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曰“生死亦大矣”。生死問題，是人類思考的永恆命題。而且生死相依，密不可分。莊子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要“以死生為一條”（《德充符》），此即《荀子·禮論》所說的“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死亡的意識就是生存的意識，只有意識到死，才能自覺於生。進一步講，惟有對生命的熱愛，才能自覺地維護生命的自由與人格的尊嚴。嵇康既珍愛生命，又超越了生命，既重視生，也不畏懼死。他以詩文、友情、音樂、養生鑄就著自己厚重純美的人生，給予生死以豐富深刻的內涵。
莊子
嵇康（224—263），字叔夜，是魏晉時期重要的思想家、文學家、音樂美學家。在中國文學史上嵇康是一個較為矛盾的詩人，這種矛盾也反映到了生死問題上。一方面，在魏晉這個黑暗動亂的歷史時期，嵇康如滔滔濁流中的一泓清泉，他龍章鳳姿、瀟灑飄逸，煉丹養生，企慕神仙，追求自然閒適、心與道冥的理想人生，素以脫俗俊雅之風度馳譽士林。而另一方面，他性情剛直峻切，憤世嫉俗，高亮任性，毫不留情地反對虛偽名教。最終以39歲的鮮活生命慨然而死，貴生與殉身，在嵇康身上實現了悖反的統一。
首先，同魏晉士人一樣，嵇康對生命十分的珍愛，這種珍愛之情就表現在追慕神仙、期求遐舉和悉心養生上。人生短暫，歲月無情，生死無常。若要獲得生命的永恆，只有進入神仙世界。
嵇康
西晉名士石崇在《金古詩序》中寫道“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這正是魏晉士人的普遍感受。王瑤先生對此有深刻剖析：“我們念魏晉人的詩，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能激動人心的，便是那在詩中充滿了時光飄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與感情；阮籍這樣，陶淵明也是這樣，每個大家無不如此。生死問題本來是人生中很大的事情，感覺到這個問題的嚴重和親切，自然是表示文化的提高，是值得重視的。所以孔子嘆息逝水，我們讚頌他發現時間永恆的偉大，這是人類切身的事情，自然也可以是詩底重要的題材。但這種感覺，也要文化到了一定水準以後，才會意識到。”
嵇康
“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也就是說人們逐漸由外在的功利事物轉向對自我生命的珍視和內心情感的抒發。魏晉詩人普遍具有強烈的時空意識，他們對時間的流逝和空間的變化極為敏感，對宇宙和生命也極為關照，嵇康對此有著更為深切的體驗：
晨登箕山顛，日夕不知飢。（嵇康《述志詩》）
朝遊高原，夕宿蘭渚。（嵇康《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
生若浮寄，暫見忽終。（嵇康《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
在這裡嵇康心靈所追求的是一種永恆的存在，而不是有限的生命。在他看來，神仙正是一種永恆的存在。只有神仙，能夠超越生命的樊籬、打破時空的限制，寂然凝慮，萬古如一。嵇康在《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表達了同樣的思想：
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雲其壽；
思欲登仙，以濟不朽，……
和魏晉的許多士人一樣，嵇康有極強的生命意識，對個體生命的短促十分敏感和自覺。所以在《養生論》中他系統闡釋養生之道：
“清虛靜泰，少私寡慾。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唏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
珍惜時光、鍾愛生命、超脫世事、少私寡慾，活著，健康地活著，任性地活著，有尊嚴地活著，這是嵇康的一種理想，一種寄託。其次，風姿自然，曠邁不群，蔑視權貴，追求高潔心志與自然的和諧共鳴，是嵇康的生命意識中的又一重要內容。《世說新語·容止》裡說：
《世說新語》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雲：“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此條劉孝標註引《康別傳》曰：
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嵇康風度濯濯，超塵脫俗，風姿神貌，曠邁不群。《述志詩二首》曰：
悠悠非我匹，疇肯應俗宜。（其一）
他認為勉強應付俗事，那是最令人痛苦的，“疇肯應俗宜”乃是他一生的性氣所在。在《六言十首。名與身孰親》中對人們追求功名利祿，患得患失，他發出了厭倦和悲哀：哀哉世俗殉榮，馳鶩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自是勤苦不寧。
嵇康
對他人的入仕推薦，他以“性復疏懶，筋駑肉緩”等理由予以堅決回絕。這種避世脫俗之態，一方面受著玄學思潮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社會環境的險惡，是他對現實而生髮的深切感受。人命危淺，朝不保夕的社會現實，使包括嵇康在內的士人精神高度緊張，心靈的負擔極為沉重。在這種情況下，便試圖通過隱逸的手段來躲避災禍，消除煩惱。
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曰：“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這是魏晉士大夫的一般看法。對生命的珍貴使嵇康對隱逸避世的生活十分嚮往。
他在黑暗的社會中看不到光明，對現實世界的醜惡深惡痛絕，因而將一腔悲憤的意緒，化為思古之幽情和歸隱的志趣。作為竹林七賢的領袖人物，嵇康曾經有過長期的隱居生活。他隱居山陽至少有十二年之久，後來又避世河東。《三國志·王粲傳》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大將軍嘗欲闢康。
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雲避世。……
在嵇康的一些詩歌中我們也能看到他對避世脫俗生活的嚮往和對功名富貴的蔑視。
有舟浮覆，紼纚是維，栝檝松棹，泛若龍微。
渡津經險，越濟不歸，思友長林，抱朴山湄。守器殉業，不能奮飛。（《雜詩》）
至人存諸己，隱璞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答二郭詩三首》其三）
甚至在身隱囹圄的時候，他還說：
采薇山阿，散發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幽憤詩》）
浸潤在大自然中，沒有塵世的喧囂，沒有官場的汙濁，修身養性，詩人的高潔心志與自然和諧共鳴。
魏晉名士
然而我們知道，隱逸避世是對現實的一種退避與抗議，是對自我痛苦心靈的一種消解與安慰，為了安慰悲憤的心緒，隱逸就成了一種不是對抗的對抗，無可選擇的選擇。然而對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士大夫，這隻能是他們內在之心緒在被壓抑之後的轉移和昇華，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眾所周知，就其存在方式的主導傾向而言，儒家的生命意識是以積極入世、剛健精進、自強不息為特徵即“以天下為己任”，道家則倡導逍遙適性的人生態度。這兩種趨勢彼此對立，但也互相補充。
雖說“儒道互補”，但儒家的思想觀念影響至深，正如李澤厚先生所闡釋的，在中國的知識層，只要你是社會之人，無論你自覺不自覺，認同不認同，承認不承認，它已經融入到你的血脈之中，並化為漢民族某種文化心理，一直起著規範標榜的作用，它已由意識進入到無意識，同時又不僅僅是一種個人無意識，更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即成為漢民族某種思想定勢和情感取向、某種特質和性格。進一步講，它已成為漢民族的一種無意識的集體原型，構成了一種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結構。道家、法家或佛教的因子，已被吸收、包含、融解在儒家中了。這樣，儒家文化在中國一直是主流文化，總是以強勢文化的狀態而出現。
漢魏之際中國社會雖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儒家思想已經根深蒂固，儒家的處世哲學已經成為中國士人人生觀的基本構架，或出或處，都以之為基本準則。嵇康身上便體現了這一點，儒家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註定嵇康不可能不關心世事而忘情于山水、竹林之間。
魏晉名士
事實上，嵇康是位不甘寂莫的志士，他家世儒學，自幼就飽受儒家經典的薰陶，胸懷大志、慷慨磊落，以天下為己任，意欲有所作為。其兄長嵇喜對他有這樣的描述：
“家世儒學，少有儁才，曠邁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慾。”
也就是說，叔夜年輕時主要接受儒家的傳統教育，成年以後才漸讀老莊之書，但其思想的實質和基本傾向仍為儒家學說。嵇康不僅崇奉儒學，而且對現實社會十分關注。《卜疑集》是他全面闡述自己政治觀點和處世態度的代表作，其積極國事、獻身濟世的精神貫穿全篇。他再三述志，表示要學習管仲，“吾寧發憤陳誠，讜言帝庭”，“斥逐兇佞，守正不傾”。而《太師箴》強調為政者切勿自恃尊貴與威強，“肆於驕淫”，而應該“唯賢是授”，“順乃浩好”。他希望以自己的“箴言”對時局有所裨益。當魏朝大權旁落時，他甚至想與殘暴的司馬氏兵戎相見，以武力扭轉乾坤。《三國志·王粲傳》裴松之注引《世語》：“毋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嵇康身處風雲變幻之際，睥睨和光同塵之流，雖因排俗取禍，卻毫不畏懼。他那些與司馬氏根本不妥協的傲誕之舉，足以說明他崇力尚志的人生信條和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自己如此，他對後代的要求更如此，《家誡》說：
魏晉名士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匱而敗之。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洩。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繁華熠熠，無結秀之勳；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嘆息也。
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也。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也。
嵇康有高遠之態和經緯之略，對現實社會的白雲蒼狗和實際人生的陰晴圓缺極為關注。對世界和人生都曾採取了積極進取的態度。隨著魏晉政治形勢的變化，嵇康更像是一位富有挑戰性與批判性的鬥士。他針砭時弊，“輕肆直言，遇事便發”，耿介率真。
魏晉之際是一個血雨腥風、雞犬不寧的歷史時期。幹寶在《晉紀總論》中一針見血地指出：
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傑以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
稱“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在這動盪多事之秋，有多少慷慨悲歌、叱吒風雲的英雄豪傑死於非命！司馬氏的殘酷屠殺造成了社會上的恐怖局面，也給士人的心靈蒙上一層陰影。
在嵇康詩中，他一再提到環境的險惡：
“鳥盡良弓藏，謀極身心危，吉凶雖在己，世路多嶮巇。”
“豫子匿梁側，聶政變其形。顧此懷怛惕，慮在苟自寧。”
“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將焉如”。
他還常以鸞鳳自比而悲嘆：“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
魏晉名士
可歌的是，當目睹一批批士人倒在司馬氏強權政治的屠刀之下，而活著的士人又大多攝於統治者的血腥鎮壓，視生命比自由更為至上的自我保護時，他卻憤然而起，以筆作戰。他的一系列玄學論文，都具有一種清思峻骨的風格，凸現出他所始終堅持高潔的理想人格，標舉老莊的“自然之道”，高揚一往無前的殉道精神。其詩文語言的峻切豪壯在當時的文壇上是鳳毛麟角的。綜觀他的論說體散文，最讓人感動的莫過於他那特立獨行的浩然正氣。
他徹底否認“名教”，毫無顧忌地抨擊那些“匿情的小人”，甚至將統治者的幫兇視為專吃臭腐的貓頭鷹。司馬氏集團中的鐘會造訪，嵇康與向秀鍛而不輟，目不旁視，直到他掃興而歸時，嵇康才說：“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答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在呂安事件中，嵇康伸張正義，寫下了《與呂長悌絕交書》，為呂安辨誣，因禍下獄。在獄中所寫的《幽憤詩》，表達了他的憤恨之情。嵇康作《管蔡論》，說他們“未為至譬”，在司馬氏政權稱湯武、周公以除卻異己的當時，這篇論文是有著鮮明的針對性的。
魏晉名士
他撰寫《釋私論》抨擊偽君子；《太師箴》就是一篇委婉含蓄、若諷若惜的進諫書，他告誡國君要任賢、遠佞、近忠直，反對“宰割天下，以奉其私”；分明體現出“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憂國情結。又有“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已，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答難養生論》），這是中國士子一脈相承的濟社稷、安黎民傳統，在嵇康身上又一次凸現。
可見，就本質而言，嵇康是儒家思想的殉道者，實踐者，護衛者。只是在魏晉腥風血雨的特殊時代，儒教已被統治者塗改和利用，嵇康以道釋儒，是希望正統儒家的迴歸；信奉道教，是為了消解心靈的痛苦。在對生死的態度上也是如此，嵇康所踐行的仍是儒家的生死觀。從傳統文化上追源生死，道家的生死觀主要是倡導生命的自然之理，儒家在對生命價值的認識上卻主張超越自然，服從社會的倫理價值原則。而倫理價值生命觀主要是以士階層為主的。
魏晉名士
在儒家看來，士並非一味爭取社會地位的上升和世俗功名的取得，而應將自己置身於社會倫理的整體之中，承負起社會的責任。在這裡，它不僅強調個體生命的生存意義，還確定瞭如何對待死亡的倫理原則。在它看來，應將物質生命的自然變化與生存一樣作為實現個體倫理價值的一個環節，其重要性甚至超過生存環節。我們知道，儒家對生命不抱任何幻想，“子不語怪、力、亂、神。”“不知生，焉知死？”但也不懼怕自然的死亡，所謂“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但它珍惜生命，反對無謂的死。《禮記·儒行》雲：“愛其死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為。”道出了儒家珍惜生命的主要原因，是追求有所作為。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死本身並沒有什麼可遺憾的，遺憾的是生時未建立起足可稱道的名聲。這名聲便是”成仁“、”弘毅“、”取義“。
嵇康憤激而發，從容赴死，捨生取義，以激越的琴聲實現了對生死的超越，對”情“的昇華，道出了魏晉風度所蘊涵的生命底蘊，詮釋了儒家捨生取義生死觀的深刻內涵，因而獲得了人類永久的生命，成為歷代士人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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