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是教不会的，老师需要做的是发掘。”
我曾听冯远征先生说过类似的话，也曾在北电表演系老师李浩的课堂上听过这句话。为什么他们都这么认为呢？蒋雯丽于1988年考北京电影学院时的这段考场记录或许可以告诉我们答案，因为，在艺考考场上，她已达到了表演的最高境界，而来考试之前，她只是安徽蚌埠自来水厂的一位普通工人。那么，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那是一个即兴发挥的题，命题的名字叫《地震之后》。情境是：地震之后，房屋倒塌，亲人离去，你回到了废墟中的家园。
在考场记录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其他考生都在那里不停地四处寻找、搜索时，蒋雯丽却一直无力地坐在那里，一开始甚至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你甚至会怀疑是不是按了暂停键。她选择以外部动作的静态来展现内心动作的巨大张力，所以等于当其他同学还在依赖或关注外部动作时，她已直奔人物的内心动作。
这种动静对比，让现场负责拍摄考场的摄影师也入戏了，摄影师的镜头专注地聚焦于蒋雯丽，跟着她推进镜头，关注她特写的神态、眼眶的泪水，全然不顾现场的其他考生。因为她的专注和真实，已经自带焦点。
从北电毕业后，成了著名演员的蒋雯丽在回忆那次考试时，提到了三个重要的信息点，而这三点，恰恰说明，在考入北电之前的女工蒋雯丽，已然在过一种演员的生活，已然具备了演员的重要素质。
首先，她抓住了“亲人离去”这个情感上的题眼，然后代入了自己奶奶去世的经验，因为奶奶去世的当晚，她一直陪着在奶奶身边。这种一手的情感经验，让她直接奔向了真情实感，她在“表达”切身的具体的悲伤，而非“表演”想象出的抽象的悲伤。
其次，她在脑内找到了一个艺术参照：
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欧仁·德拉克洛瓦的一幅油画《墓地上的孤女》，小孤女抬着头默默地望着天空，眼里含着泪，那个女孩的状态我觉得就是我当时要表现的一种无言的状态。
欧仁·德拉克洛瓦的《墓地上的孤女》
如果说表演需要想象力的话，想象力一定是需要燃料的。这燃料既来自个人真实的情感体验，也来自广泛的艺术阅览，前者需要我们多留意生活，留意生命经历在你内心激起的情感涟漪或情绪波动，后者则需要我们超越个人经验的局限，通过阅览文艺作品，获得更多的间接经验。
对于此两项，蒋雯丽虽是个小城市的自来水厂女工，她却有着这样的生活敏感与艺术自觉。
再次，她在回忆那次考试时还说，当发现自己眼泪快要涌出来时，她还知道要抬起头，这样摄影机和考官就都可以看到她的眼泪了。可见她对镜头是敏感的，如果只知道将角色的情感转化为自己的体验，那只是演员和角色的关系，而当知道将这种体验外化给观众时，便与观众建立了联系。
蒋雯丽在《地震之后》命题中的表演，右下角是还在四处搜寻的考生的脚
而让她达到表演最高境界的，则是这次考试中的另一个命题，即兴朗诵：《最难忘的一件事》。她说她对于这个命题是毫无准备的，但拿到题目后，想都没想，就选择了讲她和姥爷的最后一面。
从视频里我们可以考到，她的普通话并不标准，没什么朗诵技巧，相貌也很是平平，衣着更是朴素，可是满眼泪光去讲述姥爷的时候，已然进入一种无人之境，她看着的不是现场的考官或摄影师，而是仿若在与高远处的姥爷的魂灵对话。她后来回忆说，自己好像进入一种灵魂出窍的状态，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只剩下她和姥爷在神交。那个瞬间，让她体验到了表演的愉悦，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表演的最高境界。
蒋雯丽与姥爷的情感，可以从其后来导演的电影《我们天上见》中略窥一斑。那次参加艺考的时候，姥爷已去世10年，这10年，加上此前与姥爷相守的12年，她和姥爷之间的情感已经蓄积了22年，越积越深。她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想要把自己和姥爷的故事讲述出来，甚至想过写出来，但又害怕自己文笔稚嫩，所以不舍得轻易触碰。而在考场的那个瞬间，她突然找到一个出口，借助当场即兴朗诵，来讲述这段心中蓄积已久的情感。
蒋雯丽导演的《我们天上见》
今天再来看这段朗诵，我们会发现，造型、发声、朗诵技巧，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借助这些方式，观众和演员实现了交流，我们看到了她为我们提供的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的表达，并被这种真诚的表达感染。
作为考官，老师们是会关注考生的造型和技巧，但更重要的，是借助这些外化的东西，去观察考生对生活的体验和对艺术的领悟，那些才是他们身上最闪光的地方，是演员能量的源头，也是需要老师发现和挖掘的地方。而声台形表，这些不过是手段，也是可以通过教学来训练的。所以，普通话并不好的蒋雯丽，不但被录取，还获得了那届前三的好成绩，因为考官在她身上看到，她早已具备了一个演员的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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