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年多前的有一天，孔子被自己的學生子路給嘲諷了。
孔子肯定生氣，但編撰史書的人不方便記載，只輕描淡寫地敘述為“子曰：君子固窮......”
君子固窮，通常解釋為君子能夠安貧樂道，不失節操，即我們常聽說的“士大夫精神”。
這四個字出自《論語.衛靈公》：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大概意思就是說，孔子在陳國斷糧了，追隨他的學生們都餓得病懨懨的，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了。子路一看，火冒三丈，就怒氣衝衝地問孔子：“君子也有‘窮’的時候嗎？”孔子一聽，不高興了，心想平常教你的“尊師重道”都白教了，於是就說：“君子貧困的時候能夠安貧樂道，小人貧困了才會不擇手段、胡作非為（另一說：君子本來就窮，只有小人貧困才很常見）。”
這句話有多種解釋，各有道理。但要想弄明白孔子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首先得明白：
什麼是“窮”？
“窮”字的演變
“窮”的繁體字寫作“窮”和“竆”，字面意思就是：一個洞一樣的空間內，有人身子彎成弓一樣。腦補一下，這是個什麼人？
這個人卑躬屈膝，俯首帖耳，絕對是個人下人。
人下人能幹什麼？恐怕幹不了什麼，但又想幹點什麼。
幹不了什麼，但又想幹點什麼，這便是孔子當時被困於陳、蔡邊境的處境，也是窮人的典型心理狀態。只不過，很多人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孔子當時說這話的心境，過度地解讀了“君子固窮”這四個字，還將“甘於貧窮、安貧樂道”這種官場失意後的士大夫們用以自我安慰的樂觀精神當成了一種傳承文化，並且不斷地將這種“貧窮文化”發揚光大。
孔子可能也沒想到會這樣。
當時，孔子說這話的時候，只是因為當時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子路竟然還跑來怒懟自己，自己雖然也很氣憤，但又要保持自己的君子風度，所以才反駁了這麼一句讓後人理解各異的話。
士大夫精神，也不是說要我們安於貧窮，過著家徒四壁、一貧如洗的生活。縱觀那些不為五斗米折腰的人物，有幾個會因為五斗米就餓死的？又有幾個不是官場失意後才豪情萬丈、窮且益堅的？
細數風流人物，退隱江湖，看似高風亮節，實則沽名釣譽。
換句話說，就是當那些名人雅士體現士大夫精神的時候，往往是在他們想幹什麼但又什麼都不能幹的時候。
比如孔門七十二賢之一的原憲，如果他受到了姜太公那般禮遇，恐怕“原憲甘貧”真會變成“難甘原憲貧”了；又比如陶潛，如果當時的政治環境不是那麼黑暗，像他那種芝麻小官隨時都有可能站錯隊，有生命危險，恐怕不為五斗米折腰只是因為他想等到加一斗的時候再折。
從社會文明發展的角度來客觀一看，這個世界上，沒有人真正想要貧窮，也沒有人願意過著家徒四壁、一貧如洗的日子。所謂的“君子固窮”，不過是不得不為之。
往往高喊不為五斗米折腰的人都不是真正的窮人，也不是一個想要甘於貧窮的人，他們只是想要通過這種方式展現出自己很牛逼的樣子，掩飾著內心的苦楚，不讓那些想看他們笑話的人如願以償，所以不得不打腫臉充胖子地說：看吧，貧窮也沒什麼大不了，老子照樣活得好好的！
這一點在李白和蘇東坡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只不過人家是君子，要臉面，要骨氣，要節操，說不出市井小民才會率真哀呼的“貧窮限制了我的想象”、“貧窮使我不得開心顏”之類的心裡話。
君子不窮，窮的只是匹夫。
歷史從來如此，所謂的“貧窮文化”史亦是如此。原憲聲名顯赫，即使一天啥事不幹，自有人送來酒肉，一般人想送還不一定送得出去，譬如他的老同學子貢；陶淵明即使一生不出仕，隱居鄉野，家裡也有南山一片，“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蘇東坡再怎麼窮困潦倒，宦海生涯也有幾十年，算不得窮人。
原先甘貧
在當今時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貧窮等同於犯罪，不僅可恥，而且可怕。因為，貧窮帶來的後果往往具有災難性和毀滅性。小則偷雞摸狗，大則天下動盪。非洲就是個典型例子。
這是一個經濟社會的時代，適合生活，卻不適合生存——達則兼濟天下，窮者難善其身 。所以經常聽人說，窮人不配擁有夢想。聽起來氣人，仔細一想，還真有幾分道理：
一個人，即使你再怎麼品學兼優，志趣高遠，如果連實現夢想的資本都沒有，那麼這個夢想再怎麼偉大終究也只能成為空想，志向再怎麼遠大也只能被人說成好高騖遠。
試想一下，如果一個人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也不為五斗米折腰，那麼他的結局肯定沒有那些名垂千古的君子好，因為那些君子再窮，也有房可住，有糧可食。而如今呢，如果窮人不求上進，反而甘於貧窮，那麼只能落得一個苦大仇深的下場，要麼為了柴米油鹽，惶惶不可終日，要麼生無立錐之土，死無葬身之地。
所以說，“貧窮文化”雖然聽起來高雅，但對於普通人而言，安貧樂道等於不思進取。對於孔子的這句話，對於士大夫精神，我們敬仰就夠了，畢竟時代不同了，再把這種“貧窮高尚”的思想奉為圭臬，那可就是對社會的不負責任。
從古至今，君子不窮，窮的只是匹夫。
正所謂：君子固窮，窮則思變，變生不測。不測不知，君子不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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