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有一段时间住在东城大甜水井，房东李太太，男人死了，儿子是空军飞行员，快解放了跑到台湾去了。隔两个门曾经是法国医生贝熙业家，不过他也回国了。那时我父亲在前门交通银行当襄理，至今只剩下一块说明这里曾是交通银行的牌子，其他皆物竟人非。父亲上班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他最得意的一辆是攒了一年钱，花了八十个大头买一辆德国产蓝翎牌自行车，记得那天是车商到家把车送来的，并从桌上取走整整两摞大头。还给我买了一辆小24自行车，那年头小24车倒是个稀罕物，我们爷俩一起骑车，最远到过景山后街，说这话要倒退到1948年了，那年我不过六岁。
父亲那一代人，上的是孔德学校，这是李石曾、蔡元培和祖父沈尹默等人开设的一所以法文为主修外语的十二年制学校。学校注重全面培养孩子，开设各种音乐、美术、生物、理化、体育、手工课，所以学生动手能力强。假日里父亲就在院子里的一颗海棠树上挂一钩子，洗车、修车，他有一大箱子各式各样的工具，有一阵子他说如果没工作了，完全可以开个修车摊养家。那时他常去串门的地方，就是经常骑蓝翎车到八道湾去找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周丰一也是有多种爱好，特别擅长乒乓球和摄影。自小他们就是玩伴，养鸽子、逗蛐蛐、放风筝、打猎等等。此后，直到父亲退休，五十多年后，还去找周丰一，周丰一也常来沈家，记得六十年代他骑得是当年最为时髦的一种，装有小发动机的自行车。
再往前说，爷爷辈的朋友们去八道湾，有每年的新年聚会，聚会始于1923年1月1日，终于1929年1月1日。经常在书刊见到的两张北大同人在周家八道湾的聚会照片分别是1927年和1929年新年。沈周两家子女为世家子弟，周作人长子周丰一生于1912年，沈尹默长子沈令扬生于1908年，次子我父沈令翔生于1911年，爱好运动尤其是乒乓球、网球等，经常一起外出旅游摄影，照片应是他们所照。据丰一先生三女美瑜说，好多照片文革期间都遗失了，这两张原照还是我表姐所存。关于《苦雨斋》条幅我已经在《沈尹默家族往事》一书中有过详细说明，原镜框内那条还在，只不过已经严重风化。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八大湾十一号院虽早已圈入北京三十五中，但具有文化历史意义的《苦雨斋》房和其中的人与事迟迟未能与公众见面，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沈周两家是世交。祖父沈尹默第一次走进八道湾11号周宅是1919年11月23日，也就是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搬进这座新居的第三天。那时，沈家三兄弟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和周氏兄弟周树人、周作人都在北京大学任教，彼此又是浙江同乡，意气相投，平时常在一起聚会笑谈，关系十分密切。那天沈尹默是去代表沈家去祝贺主人乔迁之喜的，同行的还有北大同事陈大齐（百年）、朱希祖（逷先）、刘半农、马裕藻（幼渔）等人。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三日晴，风。星期休息。下午陈百年、朱逷先、沈尹默、钱稻孙、刘半农、马幼渔来。”周作人日记记述：“午至草厂大坑赴逷先招饮，下午三时返。尹默、逷先、幼渔、百年、半农及钱稻孙君来访。”
因为和周氏兄弟都很要好，沈尹默自然成为八道湾的常客。不仅平时经常光顾，而且每年的元旦总会出现在周家的宴会上。女主人、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八道湾在生活习惯上就不免有日本风味。元旦的宴会，往往有屠苏酒、粢饼、烤鱼、杂煮等日本新年常备的食物，有时甚至连餐具也是由日本制造的。沈尹默在《鲁迅生活中的一节》中回忆：“‘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日，八道湾周宅必定有一封信来，邀我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马二、马四、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逷先、半农诸人。席上照例有日本新年必备的食物——粢饼烤鱼之类，从清晨直到傍晚，边吃边谈，作竟日之乐。谈话涉及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鲁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烦地刺中了所谈对象的要害，大家哄堂不已，附和一阵。当时大家觉得最为畅快的，即在于此。”不过，沈尹默记述的时间稍有出入，因为周家搬入新居是五四运动过去半年以后的事。查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的日记，沈尹默们在周家过元旦最早的一次是1923年，最晚的一次是1929年，其中从无间断。除上面提及的几位外，常客中还有沈尹默的哥哥沈士远和弟弟沈兼士。沈氏兄弟都是北大文科教授，外界称为“北大三沈”，名重一时。
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间并不长，兄弟失和后，他就搬离此地，时间是1923年8月，因此两兄弟元旦共宴朋友的场景仅有1923年一次。这天周作人日记云：“上午招士远、尹默、凤举、耀辰、伏园吃杂煮汁粉，下午三时去。”鲁迅日记记得更简略：“邀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尹默、孙伏园午餐。”虽然兄弟俩的日记里都没有出现“共邀”字样，但客人是他们的共同朋友，办的是同一个宴会，两人事先应该是商量过的。
从1924年起，八道湾元旦宴席的主人就变成周作人一个人。1929年元旦，周宅最后一次宴会，来客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多，大人、小孩加起来达16人。大家一边饮屠苏、吃烤鱼，一边天南海北地笑谈，十分惬意。因为吃的时间比较长，许多人连中午饭都吃不下。酒足饭饱，有人提议摄影留念，众人或站或坐，留下一张珍贵的相片。沈尹默在周家用过午饭，又与周作人去参加德国文学专家、北大教员杨震文的晚宴。
八道湾11号的庭院比较宽敞，分前中后三院。鲁迅先住在前院，后来住中院堂屋后接出的一间“老虎尾巴”。1922年2月，乌克兰作家爱罗先珂应邀到北京大学讲授世界语，因为眼睛看不见，又不通汉语，北大校长蔡元培就委托周家来照顾。于是，爱罗先珂住进八道湾后院东头的三间客房，住了9个月左右才离开。这位盲作家的到来，给鲁迅带去很多乐趣。夏天的一个上午，沈尹默到访，与鲁迅、爱罗先珂品茗闲聊，从中国文学谈到俄国文学、日本文学，彼此兴味盎然。鲁迅平常比较严肃，这时却表现得既健谈又幽默。说到会心处，大家畅怀大笑。午饭后，休息了一会，鲁迅把一个用粗线织的袋子和几圈线递给爱罗先珂，因盲作家爱做编织手工。于是，爱罗先珂一面讲着话，一面继续不停地编织。鲁迅告诉沈尹默，他经常陪着盲作家在庭院中散步闲话，爱罗先珂感觉到北京园林中鸟声太少，尤其是没有听到黄鹂的歌唱，引为遗憾。沈尹默与鲁迅一样，都惊讶于爱罗先珂对环境的感觉如此敏锐。
新年聚会之一
周作人和妻儿一直住在后院。鲁迅搬走后的第二年夏天，母亲鲁瑞也搬出八道湾，迁到西三条鲁迅购买的新居。腾出的中院正房三间，周作人请人略加装饰，搬了进去。院子里遍植各种花木，连四条甬道也被树荫遮着，枝头的花常拂着行人的头。正房是典型的中国旧式房子，高大宽敞，两间是藏书用的，大概有十几个旧书架，摆满了中西文图书。左手一间是书房，中间挂着“苦雨斋”横幅，由沈尹默题写。1930年代初，梁实秋应聘到北大中国文学系任教，与周作人成为同事。有一次，梁到八道湾拜访，发现“苦雨斋”有一明两暗三间房。明间是一座摆满书架的书库，中西书籍杂陈，但很整洁。右面一个暗间房门虚掩，不知作什么用；左面一间是主人的书房，印象最深的是墙上挂一块小小的镜框，题着“苦雨斋”三字，是沈尹默的手笔。如梁实秋所记，“苦雨斋”陈设简单，却窗明几净，清幽闲适，“不啻为化外之地”（周作人语）。那里经常高朋满座，品茗宴集，也曾传出一些笑谈。一天下午，钱玄同来访，遇雨受阻，晚上留宿客室。第二天清晨起床，钱玄同笑着对主人说，昨晚室内似乎有脚步声，那是什么呢！周作人深信必无此事，以为定是幻觉。等客人离开收拾房间时，见有大蛤蟆一只在床下，猜想乃晚上大雨时混入室内。擅长旧体诗的沈尹默听说此事，大笑道：“玄同眼大，故蛤蟆来与晤对耳。”并翻敬亭山诗句咏道：“相看两不厌，蛤蟆与玄同。”
“苦雨斋”的朋友圈子大多是北大同人，都爱好文艺，希望办一份自己的杂志作发言的场所。于是，周作人和张凤举、徐耀辰等于1924年夏成立骆驼社，并计划出版《骆驼》杂志。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计划一直拖到1926年7月才实现。周作人在《代表“骆驼”》一文中，谈及筹备出版的过程时说：“这两年前所说的‘骆驼’，还没有忘却，现在不久就要出现了。出发时还在奉直再战（1924）之先，等走到时却已在奉直联军入京之后了，骆驼也未免有沧桑之感罢。这一本册子的印刷当然不必要两年工夫，但是迟延也自有其所以迟延的理由，可以容得辩解，不过现在也无须了吧？”这份酝酿已久的“纯文艺杂志”，提倡“雍容”、“坚忍”的文化精神，力戒轻躁、浮薄与虚假，自成一种“清淡而腴润”的文体。可惜只办了一期便停刊了。沈从文在谈到北京的文艺刊物和骆驼社时，说他所知道的只有两只“骆驼”，就是周作人与江绍原，但据“骆驼”之一的周作人自己说，骆驼社里共有三个人，即张凤举（定璜）、徐耀辰（祖正）和周作人，“此外帮助我们的朋友也有好些，不过那不算是驼员之一”。沈尹默就是“帮助我们的朋友”中的一员，其《秋明小词》五首短诗即赫然登载于该刊。其他还有周作人翻译的葛理斯著《论左拉》等3篇、张定璜翻译的罗曼罗兰著《米勒评传》、陶晶孙著《盲肠炎》等。
沈尹默题写的“苦雨斋”匾后附识：“启明兄雅令。尹默。”并钤“沈尹默”白文方印。周作人1961年12月28日致朋友鲍耀明的信中说：“翻检故纸，于其中得沈尹默君写的‘苦雨斋’匾额，原有两枚，其一已裱装从前挂在屋内，经乱已经散失，此一幅未曾裱好，现今斋已不存（已改造现由小儿居住），无所用之，拟以奉赠，当另封寄上。此系大约三十年前之物，其时沈君尚未成为海上书家，其字似更有其趣，请察阅，未知以为如何。”由此可知沈尹默“苦雨斋”题匾原有两件，一件裱好并装木框挂于周作人书房中，现已散失。另一件一直由周作人保存，于1962年赠送给朋友鲍耀明。后来，鲍耀明在《难忘的北京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中提到此事，称“信内所述这幅‘未曾裱好’的‘苦雨斋’匾额，目前则悬于多伦多舍下墙壁上”。
鲍耀明收藏的这件“苦雨斋”字幅，苍秀稳健，朴拙有趣，是沈尹默中年时所写。“雨”字的横折笔划，以侧锋进入，行至尾端近弯处转正，笔画变为浑厚，使整个字显得端庄秀丽。“斋”前缀横行疾行，其后分毫枝杈，尤显笔力。2014年春天，这件墨宝出现在拍卖公司的拍品目录上，最后以97万元的价格成交，引起书画收藏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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