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在疫情里失业？这篇文章告诉你如何走下去

我们从疫情的紧张气氛里暂时舒缓下来，生活看似回归常态，但改变却悄悄地发生着。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说，新冠病毒将永久地改变世界秩序；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说，现在我们处于历史的转折点，还有人说，疫情将引发新的文艺复兴，甚至改变我们的性格，让我们不那么匆忙，“把我们从时间推动的生活中解放出来，放弃以‘生产力’为指标的工作评价体系”。

早在几年前，畅销书作者、The Energy Project公司的创始人托尼·施瓦茨（Tony Schwartz）就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里呼吁老板们要“把员工当大人看，才能有高生产力”，他提出一个观点：你越是满足员工的需求，他们也会更加满足你的需求。当然，很多人认为这简直是“痴人梦话”。

时至今日，不管是“绩效”还是“生产力”，这类指标无非就是考核一个员工是否“敬业”的数据而已。人不是机器，在工作和生活越来越难有明确分界线的当下，我们在谈论“生产力”的时候，肉眼可见的工作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关于收益与付出。

你是否有效率？高效？有用？说得再确切点，你是否足够有效率、高效和有用？当今世界，技术让我们彼此之间轻松保持不间断连接。于是产生了上述这类问题，这类问题自然而然，但又可怕。

然而，疫情让那个要求你时刻保持效率的世界突然停了下来——这可能是个好消息：《如何做到什么都不做》（How to Do Nothing）的作者简·奥德尔（Jenny Odell）认为，如果个人身份认同仅仅依托于自己对公司损益表的贡献，我们最终将迷失真正的自我。

“什么都不做”，并不是懒散或淡漠，也不是抛弃效率和利润，而是提醒人们开始重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智能设备被视为提高生产力的“神器”，但沉迷其中会带来了许多副作用：抑郁、孤独、隔绝、低同理心……定期离开智能设备一段时间，我们就更能冷静地思考自己使用这些设备的方式是否妥当。

另一方面，我们要重新思考所谓的“敬业”。敬业，就等于“不停工作，时刻待命”吗？传统晋升体系对理想员工的定义就是超时超量超负荷工作。在这种体系里，一个人能够成功，一定是因为他牺牲了生活的其他方面，才在工作单位取得了过人成就。

这样被选拔出来的人，如今都成了管理者。他们全都笃信一件事：要成为成功的专业人士，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工作，像照看孩子的日常家务、抚养孩子的感情投入之类，都必须外包给别人。

比如日本就存在一种严格僵硬的上班文化，这杜绝了弹性工作制，使上班族的日程几乎无法容纳家庭事务，比如不可能带孩子去做体检。

但事实上，几十年来的数据显示，在工作和生活之间达到理智的平衡，对雇员和雇主双方都有好处。

作为雇主，需要重新界定什么是“全职工作”，什么是“理想员工”。“理想员工”不能依然是“整天待在办公室工作，随时愿意为了工作牺牲个人生活”的人。新的理想员工应该在完成工作责任的同时也能承担家庭责任，比如育儿和赡养老人等。

而对更多的人来说，“改变自己”是这个时期最值得投入的事。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改变了：比如，现在，很多人开始学习烹饪，也许我们真的会重新爱上烹饪。

我们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更渴望“娱乐”。历史上，在西班牙大流感和一战结束后，许多美国人渴望轻松的娱乐，汽车和广播因此流行起来。也许这次疫情结束后，人们会同样感到释然，寻求集体活动和享乐。

此刻，我们不仅孤独地在一起，还一起“孤独”（ Not only alone together, but together alone）。试着在这段“独醒”的日子里，做一个“没效率”的人——事实证明，通过编写程序让机器完全模仿人类的知识和技能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它们比人类更有效率，但人类具有管理和利用情绪的能力以及考虑到环境影响的能力，而这些是批判性思维、创造性解决问题、有效沟通、适应性学习和正确判断力的关键构成因素。

在一项调查中，93%的雇主表示求职者如果具有批判性思维、良好的沟通能力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远比他或她的本科专业更重要。

所以，你只能抱着“生产力”不放吗？要知道，学习能力强、能做正确的决策以及与他人合作良好……这类的“软技能”可能才是当下最需要的能力。

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曾经写道：“劳作、忧虑、艰辛和麻烦的确是几乎每个人的生活命运。可是，如果每个欲望一诞生就得偿所愿，人又该如何填满自己的生活，如何消磨时间？”换个问法就是，“劳作、忧虑、建议和麻烦”诚然不可避免，但这就是生活的全部了吗？

我们需要做的，是遵循过去与当下的关系，调节我们看待未来的角度。希望所有与不可逆的时间搏斗的人都能勇敢地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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