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也是野生動物的家?來看看,80臺紅外觸發相機捕捉到什麼

100個人、80臺紅外觸發相機正在日夜監測上海野生動物,一方面持續關注公眾意見,一方面為完善城市生態系統尋找路徑,搭建人與動物共生的橋樑。

如果不是這次疫情的發生,很多人都不會走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來,比如,被很多人稱為山林“隱士”的野生動物研究者。對很多人來說,這些影像模糊的群體,他們應該是遠離人群,長期出沒於森林深處、與野生動物朝夕相處的,他們和我們的日常生活似乎並沒有太大關係。

而如今,這些跑山的“隱士”下山了,他們正在嘗試為城市中的野生動物與人群,搭建一座共生的橋樑。

“當沒有人說得清一座城市的刺蝟、黃鼠狼、蝙蝠都分佈在哪裡時,生物多樣性管理、風險評估、疾病防治從何做起?總不能靠拍腦袋現猜吧……此時此刻,我們在上海的八十個探頭,正在密切監測著城市的野生動物。”畢業於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曾任美國史密森學會博士後,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博士後,現任復旦大學教授、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專家的王放,將研究的視野由山中投向城市,帶領他的團隊與百名市民組成的“公民科學家”們,利用戶外佈設的80臺紅外觸發相機,正在日夜記錄著上海城市中野生動物的分佈和變化。

利用這項調查研究,他們將產出兩種東西:一種是持續的城市動物調查,另一種是不斷產生的公眾意見。這兩樣產出加在一起,也許有機會得出一個答案:城市中的人們,能否與野生動物和諧共生?

城市不止是我們的家,野生動物也在其中覓得其所

“在上海的青浦區,我曾經和一隻貉度過了很多奇妙的時光。它可能覺得我是一個很好的同伴,好幾次一屁股坐在我腳下,在深夜裡嘎吱嘎吱撓癢癢發呆。”因為貉的陪伴,喚起了王放心中的漣漪:貉實在是一種有趣的存在,似乎每個人都聽說過“一丘之貉”這個成語,但幾乎很少有人知道,它其實就在我們身邊,是一種真實存在的動物,而不僅僅是一個傳說。

這種反差也引發了他進一步的思考:野生動物從來都不止存在於荒野之中,城市同樣是它們的棲息之所,它們已經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而我們對它們的瞭解卻少之又少。

於是,以貉為代表,對野生動物在城市中的追蹤研究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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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丘之貉”的“貉”,廣泛存在於長三角區域

很快,追蹤結果出人意料,這個傳說中的神秘物種竟然在長三角一帶的城市之中大量存在:僅在上海就有超過60個小區記錄到野生貉,從上海到南京,從蘇州到杭州,整個長三角區域都有它們的身影。

不僅是數量多,它們的很多行為也不再是“荒野之道”。通過取食人類丟棄的生活垃圾,它們能夠尋找到更加簡便易得的食物來源;藏身環境已從洞穴和樹根,變成了居民別墅陽臺下的裂縫、牆體的空隙,甚至橋墩的裂縫、煤氣管道、廢棄的下水道等,這讓它們更易於棲息。

這種種適應性的背後,對人類而言,意味著什麼?相互之間會不會有衝突?當我們想要尋求答案時才發現,對它們的研究僅停留在諸如養殖場中怎樣給貉取毛、看病。但貉在自然環境下如何與人互動、會不會有衝突,這些卻處於研究缺失中。

“野生動物的適應性值得關注,因為很可能在未來,廣泛存在於城市中的貉、狗獾、赤腹松鼠、刺蝟等野生動物,會帶來複雜的城市管理問題。”究竟有多複雜?會產生哪些城市管理問題?王放列舉了美國浣熊的故事。

“在美國的弗吉尼亞州,我曾經被一隻浣熊所代表的生物多樣性困擾過。起因是一隻大腦袋浣熊,扒拉開我的推拉門,抬起頭瞪著水汪汪的眼睛要食物。” 王放說,這隻浣熊正在挨家挨戶地敲門作揖,因此得到了源源不斷的糧食和水。

而之後幾天,這隻浣熊騷擾了他們整個研究所——它爬上電線杆,順著輸電線闖入了辦公室,把幾個屋子的垃圾桶翻得滿地都是,還糟蹋了冰箱裡的食物。最後,這隻浣熊咬斷了電線,造成了實驗室持續兩天停電,而它自己也被電死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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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熊或許只是看上去可愛。它不僅攜帶病菌,還往往打破城市中原有的生態平衡。因為適應力強極易氾濫擴張,讓生活在其中的人類不堪其擾。

在美國,幾乎每個獨門獨戶的市民都能夠講出自己被野生動物騷擾的故事,除了破壞房屋,還有火災、汙染、傳染病,以及每年數千萬美元的財產損失……

放眼其他國家和地區,類似的事件也時有發生。比如,柏林及周邊地區共棲息著約3000頭野豬,它們沿著市內鐵路遷徙,聚集在公交車站,甚至在市區裡大搖大擺地走進自動玻璃門,由它們帶來的破壞和造成的交通事故正在不斷增加;再比如,駐進倫敦城中的赤狐,如今每平方千米就有超過18只,早在2010年,甚至曝出過赤狐入室攻擊兩名9個月大嬰兒的新聞。可以說,這些驚人的適應性讓某些動物已經有能力掠奪城市、入侵人類生活。

“如果我們不瞭解這些物種的分佈和數量,不監測它們的種群增減、適應性變化,到了真出現問題的那一天,豈不是隻能靠‘拍腦袋’來解決問題?”在王放看來,那些“拍腦袋”的方法就包括了投毒、撲殺,而這些方法非但沒用,反而還會引發連鎖的生態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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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有一天用人為手段控制適應能力強大的城市物種,粗暴方法也往往無效
圖片來源:王放

“無論是物種保護還是自然資源管理,首先都需要了解。沒有了解,一切都失去了基礎。”王放說,只有瞭解城市野生動物的分佈和習性、搞清楚它們對人類活動的響應、評估它們與人類生產生活的重疊,才有可能制定出合理的管理方案。城市居民與野生動物怎樣和諧共生,才有路徑可循。

持續數年的調查,是為了期待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城市生態系統,是與人類關係最為密切的生態系統。然而如今,我們的很多城市卻處在嚴重的生態系統退化當中。而令它逐漸恢復並完善的未來,一定是需要很多人共同參與的。

“不同領域、不同行業的人對待生活會有不同的期待和見解,將大部分人的意見集中起來,能夠制定出讓公眾更加滿意的環境政策。”正是秉承這樣的理念,疫情之前,王放和團隊在上海組織了一支百名市民隊伍,利用80臺紅外觸發相機,開始日夜記錄城市野生動物的分佈和變化,並以此調查野生動物與人類的關係。

調查地點的選擇,出於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是人的因素,調查團隊首先獲取了上海人口密度以及公路網格的數據,將兩個數據整合起來之後,把人類活動區域劃分出了高中低三類;另一方面是自然的因素,調查團隊把城市環境分成了人類用地、灌叢、河湖溼地、森林4類。兩種因素結合之下,整個上海被劃分成了12種生態環境類型,每一種類型選取3-5個取樣點,以此完整地覆蓋到城市中不同的環境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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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市民團隊記錄40多種動物的分佈和習性

如今,調查地點已經包括了共青森林公園、濱江森林公園、上海植物園、上海動物園、閔行體育公園、虹旭社區、復旦大學校園、上海海洋大學校園、南匯城郊、浦江郊野公園、顧村公園等區域。與此同時,每個月調查地點的清單仍在增加。

關於整體活動的目標,團隊也進行了規劃,一個是科研目標,相當於給城市野生動物摸底,另一個目標是進行環境教育。“我們希望藉此培訓一批人、生產出一批科普作品,同時也希望最終能找到一兩個地方做城市野地恢復。”王放說。

前期調查規劃了3年時間,他們計劃在2022年結束第一次大的監測,完成對城市中50-60個地方的取樣,佈設超過1000臺次的紅外觸發相機。

接下來,就是更加系統的研究工作。首先,他們會建立起一個影像圖片庫開展物種鑑定。隨後,通過梳理動物活動時間表,進一步瞭解人類如何影響它們在城市中的分佈。接下來,研究人員會進行更加直接與保護動物有關的活動。例如,進行棲息地破碎化分析,簡言之就是看一個動物能夠在城市的哪些區域分佈。比如,刺蝟分佈區域的城市綠地是不是相連的?如果在繁殖期,它們能不能從城市中的一處活動到另外一處?這中間,它們會面臨哪些危險?

再有一個重要研究是多物種分析。比如,城市中有大量的流浪貓狗,這些曾經來自於人類的家養動物,又會怎樣影響野生的刺蝟或黃鼠狼?實際上,這分析的是間接的人為影響。

“開展這項研究工作,從未像今天如此急迫。”王放說,就目前我們的城市生態系統研究而言,大家更多還是從本地調查的角度去看待城市生物多樣性,比如給城市中的鳥類和青蛙列個清單。但對於變化中的城市,例如長三角一體化過程中整個區域的生態系統會怎麼變?它怎麼影響人?是否涉及生態安全問題?對於這些需要長期跟蹤的研究工作,卻是非常欠缺的。

回頭來看,這項將耗時幾年的調查工作背後,是他們對一個更加美好世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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