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石窟寺碑通高225釐米，寬105釐米，厚17釐米，題額為符文式篆書陽刻“南石窟寺之碑”，額上橫列楷書 “石窟寺主僧斌”。碑文楷書23行，行38字，因碑下部有斷缺，現每行最多存34字。碑陰有出資修建石窟的施主題名，共3列，計56人。碑文記載了奚康生創建南石窟寺的功德。
此碑民國初年在甘肅涇川王家溝出土。民國六年知事、書法家廖元吉從南石窟寺將此碑移至涇川文廟保管。涇川文廟在1953年時已被拆毀，而《南石窟寺碑》則從縣文廟重新移至王母宮石窟寺內保存。南石窟寺學界對這方碑刻的關注研究被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而王母宮石窟寺處於南石窟寺範圍之外，被甘肅省政府單獨列入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此碑是南、北石窟寺唯一僅存的開窟遺物，不僅成為解讀兩窟乃至整個隴東造像背景及造像內容最主要的實物資料，而且也是研究地方誌、職官的重要實物資料，能正《魏書》多處舛誤。
學界將它的書法藝術與《中嶽嵩高靈廟碑》、《張猛龍碑》、《吊比干文》等一同納入北魏著名碑刻之列。範壽銘在《北魏南石窟寺碑跋》中評價其“書體雄樸，猶存太和時造像風度”。
陸維釗在《書法述要》中說，此碑屬於六朝書法中“近於《石門銘》而用筆方圓皆能”一派的“整齊”者，“與其學《爨寶子》，尚不如學《南石窟寺》”。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李洪智研究認為：“書、刻者高超的技藝造就了《南石窟寺之碑》在書法藝術上獨樹一幟的風格，這獨特的風格有直接決定了他非凡的價值，遠非同時代的許多‘窮鄉兒女’造像所能企及”。
南石窟寺為北魏奚康生所創建，原本源於一場僧侶叛亂。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正月，涇州沙門劉慧汪聚眾造反，秦州沙門劉光秀率眾響應，起義規模很大，震撼了北魏王朝。奚康生臨危受命，從華州（今陝西大荔縣）刺史任上進討涇州，叛亂很快得以平息。平叛以後，奚康生就留在涇州擔任了近三年的刺史。也就在這短短的兩年多時間裡，奚康生動員了全涇州的人力和財力，“命匠呈奇，競工開剖，積節移年，營構乃就”，在千百名工匠窮年累月的勞動下，終於造就了南石窟寺和北石窟寺（位於今慶陽市西峰區，北魏時同為涇州治下）兩座絢麗多彩的佛教藝術殿堂。
奚康生，本姓達奚，河南陽翟（今河南禹州）人。作為北魏宣武帝時期的一名武將，能征善戰。他十幾歲開始投身軍隊，東征西殺，由一名中下級軍官，逐漸升到了封疆大吏，甚至成為北魏王朝的救火隊，哪裡有危機就被調到哪裡。《魏書》中描述其：“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服。”， “康生性粗武”、“……多所殺戮”。據《魏書·卷七十三·列傳第六十一》中記載：奚康生在擔任相州（今河南北部安陽市一帶和河北省臨漳縣一帶）刺史時，因相州天旱，他派人鞭打石虎畫像，後又因到西門豹祠裡求雨不成，命人拔了西門豹像的舌頭，不久他的兩個兒子就暴死了，他自己也大病了一場。這件事對他觸動非常大，再加上他一生征戰包括平叛涇州僧侶起義在內的殺戮無數，所以說他開鑿石窟用以懺悔贖罪還是有一定道理的。《魏書》記載：“康生久為將，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但奚康生最終也沒有逃脫“橫死”的後果，於孝明帝正光二年（521年），在一次宮廷政變中被殺，時年5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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