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要分析四個事例，而其中三個事例是關於執法方面的，這也是後人將張釋之作為法家代表人物的證據。那麼，張釋之與法家究竟有多少關係呢？請見下文分析評論。
一、關於張釋之的四個事例
事件一：鐵面應對兩皇子
有一次，漢文帝的太子與梁王（漢文帝的另外一個兒子）共乘一車入朝，經過司馬門時，二人徑直進入，違反了相關規定。於是，張釋之追上太子和梁王，禁止二人進入殿門，並劾奏太子和梁王“經公門不下車，為不敬”。薄太后也得知此事，漢文帝為此向太后免冠賠禮，承認自己教子不嚴。薄太后於是派專使傳詔赦免太子和梁王，二人才得以進入殿門。由此，漢文帝更驚奇和賞識張釋之的膽識，升他為中大夫；不久，又任命他為中郎將。
事件二：直言勸諫行薄葬
張釋之跟隨漢文帝巡視霸陵，陵寢建造的非常牢固，漢文帝甚是滿意，左右群臣也都隨聲附和，唯獨張釋之提出不同意見，說道：“假若陵寢裡面有能勾起人們貪慾的珍寶，即便熔化金屬把整個南山封起來，也會有間隙；假若裡面沒有珍寶，即便沒有石墩，又有什麼可憂慮的啊！”漢文帝稱讚他說得好，不久，張釋之被任命為廷尉。
事件三：渭橋驚馬遵成法
有一次，漢文帝出行經過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跑出，驚動了皇帝的車駕。漢文帝將此人送交廷尉治罪，張釋之認為此人只是違犯清道戒嚴的規定，按律當處罰金。漢文帝很不高興，認為處罰太輕。而張釋之卻說：按相關法律規定，此案就應該這樣定罪；現在皇上把此案交給廷尉處理，而廷尉是天下公平的典範，如果判案稍有傾斜，天下用法就可輕可重，沒有標準了。漢文帝思慮半晌，說到：“廷尉的判決是對的。”
事件四：祖廟盜環秉公判
有人偷盜高祖廟神位前的玉環，漢文帝大怒，將其交給廷尉治罪。張釋之判定此案犯應該在街市公開斬首。漢文帝還是認為張釋之判得太輕，認為應該誅滅此人全族。張釋之見漢文帝震怒，免冠頓首謝罪說：“依法這樣判，已經足夠了。
況且，同樣的罪名，還應該根據事件程度區別輕重。今天此人以偷盜宗廟器物之罪被滅族，若哪天萬一有愚昧無知之輩，從高祖的長陵上取了一捧土，陛下將怎樣給他加以更重的懲罰呢？”於是，漢文帝向薄太后說明情況，批准了張釋之的判刑意見。
二、上述四個案例之分析評論
（一）張釋之的行為只有法家之皮而無法家之實
誠然，兩皇子違章、渭橋驚馬、祖廟盜環這三個案例都是關於執法問題的，而且張釋之都是秉公斷案，不管涉及的人是皇親國戚還是匹夫黔首，標準都一樣，這一點毋庸質疑。這似乎與商鞅當初在秦國變法時採取“立木為信”“刑公子虔”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後人就認為張釋之是法家代表人物。
本文認為這樣的判斷有些片面，大家公認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不僅僅是因為他本人執法嚴明、公正無私，更重要的是他策劃了一整套系統的具有法家思想理論的改革方案。而且，商鞅採取的那些獎懲方法，本質上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根本性的政治制度方面的變革。最終，商鞅也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那樣的變革。
那麼，根據張釋之的三件事例，能夠斷定漢文帝時期開始實行法家統治了嗎？很明顯，並沒有。自從漢高祖劉邦去世之後，漢帝國政治的總體走勢是逐漸去中心化的，也就是逐步弱化中央政府的權力。
而到了漢文帝時期，中央政府的權力更加弱化，因為漢文帝本身並沒有多少背景與實力，他是靠功臣集團的支持才登上皇位。既然如此，漢文帝又如何能夠實現以君主集權為特徵的法家制度呢？實現君主集權確實是漢文帝內心所願，但是，在當時的政治格局下，漢文帝強力推行中央集權是不可想象的。
在上述三個案例中，張釋之是表面強硬而實際圓滑至極，沒有見到他處理過哪個位高權重的功臣官僚，處理的案件也不涉及各自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漢文帝與張釋之更像是唱的一出好雙簧，但實際作用會有多大呢？我看是微乎其微！各級功勳故舊、王公貴族恐怕照樣還是我行我素，不太會把大漢帝國的法律看在眼裡。
總之，集權化與去中心化兩條路線就像事物的兩面，它們既是矛盾也是統一的，它們之間鬥爭與融合始終在進行著。
（二）張釋之的升遷之路
根據《史記》所述，張釋之在袁盎的引薦之後，先後經歷了四次升遷：
第一次是在虎圈嗇夫事件後，升為公車令；
第二次是在處罰兩皇子事件後，升為中大夫。
第三次是升任中大夫後不久，又被提拔為中郎將。
第四次是在直言勸諫漢文帝實行薄葬事件後，被任命為廷尉。廷尉是九卿之一，此次升遷才真正意味著張釋之進入漢帝國的高級管理層。
從上述經過看，只有處罰兩皇子事件與法治有點關係，而真正涉及執法方面的兩個案例渭橋驚馬與祖廟盜環，都是在張釋之做廷尉期間發生的事情，如此說來，張釋之的升遷之路與所謂的執法嚴明關係不大。
相對而言，本文倒認為張釋之的言行更符合儒家的一些政治標準。張釋之的這些案例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在一定程度上違背漢文帝最初的主觀意見！關鍵是漢文帝最後還能矯正自己最初的相反想法，並且“抗上”的張釋之還能一路高升，位居卿相。這是儒家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君臣關係。
很多人認為儒家提倡“君君臣臣”，似乎是嚴格踐行尊卑秩序，其實這只是事物的一面。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說的是要想處理好君臣關係，需要雙方的共同配合。後來，經過歷代知識分子進一步解釋說明，君臣關係的闡述又得到拓展與完善。
大致意思就是：臣主要遵守君主制度，不能行僭越之舉，但君主也需要尊重臣屬的意見，給予臣屬充分的權利和尊嚴。這樣，臣屬不去覬覦君主的至高地位，但在政務管理上也不需要一味迎合君主的主觀意見，能夠坦誠提出自己的政治建議，保持比較獨立的人格；而君主也不需要時刻警惕臣屬對自己至高權力與地位的強烈慾望，以便能夠更加客觀理性的看待臣屬的意見和行為，更好做出判斷與抉擇。
（三）張釋之的客觀意義
儘管張釋之對大漢帝國政治秩序和政治格局的影響微乎其微，但我們還是要極力對其推崇一下。因為，自漢帝國建立以來，張釋之可以算是第一位能夠以相對比較獨立的人格與帝國最高領導者相處的高級官僚。
當初，蕭何、曹參對漢惠帝，以及周勃、陳平對漢文帝的態度，也是非常獨立的，但是他們的情況與張釋之完全不同。蕭、曹、周、陳都是開國功臣，既有很深的資歷，又有很強的實力，漢惠帝、漢文帝對這些功臣忍讓、客氣，那也是有些不得已而為之，恐怕不會是那麼心甘情願的。
但張釋之完全沒有這些背景與資歷，他因為漢文帝的信任才快速升遷至高位。在張釋之當上廷尉，位居九卿之尊時，還能勇於堅持自己的觀點，並沒有顧忌官位的得失，這是令人欽佩的政治品質，這就是所謂的直臣、錚臣。
當然，有錚臣出世，就必為明君當道，正因為有漢文帝這樣寬厚仁德的帝王，才會容下總對自己唱反調的張釋之，這也是一種因果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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