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要分析四个事例，而其中三个事例是关于执法方面的，这也是后人将张释之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证据。那么，张释之与法家究竟有多少关系呢？请见下文分析评论。
一、关于张释之的四个事例
事件一：铁面应对两皇子
有一次，汉文帝的太子与梁王（汉文帝的另外一个儿子）共乘一车入朝，经过司马门时，二人径直进入，违反了相关规定。于是，张释之追上太子和梁王，禁止二人进入殿门，并劾奏太子和梁王“经公门不下车，为不敬”。薄太后也得知此事，汉文帝为此向太后免冠赔礼，承认自己教子不严。薄太后于是派专使传诏赦免太子和梁王，二人才得以进入殿门。由此，汉文帝更惊奇和赏识张释之的胆识，升他为中大夫；不久，又任命他为中郎将。
事件二：直言劝谏行薄葬
张释之跟随汉文帝巡视霸陵，陵寝建造的非常牢固，汉文帝甚是满意，左右群臣也都随声附和，唯独张释之提出不同意见，说道：“假若陵寝里面有能勾起人们贪欲的珍宝，即便熔化金属把整个南山封起来，也会有间隙；假若里面没有珍宝，即便没有石墩，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啊！”汉文帝称赞他说得好，不久，张释之被任命为廷尉。
事件三：渭桥惊马遵成法
有一次，汉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跑出，惊动了皇帝的车驾。汉文帝将此人送交廷尉治罪，张释之认为此人只是违犯清道戒严的规定，按律当处罚金。汉文帝很不高兴，认为处罚太轻。而张释之却说：按相关法律规定，此案就应该这样定罪；现在皇上把此案交给廷尉处理，而廷尉是天下公平的典范，如果判案稍有倾斜，天下用法就可轻可重，没有标准了。汉文帝思虑半晌，说到：“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事件四：祖庙盗环秉公判
有人偷盗高祖庙神位前的玉环，汉文帝大怒，将其交给廷尉治罪。张释之判定此案犯应该在街市公开斩首。汉文帝还是认为张释之判得太轻，认为应该诛灭此人全族。张释之见汉文帝震怒，免冠顿首谢罪说：“依法这样判，已经足够了。
况且，同样的罪名，还应该根据事件程度区别轻重。今天此人以偷盗宗庙器物之罪被灭族，若哪天万一有愚昧无知之辈，从高祖的长陵上取了一捧土，陛下将怎样给他加以更重的惩罚呢？”于是，汉文帝向薄太后说明情况，批准了张释之的判刑意见。
二、上述四个案例之分析评论
（一）张释之的行为只有法家之皮而无法家之实
诚然，两皇子违章、渭桥惊马、祖庙盗环这三个案例都是关于执法问题的，而且张释之都是秉公断案，不管涉及的人是皇亲国戚还是匹夫黔首，标准都一样，这一点毋庸质疑。这似乎与商鞅当初在秦国变法时采取“立木为信”“刑公子虔”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后人就认为张释之是法家代表人物。
本文认为这样的判断有些片面，大家公认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不仅仅是因为他本人执法严明、公正无私，更重要的是他策划了一整套系统的具有法家思想理论的改革方案。而且，商鞅采取的那些奖惩方法，本质上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根本性的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最终，商鞅也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那样的变革。
那么，根据张释之的三件事例，能够断定汉文帝时期开始实行法家统治了吗？很明显，并没有。自从汉高祖刘邦去世之后，汉帝国政治的总体走势是逐渐去中心化的，也就是逐步弱化中央政府的权力。
而到了汉文帝时期，中央政府的权力更加弱化，因为汉文帝本身并没有多少背景与实力，他是靠功臣集团的支持才登上皇位。既然如此，汉文帝又如何能够实现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法家制度呢？实现君主集权确实是汉文帝内心所愿，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汉文帝强力推行中央集权是不可想象的。
在上述三个案例中，张释之是表面强硬而实际圆滑至极，没有见到他处理过哪个位高权重的功臣官僚，处理的案件也不涉及各自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汉文帝与张释之更像是唱的一出好双簧，但实际作用会有多大呢？我看是微乎其微！各级功勋故旧、王公贵族恐怕照样还是我行我素，不太会把大汉帝国的法律看在眼里。
总之，集权化与去中心化两条路线就像事物的两面，它们既是矛盾也是统一的，它们之间斗争与融合始终在进行着。
（二）张释之的升迁之路
根据《史记》所述，张释之在袁盎的引荐之后，先后经历了四次升迁：
第一次是在虎圈啬夫事件后，升为公车令；
第二次是在处罚两皇子事件后，升为中大夫。
第三次是升任中大夫后不久，又被提拔为中郎将。
第四次是在直言劝谏汉文帝实行薄葬事件后，被任命为廷尉。廷尉是九卿之一，此次升迁才真正意味着张释之进入汉帝国的高级管理层。
从上述经过看，只有处罚两皇子事件与法治有点关系，而真正涉及执法方面的两个案例渭桥惊马与祖庙盗环，都是在张释之做廷尉期间发生的事情，如此说来，张释之的升迁之路与所谓的执法严明关系不大。
相对而言，本文倒认为张释之的言行更符合儒家的一些政治标准。张释之的这些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在一定程度上违背汉文帝最初的主观意见！关键是汉文帝最后还能矫正自己最初的相反想法，并且“抗上”的张释之还能一路高升，位居卿相。这是儒家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君臣关系。
很多人认为儒家提倡“君君臣臣”，似乎是严格践行尊卑秩序，其实这只是事物的一面。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说的是要想处理好君臣关系，需要双方的共同配合。后来，经过历代知识分子进一步解释说明，君臣关系的阐述又得到拓展与完善。
大致意思就是：臣主要遵守君主制度，不能行僭越之举，但君主也需要尊重臣属的意见，给予臣属充分的权利和尊严。这样，臣属不去觊觎君主的至高地位，但在政务管理上也不需要一味迎合君主的主观意见，能够坦诚提出自己的政治建议，保持比较独立的人格；而君主也不需要时刻警惕臣属对自己至高权力与地位的强烈欲望，以便能够更加客观理性的看待臣属的意见和行为，更好做出判断与抉择。
（三）张释之的客观意义
尽管张释之对大汉帝国政治秩序和政治格局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我们还是要极力对其推崇一下。因为，自汉帝国建立以来，张释之可以算是第一位能够以相对比较独立的人格与帝国最高领导者相处的高级官僚。
当初，萧何、曹参对汉惠帝，以及周勃、陈平对汉文帝的态度，也是非常独立的，但是他们的情况与张释之完全不同。萧、曹、周、陈都是开国功臣，既有很深的资历，又有很强的实力，汉惠帝、汉文帝对这些功臣忍让、客气，那也是有些不得已而为之，恐怕不会是那么心甘情愿的。
但张释之完全没有这些背景与资历，他因为汉文帝的信任才快速升迁至高位。在张释之当上廷尉，位居九卿之尊时，还能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没有顾忌官位的得失，这是令人钦佩的政治品质，这就是所谓的直臣、铮臣。
当然，有铮臣出世，就必为明君当道，正因为有汉文帝这样宽厚仁德的帝王，才会容下总对自己唱反调的张释之，这也是一种因果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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