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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夏，红四方面军对部队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下辖3个师，即第10、第11、第12师，其中第10师师长汪乃贵，第11师师长陈再道，第12师师长刘世模，虽然3人同为师长，但是结局却大不一样。
第10师师长汪乃贵，于1905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小时没有上过学，以打铁为生，金寨县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之一，农民运动活跃，汪乃贵也积极参民运动，并任乡赤卫队队长，由于思路进步，于192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红四方面军，到1933年时已任红四方面军主力红4军第10师师长，时年28岁，红4军第11师和12师的师长分别是陈再道和张才千，汪乃贵后来参加了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汪乃贵虽然起步不错，但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被降为营长，但他非常具有领导风范，爱兵如子，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空军原政委高厚良始终记得长征路上的一件事。在翻越大巴山的前一天，高厚良所在营营长汪乃贵看见他只穿着一件单衣，就对高厚良说，“明天就过雪山了，你穿这么少怎么行。”
高厚良说：“没衣服啊。”
汪营长二话没说，将自己身上的棉袄脱下来给高厚良穿在身上。那是一件从地主家缴来的大红棉袄。“没有那件棉袄，我过不了雪山，我当时都没问营长穿什么。”
高厚良始终没忘记老营长，1984年，高厚良在武汉与汪营长见了面，终于问出了这句压在心里半个世纪的话，老营长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我再去搞嘛。”
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第129师第769团副团长，同批的张才千和陈再道分别是770团团长和386旅副旅长，在夜袭阳明堡战斗中，他率一个营突击日军机场，毁敌机24架。后来他担任385旅副旅长、新四军第5师第13旅副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华东野战军12纵队谢振华手下任35旅旅长。也就是说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发展比较慢。
新中国成立后，汪乃贵曾任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1年6月6日在武汉病逝，享年86岁。
第11师师长陈再道，于1909年1月24日生于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新村程家冲，青少年时在家务农，在其3岁那年，父亲程源瀛因痨病去世，不久，姐姐和母亲也离开人世，陈再道因此从小体验到了穷苦人家的苦难。在17岁的时候，他独身一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配合北伐军作战。由于报名时“程”误写为“陈”，就改叫陈再道。
1927年9月他参加大别山南麓秋收暴动，同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随农民自卫军编入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县城失守后，他与起义武装转到黄陂县木兰山坚持斗争，是木兰山72名游击英雄战士之一。而这72人之后成为强大的红四方面军的种子力量。由于陈再道在部队吃苦耐劳，且作战勇敢富于谋略，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很快脱颖而出，到1935年时，已任红四方面军红4军军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副旅长，参与指挥七亘村、黄崖底和长生口等战斗，1938年1月，任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员，1940年5月任冀南军区司令员，当年8月率冀南部队10个团参加百团大战，抗日战争后期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初期，他被任命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冀南纵队司令员，第2纵队司令员兼冀南军区司令员，至1949年2月已任河南军区司令员。由于战功显赫，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解放后曾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和铁道兵司令员，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按照遗愿安葬于麻城烈士陵园，享年84岁。
第12师师长刘世模，原名刘述刚，于1910年9月11日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斑竹园镇倒马河村河湾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当时那里还属于河南省商城县。刘述刚的父亲刘立是一个本分地道的农民，因为家庭贫困，所以刘世模从小没有读过书，他从9岁时给人家放牛，14岁开始学裁缝，这一段经历使他看到了社会的不公：不劳而获的地主衣食无忧，而自己年轻勤劳却贫困潦倒。
刘述刚是个要强的人，他对现状十分不满，鲁迅说过：不满永远是人向上的动力。为此刘世模积极参加农民运动，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当地的农民协会，同时他还补习文化。从此，刘述刚走上了不平凡的革命道路。
1927年10月，商南起义成功后，年仅17岁的刘述刚报名参加红军，他见到了向往已久的大名鼎鼎的炯爷——周维炯，他立志在师长周维炯麾下当一名改造不合理旧世界的模范士兵，并改名刘世模。这个名字伴随了他以后的革命生涯直至病逝。
刘世模刚开始在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第97团当战士，部队的有三大项工作：打仗、发动群众和筹款。刘世模因当过裁缝，口才较好，而且他还自学了文化，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又了解农村现状，所以做群众工作效果好，另一方面他作战勇敢，1930年7月刘世模在第97团任副排长，9月被提升为排长。
周维炯是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他作战敢打敢冲，尽管是师长，但仍带头冲锋，他带出来的官兵都有这一明显的特点，所以有人评价红四方面军作战没啥战法，但是作风顽强，战斗力强。刘世模的这一特点非常明显，作战时冲锋在前，他虽自学过文化，但毕竟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张国焘到达鄂豫边根据地后，对作战勇敢、文化水平低的干部非常青睐，所以刘世模很快就被提升为营长、团长，1933年被提升为第4军第12师师长，后来又提升为红4军副军长。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进行整编，红4军人数也大量减员，只有6000人。刘世模感到长年的战斗生活，已使自己身心疲惫，急需休整，加上自己文化浅，需要学习补充，因此，他主动申请进入红军大学学习。由于是军级干部，被安排在高级班学习，这一学习竟是2年时间，也是他人生旅途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他经历了一段常人难以遇到的挫折。
1937年，主要由原四方面军部队组成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延安，红军上下沉痛不已，激愤的情绪引发了对张国焘这位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的大规模批判，这次批判涉及了很多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刘世模也在影响之列，关于这段历史，开国上将王宏坤在《再忆征战生涯》中这样写道：
他经历很曲折，到陕北后，在红军大学学习，批判张国焘时，因打击面过大，伤着了四方面军大批干部，刘世模也被整得厉害，他不服气，思想也想不开，竟自己开了自己一枪，伤的很重，后来总还算活了下来。抗战爆发后，延安动员一些年龄较大身体不好的干部回家，他是河南商城人回了商城。这时，商城是国民党的天下，国民党四处抓他。当时中共党组织在地下，刘世模很坚强，跟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又拉起了千余人的抗日游击队，同敌伪英勇作战。
抗战胜利后，奉命率部去东北，部队发展成了一个师，他当师长，打得很好，又随部南下到了武汉，这时患肺病很厉害，一家人挤在汉口这座饭店的一间房子里。他一声不吭，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本来，他和我，以及李先念、王树声、张才千等还有好些同志都很熟悉。我到他的住处看他，他有好几个小孩，由一个日本女人当保姆，生活很困难，孩子衣不遮体，尿布片也缺，零花钱也没有，药也没法买，营养根本说不上。我问他来了多久，他说快八个月了。我直埋怨他，为什么不找我们？他说你们很忙，国家也很困难。
刘世模同志是有功劳的，打仗很不错，机动灵活，勇敢沉着，那时我当军长，他当副军长，我最了解他。我连忙给李先念同志写了一封信，请他一定设法帮助一下刘世模同志，后来听说李先念等同志也很关心，解决得不错。 这之后不久，刘世模即病逝了。
王宏坤非常客观地评价了刘世模。刘世模的一生尽管有很多遗憾，但是他所做的贡献永远值得后人铭记。
一个军3个师长，汪乃贵是高开低走，后来授衔少将，陈再道授衔上将，刘世模自杀未遂，同一批师长为何结局大不一样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一个人能不能在困难时刻脑袋能不能转过弯，能够转过弯的前途就会光明，转不过弯，人生的路就会越走越窄。
每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各种各样的困难，都需要去面对去解决，因此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正确的选择。最后以孟子的一段话送给各位读者：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天择是作者的笔名，他原为华东某野战部队军官，装备工程学本科毕业，作战指挥学研究生毕业，曾在野战部队师级、军级单位工作，后调入国防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军事历史和军事哲学颇有研究，公众号亦是“天择杂谈”，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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