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国之间互派外交使节加强联络，在西方出现甚早，早已成为国际惯例。而传统中国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为“藩邦蛮狄”，除朝贡关系外，不承认其它任何形式的中外关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清政府改变之前的朝贡体系，开始派遣驻外公使呢？接下来笔者就和大家具体阐述一下这前因后果及过程。
一、为何晚清政府要派遣驻外公使呢？
晚清驻外公使的派遣，虽然起步很艰辛而且过程曲折，但是可以摒弃古老的封建朝贡体系，确立西方近代使节制度，对清朝迅速融入国际，开展对外交涉，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实际上，驻外公使的出现主要由西方外力的冲击与清政府内部有识之士的呼吁下这两方面原因形成的。
1、外力的冲击
中国自古以来，就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所以历来就认为天下共主，不承认“夷狄蛮戎”与“中华帝国”具有对等的国家关系。而且一直奉行的是朝贡体系，定期遣使朝贡，不定期遣使册封，也没有使臣驻他国的说法。
清朝固守千百年来的华夷秩序，即使是在变局之下，也不作丝毫变通，没有设立办理外交的专职机构，依然由礼部与理藩院秉命行事，也没有派出常驻使臣以联络邦交。虽说国外很多国家大多未载史册，而且实力与古代夷狄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清政府一直闭关锁国，对此一无所知，还一律以“夷狄”看待。
实际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就派遣使者马嘎尔尼、阿美士德相继率团来华，恳请可以留使团长驻京师，照顾本国商务。但却被当时乾隆、嘉庆二帝以“此与天朝体制不合”、“岂能因你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为由断然回绝。
可以看出当时的皇帝在这方面茫然无知甚至夜郎自大，英国使者多方交涉无果，只得悻悻而归。到了近代，大英帝国用洋枪大炮打开清朝紧闭的国门，西方列强接踵而至，经过鸦片战争，传统外交体制遭到空前冲击，崩溃瓦解，难以维系。
内忧外患、被动挨打之下，晚清政府迫不得已做出顺应时局的变革之举。依据最惠国条款，西方各国公使可以进入中国，在京城常驻，可以随时往来。但此时的清朝政府却视此为奇耻大辱，虽然勉强接受外国公使驻京，但对中国遣使西方一事，依然百般推延，无意执行。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廷腐朽孱弱的状况暴露无遗，边疆危机陡然升级。 而且此时美国、秘鲁、古巴等国家与地区虐待侨胞、迫害华工的丑闻、恶浪层出不穷，当地华民纷纷诉苦求救，吁请派驻使臣给予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清廷遣使设领日渐提上日程，而西方驻华官员为适应列强侵略中国的需要，也推波助澜，不断著书立说，督促清廷尽快遣使。
2、内部需要
晚清思想开通、识见明达的官僚士绅，也多次撰文指出当今国际局势不同从前，呼吁社会各界摒弃“内华夏而外夷狄”的传统意识，平等对待东西各国。当然，晚清官绅因为思想、认识等方面的差异，有关遣使驻外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一直存有激烈交锋与争执。
例如，同治五年（1866年），广东巡抚蒋益澧在晚清高级官员中第一个奏请派遣忠义使臣前往海外，联络侨胞。然而，不少官绅持审慎态度，认为遣使条件尚未成熟，不宜轻举妄动。但随后清廷对是否遣使进行了两次论战，朝野支持遣派使臣的官绅日益增多，遣使阻力大为减缓。
譬如，第一次遣使辩论，江西巡抚刘坤一抱持明确反对态度，认为如果派遣使臣驻其他国家的话，有可能会被外国要挟成为人质。然而经过几次论战，刘氏反而转为积极支持遣使驻外的大臣了。
随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加剧，尤其是同治十三年日军突然侵袭琉球，清政府对此事毫无察觉之后，致使当局痛下决心遣派驻使。当时的李鸿章也认为，应该立刻派使者去东洋， 侦探敌方的动静从而探探虚实。
至此，遣使出洋基本成为朝野共识，但因为之前从来没有派遣过使者，也没有前例可循。为了稳妥起见，清廷先后派遣斌春随同赫德赴欧游历，志刚、孙家谷陪同蒲安臣出访欧美，崇厚驰赴法国，以便投石问路，积累一下经验。
清政府经过三次遣使的尝试，对派遣使者的信心大为增强。《纽约时报》曾对蒲安臣使团发表社评道：“大清帝国现在也已经坚定地开始了她文明和进步的步伐，并努力地提高着她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
而且正当清廷遣使之举循序渐进，逐步展开的时候，突发马嘉理事件，
英国便借此乘机发难，要挟朝廷必须要派员前往英国修好，言辞强硬，而且没有妥协的其他办法。清政府也是为了避免致生事端，在1875年5月30 日，发布上谕正式同意遣使驻外。同年8月28日，谕令“候补侍郎郭嵩焘、直隶候补道许钤身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晚清遣使出洋屡经波折，最终尘埃落定，二、派遣什么人作为驻外使臣，有哪些选择要求呢？
既然决定派遣，那么要派遣何人出访呢？虽然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满清朝廷已经腐败不堪，但是不甘遭受外人愚弄，认为派遣的使者必须要慎重选择。随着社会的变迁，遣使的选择也分为以下两个不同阶段。
1、早期重视科举传统
派遣驻外，在清政府以前从未有过，所以晚期的官员便只好取法传统，参照春秋战国以及汉武帝出使西域等古老标准。由于不了解西方外交惯例，也很少借鉴参考西方现成经验。
于是在遣使初期，清廷更加看重出使大臣的内在素质，而非外在专业素养。鉴于遣使初期选才标准的限制及古代遣使传统的影响，晚清官僚士绅大多倾向受过科考的人。主张选取熟读孔孟之书的科举正途之士充作使臣，出洋驻外。
而且相比古时，晚清常驻使臣的选拔更为严格、苛刻，颇加重视出使人才的操守、志节，认为使臣必须忠义坚定、操守有素，要寻找那种不容易见异思迁，乐不思蜀的人。再者，驻外使节身为皇帝钦差，品行学识、言谈举止等关系国家形象、天子威严甚重，必须品性稳健、善于言辞，能够应对自如。
2、晚期重视西学知识
遣使初期，虽然不少开明官绅已然注意到西学知识的重要作用，但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固有观念的禁锢以及现实条件的制约，清廷并未将“西学背景”视为使臣拣选的重要标准，重视的依然是清流正品、科举传统。这主要在于甲午战前，民风保守，国人轻视西学，而且接受过西式教育的人又凤毛麟角。
但甲午战争之后，社会变革加剧，舆论倡行西学，国际法、均势观等西方外交思想如潮涌入，清廷传统的观念发生巨大变化。而且随着局势的变化，清政府急需具备西学知识的新式外交人才加以应对，而此时新式学堂学生与留洋归国人员，栽培、历练多时，渐渐成熟起来。所以，西学知识取代诗词文赋成为这一阶段使臣选拔的重要标准。
显而易见，遣使后期晚清驻外公使的遴选标准日趋科学、合理，逐渐与国际社会接轨。 然而，由于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并非一朝一夕能够破除，加之内忧外患使这种人才选择的制度性规定并未落到实处。同时，虽然使节的综合外交素养比甲午战前大有提高，但与西方专门外交官尚有较大差距，直至民国，新的使臣任命标准彻底付诸实践，中国外交人员的职业化才最终实现。
三、哪些国家被派有常驻大臣呢?
清政府决定要驻派大臣，而且也有了遴选标准，那要派往哪些国家呢？事实上，晚清遣使常驻外洋以郭嵩焘、刘锡鸿持节英国为开始，陈兰彬、容闳持节美国、何如璋、张斯桂持节日本继之，截至清室灭亡，共在十九个国家建立常驻使馆，任命六十八位钦差出使大臣。
遣使的开始，一方面是社会保守，风气闭塞；另一方面是人才匮乏，经费也紧张，很难在各个国家都派使节。所以清政府当时只能根据轻重缓急，逐次展开。先在一些大国而且与当时的清廷交往密切的国家，如英、法、美、俄、德、日六大强国简派公使，其他的暂缓。
同时当时朝廷为了合理利用人才，避免增加费用，初期都是采取兼使制，“以使俄者兼德、奥，使英者兼法、意、比，使美者兼日斯巴尼亚、秘鲁，而日本无附近之国，则特置使”。所以当时就出现一人担任过好多国家的使臣。比如许景澄先后充任驻德、驻俄公使，一度身兼俄、德、法、意、荷、奥、比七国使职，兼使之多，令人咋舌。
清廷初次遣派使臣出洋常驻，实属迫于形势，被逼无奈，但在长期的遣使实践中，逐步适应和接纳西方使节制度，学会运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生存竞争的游戏规则，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调整与完善使馆建置，以符合现实形势的需要。台湾学者庄吉发曾说：光绪初年，
驻外使节的派遣，实为清廷重新调整对外关系的重要措施，在近代中国史上具备了重大的意义。四、总结
清政府一直闭关锁国，但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国内改革的需求，顺应潮流开始遣派使者走出国门。晚清驻外使馆的成员们，他们是清朝最早走出国门、接触世界的前沿人物群体，在晚清中外关系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正如常说的“弱国无外交”，由于国家实力的巨大差距，使得这批最早的外交人员的外交成效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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