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說到，儒家就是中國的“保守主義”。不過，這個結論筆者尚未進行任何實質性的論證，因為這其實就是筆者最終的結論，我們將循序漸進地揭開它的面紗。
後面，筆者將著重去從兩個方面做此論證：
1、保守主義的“邏輯”；
2、保守主義的內容。
說到西方的保守主義，研究者普遍認為，“保守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想，它最大的特點就是——沒“邏輯”。或者說，它是反“邏輯”的——有“邏輯”那就不叫“保守主義”。喬治·H·納什就認為，
“保守主義內在地就反對精確的定義。” [[1]]
國內研究保守主義的著名學者，山東大學的馮克利教授也說：
“如果觀察保守主義的思想內容，則會發現它並不是一個條理清晰的體系，而是有著十分複雜的成分。” [[2]]
研究者普遍認為，保守主義因其那些“複雜的成分”，從而不大可能存在任何一致性的“思路”。這也不能怪我們的學者，因為保守主義的“成分”確實是太“複雜”了，甚至充斥著相互對立的內容，比如馮老師總結過保守主義這種特點：
英美保守主義因柏克的緣故而與古典自由主義和法治傳統結下不解之緣，同樣受柏克影響的德國保守主義，則呈現出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激情。在19世紀，黑格爾是普魯士國家主義的辯護士，法國的貢斯當和托克維爾則為現代商業文明和民主趨勢提供了理論支持。此後的保守主義思想同樣成分複雜，有些甚至相互衝突。例如，同為德語文化圈的哈耶克和卡爾·施米特，大概除了可以共享保守主義之名外，兩人的思想甚少相似之處。
在英國的保守主義思想家中，奧克肖特的思想很世俗化，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卻是虔誠的天主教信徒。保守主義者在美國通常是小政府和地方主義的支持者，在法國則多是中央集權派。在經濟學領域，政治光譜中偏保守的人多為市場至上派，但很多文化保守主義者對經濟自由帶來的物質主義有很大保留。施特勞斯對現代資本主義嗤之以鼻，可是在安·蘭德看來，它是西方文明最珍貴的成果。有些保守主義者常常表現出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傾向，但也有不少保守主義者依然信守由基督教傳統中演化出的普世主義。
相信僅僅是這些繁雜的流派名稱與陌生的人名，就已經令大多數非專業的讀者望而卻步了，更何況那些“不同”甚至於“相左”的各種內容呢？可以說，流派眾多的保守主義，或許是西方政治思想領域最為複雜的一種思潮，因為他們不同於任何其他思想，他們的“思路”隱而不顯，你很難為眾多的保守主義流派尋找到一個大致的脈絡。
不過，筆者還是決心試圖去尋找一個“邏輯”，以期把這些複雜的學說統攝起來。筆者認為，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為否則的話，這些學說何以會有同樣的名稱——“保守主義”——名稱的背後往往蘊藏著一些本質性的東西。而一旦發現了其背後的“邏輯”，則可以極大地
幫助人們去理解、把握這些複雜的思想流派。 所謂“邏輯”，就是指思維的形式及其規律。古希臘人對後世哲學的一大貢獻在於，他們區分了“形式”與“質料”。所謂“邏輯”，就是“思維”的形式；而思維的質料，就是指具體的概念與內容。筆者這裡所謂的“保守主義的邏輯”絕不是指“一般邏輯”——形式邏輯；而是特指保守主義這種思想，它是如何思考問題的，它的思路如何——是指這種特殊的“邏輯”。
比如，康德的“先驗邏輯”就是一種特殊邏輯，而不是指形式邏輯。所謂“特殊邏輯”，你可以想象一部機器或一個系統，它運作的原理、形式，就是它的“特殊邏輯”；所以筆者此處所說的“保守主義的邏輯”，亦即保守主義是如何思考、如何看待問題的總的思路。
所以，筆者首先是對保守主義的“邏輯”進行論述，我們將詳細地去分析西方保守主義的思路、它是如何思考問題的、不同的保守主義流派會有怎樣一致性的思維方式、又何以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
然後以此為基，我們再返回來，對古儒的“邏輯”進行審視，看看古儒的思維方式是怎樣的，與西方保守主義的“邏輯”有什麼關聯。這部分的內容比較長，而且已經在“共識沙龍”做過講座介紹，如果讀者等不急，可以在APP“喜馬拉雅”搜索“牧豬人的豬與遠方”，第三講就是這個部分的內容。然後，“邏輯”上的考察完成之後，我們將轉向其“內容”，筆者將對古儒的具體的政治觀念、方略進行考察，從其“內容”來審視、以西方保守主義的具體主張來“解讀”古儒的政治思想。（喜馬拉雅上的第四講開始，是這方面的內容）
筆者相信，在這些論述完成之後，大家就不會再那麼驚訝於，何以郭靖與阿甘，這兩個遠隔萬里、相距千年的人物會如此相似——因為這個“相似”根本上是在於他們背後所體現的“傳統精神”的相似。
那麼，在此之前，筆者希望強調一個問題——保守主義會在怎樣的契機、怎樣的條件下，得以出現。
“保守主義”最基本的訴求，一言以蔽之，就是對既有秩序與傳統的維護與捍衛，它強調社會發展的“連續性”。所以，當社會能夠沿著既有秩序穩定前行之時，人們對這些傳統大多是“日用而不知”，沒有人會刻意去談它的可貴，更不會有人跳出來去“捍衛”它。這也是人之常情。
只有當既有秩序與傳統面臨覆滅威脅之時，“保守主義”才會出現。
無激進，不保守。
被視作近代西方保守主義之父的英國人艾德蒙·伯克，他的保守主義思想正是在英國的傳統政治面臨危機之時，才誕生的。
當時正值法國大革命初期，全世界所有熱愛自由的人都在讚美它，為它鼓勁，唯獨伯克看到了其中所隱藏的危險。
當時的英國，也有人在積極接納法國革命及其之前的啟蒙運動的種種激進思想，一些英國人正在鼓動這個國家走上法國的道路。如此，英國的既有秩序與傳統政治，勢必遭到顛覆。
中世紀的歐洲是典型的封建社會，後世憲政自由的英國正是從這種古老的制度持續發展而來。從13世紀的大憲章運動到1648年革命，可以說英國的歷史正是沿著這一古老的政治傳統所發生的自然演化。但在歐洲大陸尤其是法國則極為不同，大革命之前的法國早已是一個集權國家，舊的封建體系在法國早已廢弛。而大革命則給了這個古老的制度最後的沉重一擊，法國的古典時代正式終結，現代的共和制取代了古老的君主制。
大革命所帶來的衝擊絕不僅僅在於法國一地，之所以歐洲人將其視作驚天動地的鉅變，是因為法國人將這個巨大的“變革”帶到了其他地方——隨著拿破崙戰爭，法國人將他們的共和制迅速推行到整個歐洲，而古老的貴族封建制度則被連根拔起。
這就是歐洲的“古今之變”。
然而，整個歐洲唯有一個國家沒有發生過這樣的劇烈變革，那就是英國。
英國之所以沒有發生過這樣的變革，很大程度上在於英國社會深厚的“保守”氣質，但更重要的則是伯克的貢獻。實際上，當時的英國也有一些人已經視法國為榜樣，同樣希望推翻國王與貴族、推翻舊的政治傳統，以塑造新時代的共和政治。是伯克挺身而出，大聲斥責了這種“烏托邦”式的激進風潮，並預言了法國大革命災難性的結局——歷史證明，伯克是對的。而伯克所闡述的這套對抗激進主義的思想，也成就了後世西方保守主義的典型看法。
因而，如果沒有法國革命的激進運動，那麼“保守主義”作為一種思想也不會被人們闡發出來。
當伯克為歐洲的激進革命深深憂慮之時，他不會想到，兩千多年前，在遙遠東方的最東端，有一個人正在為同樣的問題而擔憂。
歷史的相似之處，其實就在於人性的相近。
如果說伯克所憂慮的，是英國、乃至歐洲的劇烈變革、傳統秩序的崩塌；那麼，孔子無疑在為同樣的原因而夙夜憂懼，那就是——“禮崩樂壞”。
這個“禮”，就是指當時的政治秩序——“周禮”。“禮崩樂壞”就是指當時的政治秩序的崩塌，“子弒父、臣弒君”，及其所帶來的爭奪與戰亂…尤其是後世所發生的法家的改革，封建結構被逐步廢除，政治開始集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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