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這裡是《邵恆頭條》，我是邵恆。
上週，我到哈佛大學參加教育論壇，順便拜訪了幾所學院的老師、同學，因為我很想了解，在當下全球最頂尖的學者都在關心什麼重大議題。
經過一輪交流，我果然沒有空著手回來。在接下來幾天的節目當中，我會陸續地把我瞭解到的話題與你分享。
今天的《邵恆頭條》，我想跟你聊聊，在哈佛逗留期間我聽到國際法的專家們在討論的一個事。什麼事兒呢？
別急，我先提醒你關注一個即將到來的日期，12月11日。這是對於整個國際貿易體系來說非常重要的一天，因為這一天很可能會標誌著世界貿易組織WTO進入一場重大危機。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也知道，世貿組織存在的意義，除了促進國際貿易、削減關稅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職能，那就是解決貿易糾紛。
就是說，當成員國關於貿易問題產生不可調和的爭議的時候，他們能尋求一個權威的第三方機構來進行裁決。經過裁決，各方達成共識，形成具有法律意義的解決方案。
為了實現這層功能，WTO設定了一系列的投票和仲裁的機制。
比如說，如果兩個國家發生了貿易爭議，它們可以訴諸WTO的爭端解決機構 （Dispute Settlement Body，簡稱DSB）。
比方說，歐盟出臺過一條特殊規定，不讓秘魯產的沙丁魚被標為“沙丁魚”，只能被標為“沙腦魚”。這顯然對秘魯的產品不公平啊，普通人誰知道沙腦魚是什麼鬼？於是秘魯就要向DSB討個說法，對歐盟提出指控。
就這樣的問題，DSB會成立一個專家組，找3-5名不同國家的專家一起審查證據，判斷是非。專家組會出具一份報告，如果雙方都沒意見，報告就算是生效了，就形成了具有法律意義的結論，相當於判決書。
不過你肯定會問，如果爭議一方或者雙方不服“判決”怎麼辦？
這一點，WTO的規則制定者們也想到了。所以，他們又往前走了一步，設立了一個相當於最高法院的機制，叫做上訴機構 （The Appellate Body）。 誰不服專家組的意見，誰就可以到這個“最高法院”這來上訴。
為什麼說它是“最高法院”呢？
因為首先，跟最高法院類似，上訴機構也有大法官，總人數是7位。當然，他們的正式職稱是“成員”，我們為了便於記憶，姑且稱他們為“大法官”。
按規定，這些“大法官”是不能代表國家利益的。不過也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美國、歐盟、中國這樣的大經濟體，在上訴機構都會佔有一席之地。
其次，上訴機構也有“最終裁判權”， 這也跟最高法院的權力相似。
也就是說，一旦上訴機構拍板了，那就是終審判決了，爭議的雙方必須要遵循判決，執行相關條款。國家之間爭來爭去，總要有個結果嘛，上訴機構就是那個畫句號的。
你也可以感受到，上訴機構是WTO解決爭端的體系當中，極其重要的一個環節。中國加入WTO的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先生，甚至把它稱為全球貿易系統“皇冠上的珍珠”——沒錯，上訴機構，就這麼重要。
可是，到12月11日，這顆珍珠很可能就黯然失色了。怎麼回事？
前面我們不是說，上訴機構有7個大法官嘛。每個法官都有4年任期，最長能連任2屆。一般來說，一個法官到期要卸任，成員國會推薦新的人選來繼任，經過成員國全體投票通過就可以上任。
但是，從2017年夏天開始，美國就一直在阻撓現任的大法官連任，同時還阻撓新的大法官當選。這導致上訴機構的法官人數一直在減少。到今天，只剩下三個人了。
這三個人，一個是中國籍的趙宏女士，她是有史以來第二位當選WTO上訴機構成員的中國人，另外兩個分別來自於美國和印度。
WTO的規定是，對於任何一個上訴案，至少需要3個大法官才能進行裁決。顯然，現在已經達到了人數的底線。
可不巧的是，到12月11日，美國和印度的成員任期也到期了，上訴機構就只剩趙宏女士一位法官了。換句話說，再過兩週，上訴機構就會自動失效。
這件事，後果可有點嚴重。
最直接的後果，你肯定也想得到：上訴機構的癱瘓，意味著當兩個國家發生貿易爭端的時候，很可能會陷入僵局。
因為WTO的規則規定，如果一方對於專家組的判斷不服，提起了上訴，那麼無論之前的判決是什麼，都要等上訴判決之後才能生效。也就是說，即便專家組作出了裁決也沒有法律效力，沒法執行，案子就會一直懸在那裡。
這就好比說，兩個家長髮生了爭執，一路吵到了校長那。可就連校長提供的解決方案，也不能讓他們滿意。
這時候學校說，別急，我們還有一步流程，你可以請學校的校董會進行投票表決，給個公道。可緊接著學校又說，不好意思，我們正在選校董，你要不等等？你可能覺得，不行就讓兩個家長協商解決唄？或者找別的家長、別的老師來評評理？
可沒有這麼簡單。你得想想，既然能協商解決，為什麼還要找第三方機構呢，為什麼還要設立一個上訴機構呢？這本來就是為了解決那些無法私了的爭端。
實際上，上訴機構這套體制，不僅僅是為了解決某個具體問題，更是為了給國際貿易環境，建立一個更加公平、公正的法制體系。
在上訴機構設立之前，WTO不是沒有解決爭端的機制。
在1995年以前，WTO遵循的是一套叫做“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的規定。這套規定挺複雜的，我就不具體說了。但有一個核心的區別是：在舊體系下，如果產生爭議的一方對於爭議的裁決不滿，它可以阻撓決議的執行。也就是說，一項裁決有沒有法律效力，取決於雙方同意。
這特別像我們生活中夫妻鬧矛盾找居委會大媽調解，必須雙方都認同調解結果，才算案結了事。
但是，在現在的上訴機構體制下，結果就不太一樣了。一旦有了終審裁決，就算你不同意裁決的結果，決議也會自動生效，具有法律效力。這就從調解，進化成了現代的法律和司法體系。
那舊體系對誰有利呢？獲益的往往是像美國這樣的大國、強國。
因為就算對方不想同意、不想執行，大國也有足夠的影響力，可以通過限制市場準入等等各種手段來強迫對方執行決議。比如前面咱們提到的秘魯。按照舊體制，歐盟就可以說，你不同意把沙丁魚改成“沙腦魚”，我就不讓你進歐盟，你看著辦。
一句話，舊體系是個完全靠國家實力、靠外交手腕定勝負的叢林體系。
那新體系對誰有利呢？正是像秘魯這樣的，處於相對弱勢的國家。
歐盟可以威脅它，但沒用啊，最終還是要看上訴機構的裁決。正是在這個體系下，我們才會看到，在“沙丁魚爭議”當中，歐盟最終輸給了秘魯。美國這樣的大國，也曾經輸給安提瓜和巴布達這種不起眼的小島國。
所以說，現在在運行的這套WTO爭端解決機制，是一個側重規則的法制體系。這個體系建立之初，核心目標之一就是設立一個能夠“對抗美國單邊主義的盾牌”。這不是我說的，而是美國一個頂尖智庫Peterson Institute在一份報告中的原話。
說到這，你可能也有點明白了，為什麼美國會一直阻撓WTO上訴機構任命新的法官了。
美國提出的原因不少。比如說，他們認為上訴機構自己在創造新的法律、新的規則，超出了它原始的職責範疇，手伸的太長了。
再比如說，美方認為上訴流程讓解決爭議過程變得非常冗長。現在每個貿易爭端，平均下來要花3.5年才能解決。單單是在上訴機構的流程，就需要1年左右。這顯然很不高效，有點拖延症。
這些問題當然不是美國捏造的，的確是真實存在的。也有不少其他成員國，認為WTO機構的確需要推動內部改革。
但推動改革顯然需要美國的支持，可美國並沒有參與其中，這讓任何改革和進展都很困難。
其次，就算WTO有自己的問題，美國也不應該用阻撓任命的方式來實現目的。WTO最近的一次調研顯示，沒有任何成員國支持美國現在阻撓任命的做法。
用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評價來說，美國現在是看到WTO有一條瘸腿，不僅沒想著怎麼治好它，反而使勁踢這條瘸腿。
說到底，美國阻撓任命，本質上是希望迴歸叢林法則，擺脫國際法制體系的束縛。
這件事的後果當然非常嚴重。Peterson智庫的報告，描述了阻撓任命會引發的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首先，爭端解決機構的裁決，會失去法律效力，提起上訴的國家將會失去維權的最後手段。
接著，這會讓大國、強國有機會重拾單邊主義，用報復手段強制其他國家遵守自己訂立的規則。
最終，這會導致處於相對弱勢的國家對於探討、談判貿易規則失去興趣。
而WTO最初建立的目的，不就是要提供一個能依靠談判解決國際貿易問題的平臺嗎？失去了這個支點，WTO體系存在的最大價值，不就沒了麼？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說，WTO正在經歷一場重大危機，甚至可以說，是WTO成立以來經歷的最大一場危機。
這場危機並不是過不去，但渡過危機的前提是成員國能夠支持對於WTO進行一場大膽的、全面的改革。假如這個改革到明年還沒影兒，那WTO將會持續被削弱，甚至最終成為一個擺設。
這件事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很嚴肅的問題，那就是，到底什麼才是全球政治的常態？
WTO現任副總幹事 Alan Wolff 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曾經說過這麼一段話，我覺得很值得深思。他說，也許我們可以說，過去的70年是一個“異常”。……自由貿易並不是常態，而一個不自由的世界才是常態。
也就是說，自由貿易和WTO這套體制，本質上是人類在國際領域從叢林法則演化到第三方裁判的過程，是從強權走向相對法治的過程。但這個演變並非是不可逆的，隨時都有可能回到過去。
用清華大學法學院劉晗老師的話來說，國際法仍然是一種進化之中的法律體系。
當然，關於什麼是常態的說法，這只是一種觀點，有的人可能會不贊同。但我覺得WTO面臨的危機提醒我們，我們正處在一個大變局當中，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東西，今天都在發生改變。
人們往往會急著問，大變局之中，我該怎麼辦？我認為第一步還是要先看清楚，到底世界在發生著什麼樣的變化。
而這，正是《邵恆頭條》想要給你每天提供的服務。
好了，這就是今天的《邵恆頭條》，我是邵恆，我們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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