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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鼠吐宝 | 钱包越来越瘪,谁不想有它来撑腰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鼠在中国历代的形象可谓复杂而多元。既有《诗经》硕鼠一类讽谏之作,又有民间喜闻乐见带有吉祥寓意的“老鼠嫁女”“老鼠娶亲”等故事传说,还有藏传佛教中,象征财富的多闻天王手中的“吐宝鼠”形象……


# 本文节选自《美成在久》第33期 「瑞鼠吐宝:茂陵博物馆藏铜鼠的年代与意涵」 一文,作者周天为本刊编辑,邱宁斌为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 #


应了鼠年之瑞,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上展出的茂陵铜鼠风光无限。这件上世纪出自陕西兴平地区,后由茂陵博物馆所收藏的铜鼠,长期被当成西汉之作,又有“口吐葡萄”之相状,受人关注毫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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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鼠 [传]西汉中期 长13.2厘米 茂陵博物馆藏


然而,这件铜鼠却有可能为一件清代文物,其意涵与佛教多闻天王、布禄金刚手中的吐宝鼠相关。


身世之谜


这件铜鼠长13.2厘米,通体呈深红色。尖耳,圆目,四肢匍匐,尾巴细长略带弯曲,口部塑有一球状物,球上有圆圈纹,鼠底部另有一凸起的柱状物。


关于铜鼠年代,目前已知的各类展览和出版物均定其为西汉时期。在2019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与天久长”展览中,即展出了本文所讨论的这件茂陵铜鼠,展览说明牌提供的信息为


5-5 衔物鼠,西汉中期,公元前139年—前87年,长13.2cm;铜;兴平市豆马村汉武帝(公元前141年—前87年在位)茂陵东侧1号无名冢1号丛葬坑出土,茂陵博物馆藏


这是目前可以见到的,关于这件铜鼠最详细且明确的出土信息。


1981年5月发掘的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丛葬坑,是秦汉考古一次重大的发现。如今陈列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鎏金铜竹节熏炉、鎏金铜马等众多汉代文物精品均出自此,该丛葬坑出土的诸多器物上都带有“阳信家”的铭文,故推测这批器物的主人应是汉武帝刘彻的姐姐阳信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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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铜竹节熏炉、鎏金铜马 取自展览图录内页@上海书画出版社


若此铜鼠真的出自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丛葬坑,则基本可定为西汉中期的文物珍品。然而,仔细检阅1982年《文物》发表的考古报告,其中丝毫未提及有关这件铜鼠的任何信息,且该丛葬坑的器物分布图中也未见及该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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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考古报告,特别是此类简报存在未全面展示考古发掘信息的可能,难道是当年整理的简报中遗漏了这件铜鼠?它是否真的如“与天久长”展览及一些学者文章所述,是属于西汉中期茂陵丛葬坑的出土物?


这件茂陵铜鼠曾被各类图录、专著著录多次,但有关其来源的信息并不统一,存在大量信息不一致的现象:

李西兴主编的《陕西青铜器》附录一“陕西出土重要青铜器一览表”中提到“1982年兴平市茂陵乡出土西汉铜鼠”;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中,显示其为“1982年陕西兴平茂陵出土”。而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丛葬坑是1981年发掘的,与前述两条出土信息并不一致。

1988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47》工艺美术编民间玩具剪纸皮影卷中也收录了茂陵铜鼠,其信息记录的更为详细:“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八日出土于陕西省兴平县”,撰写此条目的为王志杰;而同为王志杰所著,出版于2012年的《茂陵文物鉴赏图志》中,该铜鼠的来源被记录为“1976年6月18日本馆征集”。


出土信息的混乱让茂陵铜鼠的身世更加扑朔迷离。


王志杰先生曾为茂陵博物馆馆长,上世纪60年代起就扎根于茂陵,在茂陵地区工作超过50年,应该是最熟悉茂陵地区出土文物的人之一。在他所提供的关于这件铜鼠的两条信息中都提到了“1976年6月18日”,且其最新著作《茂陵文物鉴赏图志》中写道是“本馆征集”。


在暂无更多信息的情况下,笔者更倾向于这件茂陵铜鼠为1970年代陕西兴平茂陵地区文物工作部门的征集品


年代与口衔物


如上所述,茂陵铜鼠可能并不属于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丛葬坑的出土物,甚至与茂陵并无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件铜鼠是否真的是汉代制品呢?首先,我们不妨关注下古代鼠类文物是什么样子的。


虽说鼠很早就进入到中国人生活之中,但将鼠作为艺术品来塑造的例子却不太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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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鼠图拓片 四川三台县郪江镇汉代崖墓


目前可以确认的,最早的文物中的鼠形象出现在汉代。四川三台县郪江镇的汉代崖墓中出现了狗叼着老鼠的图像。一只狗蹲坐在地,口中叼着一只鼠,鼠长长的尾巴也被塑造出来,但这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吕氏春秋》中记载:“齐有善相狗者,其邻假以买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 其邻畜之数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 ‘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则桎之。’ 其邻桎其后足,狗乃取鼠。”


此幅四川三台汉代崖墓的画像,便是“良狗取鼠”故事的图像诠释。


鼠的形象也出现在徐州汉代画像石中,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收藏了一块出自凤凰山汉墓祠堂的画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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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鼠画像石 徐州凤凰山汉墓祠堂 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


画面的主体是一座汉代楼阁,楼阁顶部蹲坐一只小兽,圆圆的脑袋,身上纹饰似是对毛色的刻画,应是只猫;猫的下方雕有一只鼠,小脑长尾,形象可爱。此外,“猫(狗)捉鼠”的图像还见于山东沂南北寨村画像石中,可见其在汉代较为流行。


汉代鼠的形象除了在画像石出现之外,也见于陶俑。陕西西安北郊红朝坡汉墓出土了一组灰陶小鼠,竖耳尖嘴,尾巴上卷,是极为难得的有明确出土信息的汉代鼠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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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陶小鼠(一组) 汉代 高约3厘米,长约6厘米 陕西西安北郊红朝坡汉墓出土


从以上鼠的形象,我们大致能够了解汉代人对于鼠的塑造方式。虽然茂陵铜鼠,与上述四例的材质不同,但也不难看出其造型与我们见到的汉代的鼠有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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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铜熊 西汉 高7.6厘米 安思远旧藏


诚然,汉代以铜为媒材来制作动物较为常见。比如安思远旧藏的鎏金铜熊,熊头与鼠头一样都是尖嘴,有一定的可比性;铜熊的眼睛、睫毛、头部毛发、嘴中伸出的舌头等,都刻画得十分精细,相比之下,茂陵铜鼠头部的刻画就粗率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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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及封面图 @王朝的废墟


另外,铜熊和铜鼠都有展现身上的毛发,前者的毛发是铸造出来的,而后者的毛发是磨刻出来的,二者的工艺及所呈现的效果也有较大差异。


要想真正断定茂陵铜鼠的年代,对铜鼠口中之物的判断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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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陵铜鼠口部细节


目前学界对于这件铜鼠口衔物的认识主要分为两派。一是以茂陵博物馆王志杰先生为代表,称其为“鼠吃葡萄”或“老鼠吃葡萄”。从这个名称可以看出,王氏认为铜鼠口中叼着的球状物是“葡萄”。


葡萄确实最早在西汉时期被引入中国,《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见到:

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


而《汉书·西域传》进一步明确指出,大将李广利伐宛后,使者将葡萄的种子带回中国。若这件“吃葡萄”铜鼠确实出自茂陵,也算是一段葡萄传入中国史实的美好见证。


另一些研究者则谓之“ 饼状物”或“球状物”,称其为“衔物鼠”。不过茂陵铜鼠真的是 “口衔”一物吗?


仔细观察铜鼠口部的球状物,可见其上刻有一圆形,圆的下部还有两道弧形装饰,这似乎与葡萄的真实样貌不同,而与藏传佛教艺术中珠宝的形象十分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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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中珠宝形象


英国藏传佛教和艺术史学者罗伯特·比尔(Robert Beer)整理了藏传佛教中象征符号和器物图案,在他的《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一书中讲到:“作为供品,珠宝通常画成圆形或梨形,颜色从顶部到底部渐深。珠宝一般带有清晰的顶尖,顶尖上有几条金色的环线,表示珠宝在闪烁发光。”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茂陵铜鼠口中之物与藏传佛教中珠宝的样式一致,如此看来,铜鼠口部球状物上的纹饰组合,即表现珠宝在闪烁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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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中吐宝鼠形象


于此,便不难理解茂陵铜鼠实际上是藏传佛教中的“吐宝鼠”。罗伯特·比尔在书中也介绍了吐宝鼠的图像,造型和细节与茂陵铜鼠十分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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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宝鼠匝卡 公元19世纪 尼泊尔雪谦档案馆藏


此外,收藏于尼泊尔雪谦档案馆的一套19世纪的匝卡中有一幅吐宝鼠画像。描绘有两只吐宝鼠,鼠的周围都是它们吐出的珠宝,其形象与茂陵铜鼠也一致。


由此可知,本文所讨论的铜鼠不是所谓的“衔物鼠”,更不是“老鼠吃葡萄”,而是藏传佛教中的“吐宝鼠”。


形象与意涵


吐宝鼠是佛教中多闻天王、布禄金刚等左手所持的器物,鼠可以吐出摩尼宝珠,象征着财富。


这可能来源于印度,如古代印度的象鼻财神毗那夜迦,脚踏一只鼠。《宋高僧传》有乌苌国(古印度)“鼠献金钱”的记录:“畏复至乌苌国,有白鼠驯绕,日献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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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形袋

河北阳曲不二寺明代多闻天王像(左)

西藏山南丹萨寺明代鎏金天王立像(右)


另外,在中亚和古印度,人们还会用鼠鼬的皮制作钱包,从其口中倒出钱币、宝石。上图中造像右手均抓着一只鼠头形的袋子,尤其右者制作精致华丽,天王手中见鼠形宝袋,鼠颈饰珠串,腹部圆鼓,并对鼠的四肢亦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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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多闻天王壁画 中唐时期 甘肃瓜洲榆林窟15窟前室北壁


吐宝鼠在中国的图像材料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甘肃瓜州榆林窟15窟前室北壁绘制了一幅多闻天王(毗沙门天王)的画像,天王身披璎珞,头戴高冠,左手握一只口吐宝珠的鼠。


这里鼠的形象与我们传统认知的老鼠、田鼠等不同,它体型较大且修长,更像是鼠鼬。在藏传佛教的语义中,吐宝鼠被称为“那库拉(nakula)”,是鼬(mongoose)一类的动物,不过后来在中国多数还是以“鼠”的形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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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各个时期,多闻天王和布禄金刚手中吐宝鼠形象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茂陵铜鼠的风格,更接近于清代的吐宝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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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闻天王唐卡细部 约18世纪 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上图这件收藏于费城艺术博物馆的约18世纪的唐卡,画面中央是手持吐宝鼠的多闻天王,吐宝鼠吐出一串摩尼宝珠,地面上已经堆成一座宝珠小山,且其纹饰细节与茂陵铜鼠口吐的宝珠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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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鎏金多闻天王像 清代 西藏布达拉宫管理处藏


相关金铜造像可见,布达拉宫管理处收藏的一件清代铜鎏金多闻天王像,吐宝鼠吐出的也是闪烁的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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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雕多闻天王像 清代 河北唐山清东陵乾隆裕陵地宫


竣工于乾隆十七年(1752)的清裕陵,地宫墙面浮雕有四大天王,尺寸巨大,工艺繁复精细,其中多闻天王手持吐宝鼠的造型及口含宝珠,也与茂陵铜鼠相近。


值得注意的是,茂陵铜鼠的底部有一截凸起的柱状物,说明其原来应是安插于某处——为某个金、铜造像手中的部件,或系插于台座作为供奉的单体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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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陵铜鼠底部


多闻天王或布禄金刚手持吐宝鼠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用手抓住鼠的脖颈,一种是手托住鼠。前者在铸造时通常一体成型,后者造像和吐宝鼠为分开铸造,尔后再将鼠插入造像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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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鎏金多闻天王像(手中吐宝鼠佚失)清代 西藏昌都同卡寺藏


鉴于茂陵铜鼠的尺寸较大,长达13.2厘米,若其确原为造像手中的吐宝鼠,可大致推算这尊金铜造像的尺寸需达近真人大小,这样的尺寸在藏传佛教金铜造像中较为少见。


所以仍不能排除茂陵铜鼠为单体造像,是安插于某个台座之上用于供奉,为人们祈求财富所用,这在民间应是一种喜闻乐见的行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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