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蒙特大学的W.A. 哈维兰教授（1934-）教了一辈子人类学，他主编的教材《文化人类学》堪称经典，迄今已经出版了15版。
在2001年第10版教材中，他这样定义“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种族中心主义的术语，它用来指一种全球性的变迁过程，在此过程中，传统的、非工业社会努力去获得‘先进的’工业社会的诸种特质。尽管现代化一般被假设成一件好事，也确有某些成功之处，但它往往导致一种新的“不满文化”，希望水准远远超过个人当地的机会。有时，现代化还导致人们不愿抛弃的价值和习俗遭到摧毁。"
从2011年第13版教材开始，“现代化”的定义就变成了：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 的术语，它用来指一种变迁过程，在此过程中，传统的、非工业社会获得技术复杂社会的特征。全球化就是通过加速现代化来连接全世界。尽管现代化一般被看作一件好事，但它往往导致珍贵的习俗和价值被摧毁，使得很多人不安、迷失方向和沮丧。”
看出其中的区别了吗？人类学家这才开始承认现代化蕴含着某种进步。
人类学家为什么不承认社会存在发展阶段和“进步”？
人类学主动“面壁”
其实，人类学的发端恰恰是对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和方向性的领悟。
十八世纪的欧洲，英国人发起了史无前例的工业革命，机器替代人的劳动，短短几十年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工业需要原材料，商品需要市场，商人挽着资本和枪炮开始走向全球，世界眼花缭乱的种族和文化于是尽收眼底。这种刺激远比达尔文的小猎犬号航行更为直接。谁是先进的谁是落后的，一目了然。西方人优越感顿生的同时，很容易就会得出结论——社会是进化的。
十九世纪，美国人刘易斯·摩尔根（1818-1881）凭借对印第安人社会的熟悉，写了一本《古代社会》。他认为人类社会在进化，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人类学开宗立派的鼻祖，英国人类学家E.B. 泰勒（1832-1917）也赞同社会发展阶段论，还对文化进化的“多线索”机理做了很多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人类学开始认为＂
进步是一种偏见＂，社会进化的研究在西方理论界被彻底清扫和摈弃。摈弃社会进化研究的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造成了巨大人道灾难（延伸阅读《人文与科学的首次亲密接触：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类似理论被人深恶痛绝；
二是西方殖民扩张进入最后阶段，殖民地社会治理矛盾日益突出，对文化多样性的深入理解有利于统治者化解冲突，文化比较研究有了用武之地；
三是社会理论研究被美苏冷战所左右，各自教条化，社会科学凋敝。
于是，人类学进入长达一个世纪的"面壁"，只进行文化比较研究，代表人物：
一是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家
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他被誉为“民族志之父”，开创了田野调查的系统研究方法。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重要奠基人费孝通（1910-2005）是他的学生；二是美国文化相对主义人类学家博厄斯（1858-1942），他成功地把西方人类学的研究中心转移到了美国，博厄斯学派完全主宰了美国的人类学研究，他们批判人类进化论、嘲笑摩尔根，反对种族主义、坚持文明多样性，反对任何对进步的定义。
学界“平反”摩尔根
用“冒天下之大不韪”形容重建文化进化论的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1900-1975）是贴切的。博厄斯学派主宰人类学讲坛时，他就像那个说出“皇帝什么也没穿”的小孩子。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进行学术思想审查时，怀特的研究被怀疑是“亲苏联的”，可他却义无反顾、坚持不懈。在怀特不断努力下，1958年，正值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100周年，美国人类学学会公开恢复了摩尔根的学术地位和名誉，关于人类社会进化的理论研究也得以继续展开。
随后，莱斯利·怀特于1964年当选了美国人类学会主席，达到他个人职业荣誉的顶峰。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怀特的很多精力浪费在跟博厄斯学派讲一些浅显的道理，他的文化进化研究既有成果也留有很大遗憾。
怀特错过“信息转向”
怀特的重要著作《文化科学》发表于1949年，《文化的进化》发表于1959年。因此他在思考“人类大问题”的时候，也正是香农、维纳、冯·诺依曼、麦卡洛克等信息专家们兴奋于“
信息转向”的最高峰时期。怀特率先把“符号”引进了文化的定义，他认为“符号”的使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文化是依赖于符号的使用而产生的现象的种类，包括物体、行为、思想和态度”。这个定义在告诉我们，怀特已经无限逼近信息转向。可惜，彼时的怀特还忙于跟博厄斯学派以及麦卡锡主义缠斗，争取学术研究的基本空间，根本没机会参与最前沿、最顶尖的“信息转向”思想沙龙（梅西会议1946-1953）。
多次出席“信息转向”思想沙龙的人类学家是玛格丽特·米德（1901-1978），她是大名鼎鼎的学界名流、杰出女性（与居里夫人、珍·古道尔齐名），还曾担任过美国人类学学会主席。她虽然屡被邀请出席，却由于她的研究方向具体和范围局限，没能激起任何思想火花。
（米德是博厄斯学派的著名人物，主要研究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排斥人类进化思想，因此“信息转向”涉及的关于宇宙、生命、意识、人类社会这些庞大的哲学问题，很难与她的学术研究产生交集）
文化进化论的进展
怀特尝试把定量研究和物理学带入文化人类学，这在人类学领域是一个创举。
他以技术进步作为主干，描述了文化的一种系统结构：技术系统（T）、社会学系统（S）和意识系统（I）。
他又以能量利用作为进步的衡量标准：基于“文化是人类用来支配能量服务自身”的认识，他认为“每人每年消耗的能量×能量利用效率”就是文化发展的程度。
据此，他进一步用能量把人类分为四个时代：采集狩猎利用自身躯体能量、农耕养殖利用太阳能和畜力、工业动力革命利用化石燃料，以及未来大范围的核能利用。
怀特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有影响力的文化进化理论，因此，他的学生埃尔曼·塞维斯（1915-1996）在《文化进化论》（1971年）中还提出了三方面的问题：
1、进化的单位是什么？是普遍的文化阶段？不同的制度？
2、进化的方式如何？是靠固有的进步？人类理性的提高？适者生存？
3、进化的主要动力在于何处？是在技术的不断发展之中？劳动的不断专业化？政治发明？还是在宇宙的普遍性中？
对这些基本问题依然困扰，充分说明了人类学的社会进化学说至今还是一片空白。
思考：保守主义过犹不及
保守主义对传统和习俗的坚守、对自然和人类的敬畏，经常被视为一种道德。
长达一个世纪，人类学学术研究被保守主义所困，文明多样性的主张已经深入了其他社会学科。
著名的保守主义者、曾任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的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上世纪90年代初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本来是保守主义者的“和事佬”文章，尊重文明多样性，不去计较谁比谁进步，希望促进整个世界“文明的对话”。
然而，它刚发表就被认为会是一个“自动实现的预言”，如同俄狄浦斯王子出生时被神祗预言会“弑父娶母”，国王就把他丢弃了，而后种种奇遇，最后果然预言发生。如果没有这个预言呢？
保守主义本身就不是一个能提供完备方案的思维模式，它最佳的作用是为激进行动“踩刹车”。
当“和事佬”也是门技术，关键在于抓准出场时机——事态激化之前。出场太迟或者太早，“和事佬”都容易被利用而变成“搅事棍”。
“和事佬”的英文叫Peace-maker，希望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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