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與國之間互派外交使節加強聯絡，在西方出現甚早，早已成為國際慣例。而傳統中國向來以“天朝上國”自居，視外國為“藩邦蠻狄”，除朝貢關係外，不承認其它任何形式的中外關係。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清政府改變之前的朝貢體系，開始派遣駐外公使呢？接下來筆者就和大傢俱體闡述一下這前因後果及過程。
一、為何晚清政府要派遣駐外公使呢？
晚清駐外公使的派遣，雖然起步很艱辛而且過程曲折，但是可以摒棄古老的封建朝貢體系，確立西方近代使節制度，對清朝迅速融入國際，開展對外交涉，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實際上，駐外公使的出現主要由西方外力的衝擊與清政府內部有識之士的呼籲下這兩方面原因形成的。
1、外力的衝擊
中國自古以來，就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所以歷來就認為天下共主，不承認“夷狄蠻戎”與“中華帝國”具有對等的國家關係。而且一直奉行的是朝貢體系，定期遣使朝貢，不定期遣使冊封，也沒有使臣駐他國的說法。
清朝固守千百年來的華夷秩序，即使是在變局之下，也不作絲毫變通，沒有設立辦理外交的專職機構，依然由禮部與理藩院秉命行事，也沒有派出常駐使臣以聯絡邦交。雖說國外很多國家大多未載史冊，而且實力與古代夷狄不可同日而語，但是，清政府一直閉關鎖國，對此一無所知，還一律以“夷狄”看待。
實際上，早在鴉片戰爭之前，英國就派遣使者馬嘎爾尼、阿美士德相繼率團來華，懇請可以留使團長駐京師，照顧本國商務。但卻被當時乾隆、嘉慶二帝以“此與天朝體制不合”、“豈能因你國王一人之請，以致更張天朝百餘年法度”為由斷然回絕。
可以看出當時的皇帝在這方面茫然無知甚至夜郎自大，英國使者多方交涉無果，只得悻悻而歸。到了近代，大英帝國用洋槍大炮打開清朝緊閉的國門，西方列強接踵而至，經過鴉片戰爭，傳統外交體制遭到空前衝擊，崩潰瓦解，難以維繫。
內憂外患、被動挨打之下，晚清政府迫不得已做出順應時局的變革之舉。依據最惠國條款，西方各國公使可以進入中國，在京城常駐，可以隨時往來。但此時的清朝政府卻視此為奇恥大辱，雖然勉強接受外國公使駐京，但對中國遣使西方一事，依然百般推延，無意執行。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清廷腐朽孱弱的狀況暴露無遺，邊疆危機陡然升級。 而且此時美國、秘魯、古巴等國家與地區虐待僑胞、迫害華工的醜聞、惡浪層出不窮，當地華民紛紛訴苦求救，籲請派駐使臣給予保護。在這種情況下，清廷遣使設領日漸提上日程，而西方駐華官員為適應列強侵略中國的需要，也推波助瀾，不斷著書立說，督促清廷儘快遣使。
2、內部需要
晚清思想開通、識見明達的官僚士紳，也多次撰文指出當今國際局勢不同從前，呼籲社會各界摒棄“內華夏而外夷狄”的傳統意識，平等對待東西各國。當然，晚清官紳因為思想、認識等方面的差異，有關遣使駐外的態度也各不相同，一直存有激烈交鋒與爭執。
例如，同治五年（1866年），廣東巡撫蔣益澧在晚清高級官員中第一個奏請派遣忠義使臣前往海外，聯絡僑胞。然而，不少官紳持審慎態度，認為遣使條件尚未成熟，不宜輕舉妄動。但隨後清廷對是否遣使進行了兩次論戰，朝野支持遣派使臣的官紳日益增多，遣使阻力大為減緩。
譬如，第一次遣使辯論，江西巡撫劉坤一抱持明確反對態度，認為如果派遣使臣駐其他國家的話，有可能會被外國要挾成為人質。然而經過幾次論戰，劉氏反而轉為積極支持遣使駐外的大臣了。
隨著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加劇，尤其是同治十三年日軍突然侵襲琉球，清政府對此事毫無察覺之後，致使當局痛下決心遣派駐使。當時的李鴻章也認為，應該立刻派使者去東洋， 偵探敵方的動靜從而探探虛實。
至此，遣使出洋基本成為朝野共識，但因為之前從來沒有派遣過使者，也沒有前例可循。為了穩妥起見，清廷先後派遣斌春隨同赫德赴歐遊歷，志剛、孫家谷陪同蒲安臣出訪歐美，崇厚馳赴法國，以便投石問路，積累一下經驗。
清政府經過三次遣使的嘗試，對派遣使者的信心大為增強。《紐約時報》曾對蒲安臣使團發表社評道：“大清帝國現在也已經堅定地開始了她文明和進步的步伐，並努力地提高著她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威望。”
而且正當清廷遣使之舉循序漸進，逐步展開的時候，突發馬嘉理事件，
英國便藉此乘機發難，要挾朝廷必須要派員前往英國修好，言辭強硬，而且沒有妥協的其他辦法。清政府也是為了避免致生事端，在1875年5月30 日，發佈上諭正式同意遣使駐外。同年8月28日，諭令“候補侍郎郭嵩燾、直隸候補道許鈐身為出使英國欽差大臣。”晚清遣使出洋屢經波折，最終塵埃落定，二、派遣什麼人作為駐外使臣，有哪些選擇要求呢？
既然決定派遣，那麼要派遣何人出訪呢？雖然兩次鴉片戰爭之後，滿清朝廷已經腐敗不堪，但是不甘遭受外人愚弄，認為派遣的使者必須要慎重選擇。隨著社會的變遷，遣使的選擇也分為以下兩個不同階段。
1、早期重視科舉傳統
派遣駐外，在清政府以前從未有過，所以晚期的官員便只好取法傳統，參照春秋戰國以及漢武帝出使西域等古老標準。由於不瞭解西方外交慣例，也很少借鑑參考西方現成經驗。
於是在遣使初期，清廷更加看重出使大臣的內在素質，而非外在專業素養。鑑於遣使初期選才標準的限制及古代遣使傳統的影響，晚清官僚士紳大多傾向受過科考的人。主張選取熟讀孔孟之書的科舉正途之士充作使臣，出洋駐外。
而且相比古時，晚清常駐使臣的選拔更為嚴格、苛刻，頗加重視出使人才的操守、志節，認為使臣必須忠義堅定、操守有素，要尋找那種不容易見異思遷，樂不思蜀的人。再者，駐外使節身為皇帝欽差，品行學識、言談舉止等關係國家形象、天子威嚴甚重，必須品性穩健、善於言辭，能夠應對自如。
2、晚期重視西學知識
遣使初期，雖然不少開明官紳已然注意到西學知識的重要作用，但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固有觀念的禁錮以及現實條件的制約，清廷並未將“西學背景”視為使臣揀選的重要標準，重視的依然是清流正品、科舉傳統。這主要在於甲午戰前，民風保守，國人輕視西學，而且接受過西式教育的人又鳳毛麟角。
但甲午戰爭之後，社會變革加劇，輿論倡行西學，國際法、均勢觀等西方外交思想如潮湧入，清廷傳統的觀念發生巨大變化。而且隨著局勢的變化，清政府急需具備西學知識的新式外交人才加以應對，而此時新式學堂學生與留洋歸國人員，栽培、歷練多時，漸漸成熟起來。所以，西學知識取代詩詞文賦成為這一階段使臣選拔的重要標準。
顯而易見，遣使後期晚清駐外公使的遴選標準日趨科學、合理，逐漸與國際社會接軌。 然而，由於傳統的影響根深蒂固，並非一朝一夕能夠破除，加之內憂外患使這種人才選擇的制度性規定並未落到實處。同時，雖然使節的綜合外交素養比甲午戰前大有提高，但與西方專門外交官尚有較大差距，直至民國，新的使臣任命標準徹底付諸實踐，中國外交人員的職業化才最終實現。
三、哪些國家被派有常駐大臣呢?
清政府決定要駐派大臣，而且也有了遴選標準，那要派往哪些國家呢？事實上，晚清遣使常駐外洋以郭嵩燾、劉錫鴻持節英國為開始，陳蘭彬、容閎持節美國、何如璋、張斯桂持節日本繼之，截至清室滅亡，共在十九個國家建立常駐使館，任命六十八位欽差出使大臣。
遣使的開始，一方面是社會保守，風氣閉塞；另一方面是人才匱乏，經費也緊張，很難在各個國家都派使節。所以清政府當時只能根據輕重緩急，逐次展開。先在一些大國而且與當時的清廷交往密切的國家，如英、法、美、俄、德、日六大強國簡派公使，其他的暫緩。
同時當時朝廷為了合理利用人才，避免增加費用，初期都是採取兼使制，“以使俄者兼德、奧，使英者兼法、意、比，使美者兼日斯巴尼亞、秘魯，而日本無附近之國，則特置使”。所以當時就出現一人擔任過好多國家的使臣。比如許景澄先後充任駐德、駐俄公使，一度身兼俄、德、法、意、荷、奧、比七國使職，兼使之多，令人咋舌。
清廷初次遣派使臣出洋常駐，實屬迫於形勢，被逼無奈，但在長期的遣使實踐中，逐步適應和接納西方使節制度，學會運用社會達爾文主義進行生存競爭的遊戲規則，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調整與完善使館建置，以符合現實形勢的需要。臺灣學者莊吉發曾說：光緒初年，
駐外使節的派遣，實為清廷重新調整對外關係的重要措施，在近代中國史上具備了重大的意義。四、總結
清政府一直閉關鎖國，但經過兩次鴉片戰爭以及國內改革的需求，順應潮流開始遣派使者走出國門。晚清駐外使館的成員們，他們是清朝最早走出國門、接觸世界的前沿人物群體，在晚清中外關係發展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正如常說的“弱國無外交”，由於國家實力的巨大差距，使得這批最早的外交人員的外交成效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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