來說，疫情發生之後最大的“政治正確”並不是保護國民健康、搶救民眾生命，而是拯救自由企業和攻擊中國政府——拯救自由企業是因為這正是私人政治系統得以建立的基本目的，攻擊中國政府是因為當今世界只有唯一成功的人民共和國中國才是這個服務於“資本國際”的私人政治系統的最根本的對立面和最強大的對手，中國的成功本身就構成了對它的最大威脅。
這就是疫情期間“黑論”頻出、反中言論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反中言論愈演愈烈造成了一個印象，似乎很多國家都在不約而同、目標一致地攻擊中國。這也引起了國內輿論界的緊張情緒，不明白為什麼中國一方面成為了全球抗疫最大的物資供應國和經驗輸出國，另一方卻遭到越來越多的追責甚至定罪？難道整個國際社會都變成了非要吃掉東郭先生的惡狼？
其實事實並非如此，表面上聲音很大很多，好像代表了世界上很多國家和人民的意見，其實根本不是，只要沿著發出“黑論”的媒體和政客背後那條資金贊助鏈條一路查下去，就不難發現那個總的中心，因為這些機構和個人都在不同形式上（包括物質上和精神上）屬於“資本國際”那個龐大的私人政治系統。
所以，真正躲在黑暗中的一小撮是他們。鄭若麟老師和邊芹老師的文章和著作多年來都在致力於揭露這個黑暗系統的內幕，非常值得重視。鄭老師認為，西方“自由的”大眾傳媒，無論是報道本國事務還是外國事務，都有一套自己的“媒體現實”，與真正的生活中的現實相距甚遠。“問題是，媒體這個巨大的權力被掌握在誰的手中呢？它所製造的“媒體現實”又對誰有利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資本（財團）才是西方的真正主人。”[2]
代表公權力的政府被視為“問題本身”，國家和社會的命運統統交給了代表私權力的私人政治系統，而這個系統表面上標榜言論自由，實際上早已用“媒體現實”代替了真正的現實，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民眾對於本國政府在應對疫情方面的表現，還能有什麼指望呢？正如喬姆斯基日前在接受採訪時所說：
政府本來可以介入的，但是卻被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宣稱的那個甚囂塵上的信條所禁錮了，即“政府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於是什麼事都做不了。[3]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接受大資本家的政治捐助次數眾多、數額巨大的事實舉世皆知，當他像復讀機一樣不斷重複著“北京掩蓋了疫情”、“沒有及時向世衛通報疫情，也沒有分享所有信息，隱瞞了病毒的危險性”時，人們能夠相信他多少呢？
法國總統馬克龍一邊呼籲西方社會不能因為抵抗疫情，就完全放棄自身的自由，一邊攻擊中國在處理新冠病毒疫情中“存在灰色地帶”，強調“顯然發生了一些我們並不知道的事情”，是真的天真，還是要把那個默認的“政治正確”進行到底？
無論到底是什麼情況，現實是殘酷的，就在這些政客和媒體人連篇累牘重複他們的“黑論”之時，西方國家民眾的生命損失，繼續以數倍於中國疫情高峰期間最多人數的規模在持續增加。這就無異於殺人了。
不過，歷史早有見證，惡的自由一直就是在殺人中推進的。比利時利奧波德二世國王犯下駭人罪行的剛果殖民地被命名為“剛果自由邦”，小布什發動的伊拉克戰爭被命名為“自由議程”，當然今天這場應對疫情的“戰爭”也不例外，無論是出於經濟考慮的國內政策，還是出於政治考慮的對外政策，美西方國家也必定是以自由的名義進行推進。
而這種並不考慮民眾生命和健康的“自由”事業，也必定伴隨著殺人。
現實是：如果沒有中國，沒有中國這種真正的“以人民為中心”、將人民群眾的生命和健康置於首要考慮的抗疫模式，原本這個世界也就只能按慣例接受西方國家的領導，並採用西方這種伴隨著殺人的“自由”模式進行抗疫，無論結果如何，也只能是用輕飄飄的“這就是生活”一句話帶過，還能有什麼別的選擇呢？
但是當今時代畢竟不是西方一統天下的時代了，中國的抗疫“人民戰爭”通過極為“硬核”的總體戰、阻擊戰為世界展示了另一個可能結果。於是蓬佩奧們驚慌了，他們所代表的那個私人政治系統整體上驚慌了，自從它崛起之後還從未輸過的國際輿論戰，卻很有可能隨著疫情的進一步發展而被災難的嚴重程度逼成一次滑鐵盧式的慘敗！
他們怎能不驚慌？！
[1]轉引自（美）大衛·哈維著，王欽譯《新自由主義簡史》-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12月
[2]https://www.guancha.cn/ZhengRuoZuo/2019_10_29_523084.shtml
[3]http://www.cwzg.cn/theory/202004/570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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