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在疫情裡失業？這篇文章告訴你如何走下去

我們從疫情的緊張氣氛裡暫時舒緩下來，生活看似迴歸常態，但改變卻悄悄地發生著。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說，新冠病毒將永久地改變世界秩序；英國哲學家約翰·格雷（John Gray）說，現在我們處於歷史的轉折點，還有人說，疫情將引發新的文藝復興，甚至改變我們的性格，讓我們不那麼匆忙，“把我們從時間推動的生活中解放出來，放棄以‘生產力’為指標的工作評價體系”。

早在幾年前，暢銷書作者、The Energy Project公司的創始人託尼·施瓦茨（Tony Schwartz）就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裡呼籲老闆們要“把員工當大人看，才能有高生產力”，他提出一個觀點：你越是滿足員工的需求，他們也會更加滿足你的需求。當然，很多人認為這簡直是“痴人夢話”。

時至今日，不管是“績效”還是“生產力”，這類指標無非就是考核一個員工是否“敬業”的數據而已。人不是機器，在工作和生活越來越難有明確分界線的當下，我們在談論“生產力”的時候，肉眼可見的工作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關於收益與付出。

你是否有效率？高效？有用？說得再確切點，你是否足夠有效率、高效和有用？當今世界，技術讓我們彼此之間輕鬆保持不間斷連接。於是產生了上述這類問題，這類問題自然而然，但又可怕。

然而，疫情讓那個要求你時刻保持效率的世界突然停了下來——這可能是個好消息：《如何做到什麼都不做》（How to Do Nothing）的作者簡·奧德爾（Jenny Odell）認為，如果個人身份認同僅僅依託於自己對公司損益表的貢獻，我們最終將迷失真正的自我。

“什麼都不做”，並不是懶散或淡漠，也不是拋棄效率和利潤，而是提醒人們開始重視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智能設備被視為提高生產力的“神器”，但沉迷其中會帶來了許多副作用：抑鬱、孤獨、隔絕、低同理心……定期離開智能設備一段時間，我們就更能冷靜地思考自己使用這些設備的方式是否妥當。

另一方面，我們要重新思考所謂的“敬業”。敬業，就等於“不停工作，時刻待命”嗎？傳統晉升體系對理想員工的定義就是超時超量超負荷工作。在這種體系裡，一個人能夠成功，一定是因為他犧牲了生活的其他方面，才在工作單位取得了過人成就。

這樣被選拔出來的人，如今都成了管理者。他們全都篤信一件事：要成為成功的專業人士，唯一的辦法就是不停地工作，像照看孩子的日常家務、撫養孩子的感情投入之類，都必須外包給別人。

比如日本就存在一種嚴格僵硬的上班文化，這杜絕了彈性工作制，使上班族的日程幾乎無法容納家庭事務，比如不可能帶孩子去做體檢。

但事實上，幾十年來的數據顯示，在工作和生活之間達到理智的平衡，對僱員和僱主雙方都有好處。

作為僱主，需要重新界定什麼是“全職工作”，什麼是“理想員工”。“理想員工”不能依然是“整天待在辦公室工作，隨時願意為了工作犧牲個人生活”的人。新的理想員工應該在完成工作責任的同時也能承擔家庭責任，比如育兒和贍養老人等。

而對更多的人來說，“改變自己”是這個時期最值得投入的事。實際上，我們已經在改變了：比如，現在，很多人開始學習烹飪，也許我們真的會重新愛上烹飪。

我們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候更渴望“娛樂”。歷史上，在西班牙大流感和一戰結束後，許多美國人渴望輕鬆的娛樂，汽車和廣播因此流行起來。也許這次疫情結束後，人們會同樣感到釋然，尋求集體活動和享樂。

此刻，我們不僅孤獨地在一起，還一起“孤獨”（ Not only alone together, but together alone）。試著在這段“獨醒”的日子裡，做一個“沒效率”的人——事實證明，通過編寫程序讓機器完全模仿人類的知識和技能是非常困難的，雖然它們比人類更有效率，但人類具有管理和利用情緒的能力以及考慮到環境影響的能力，而這些是批判性思維、創造性解決問題、有效溝通、適應性學習和正確判斷力的關鍵構成因素。

在一項調查中，93%的僱主表示求職者如果具有批判性思維、良好的溝通能力以及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遠比他或她的本科專業更重要。

所以，你只能抱著“生產力”不放嗎？要知道，學習能力強、能做正確的決策以及與他人合作良好……這類的“軟技能”可能才是當下最需要的能力。

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曾經寫道：“勞作、憂慮、艱辛和麻煩的確是幾乎每個人的生活命運。可是，如果每個慾望一誕生就得償所願，人又該如何填滿自己的生活，如何消磨時間？”換個問法就是，“勞作、憂慮、建議和麻煩”誠然不可避免，但這就是生活的全部了嗎？

我們需要做的，是遵循過去與當下的關係，調節我們看待未來的角度。希望所有與不可逆的時間搏鬥的人都能勇敢地改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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