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曰“生死亦大矣”。生死问题，是人类思考的永恒命题。而且生死相依，密不可分。庄子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要“以死生为一条”（《德充符》），此即《荀子·礼论》所说的“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死亡的意识就是生存的意识，只有意识到死，才能自觉于生。进一步讲，惟有对生命的热爱，才能自觉地维护生命的自由与人格的尊严。嵇康既珍爱生命，又超越了生命，既重视生，也不畏惧死。他以诗文、友情、音乐、养生铸就着自己厚重纯美的人生，给予生死以丰富深刻的内涵。
庄子
嵇康（224—263），字叔夜，是魏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音乐美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嵇康是一个较为矛盾的诗人，这种矛盾也反映到了生死问题上。一方面，在魏晋这个黑暗动乱的历史时期，嵇康如滔滔浊流中的一泓清泉，他龙章凤姿、潇洒飘逸，炼丹养生，企慕神仙，追求自然闲适、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素以脱俗俊雅之风度驰誉士林。而另一方面，他性情刚直峻切，愤世嫉俗，高亮任性，毫不留情地反对虚伪名教。最终以39岁的鲜活生命慨然而死，贵生与殉身，在嵇康身上实现了悖反的统一。
首先，同魏晋士人一样，嵇康对生命十分的珍爱，这种珍爱之情就表现在追慕神仙、期求遐举和悉心养生上。人生短暂，岁月无情，生死无常。若要获得生命的永恒，只有进入神仙世界。
嵇康
西晋名士石崇在《金古诗序》中写道“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这正是魏晋士人的普遍感受。王瑶先生对此有深刻剖析：“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感情；阮籍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每个大家无不如此。生死问题本来是人生中很大的事情，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和亲切，自然是表示文化的提高，是值得重视的。所以孔子叹息逝水，我们赞颂他发现时间永恒的伟大，这是人类切身的事情，自然也可以是诗底重要的题材。但这种感觉，也要文化到了一定水准以后，才会意识到。”
嵇康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也就是说人们逐渐由外在的功利事物转向对自我生命的珍视和内心情感的抒发。魏晋诗人普遍具有强烈的时空意识，他们对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变化极为敏感，对宇宙和生命也极为关照，嵇康对此有着更为深切的体验：
晨登箕山颠，日夕不知饥。（嵇康《述志诗》）
朝游高原，夕宿兰渚。（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
生若浮寄，暂见忽终。（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
在这里嵇康心灵所追求的是一种永恒的存在，而不是有限的生命。在他看来，神仙正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只有神仙，能够超越生命的樊篱、打破时空的限制，寂然凝虑，万古如一。嵇康在《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寿；
思欲登仙，以济不朽，……
和魏晋的许多士人一样，嵇康有极强的生命意识，对个体生命的短促十分敏感和自觉。所以在《养生论》中他系统阐释养生之道：
“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着。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唏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若此以往，庶可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
珍惜时光、钟爱生命、超脱世事、少私寡欲，活着，健康地活着，任性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这是嵇康的一种理想，一种寄托。其次，风姿自然，旷迈不群，蔑视权贵，追求高洁心志与自然的和谐共鸣，是嵇康的生命意识中的又一重要内容。《世说新语·容止》里说：
《世说新语》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此条刘孝标注引《康别传》曰：
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嵇康风度濯濯，超尘脱俗，风姿神貌，旷迈不群。《述志诗二首》曰：
悠悠非我匹，畴肯应俗宜。（其一）
他认为勉强应付俗事，那是最令人痛苦的，“畴肯应俗宜”乃是他一生的性气所在。在《六言十首。名与身孰亲》中对人们追求功名利禄，患得患失，他发出了厌倦和悲哀：哀哉世俗殉荣，驰鹜竭力丧精，得失相纷忧惊，自是勤苦不宁。
嵇康
对他人的入仕推荐，他以“性复疏懒，筋驽肉缓”等理由予以坚决回绝。这种避世脱俗之态，一方面受着玄学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环境的险恶，是他对现实而生发的深切感受。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社会现实，使包括嵇康在内的士人精神高度紧张，心灵的负担极为沉重。在这种情况下，便试图通过隐逸的手段来躲避灾祸，消除烦恼。
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夫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万物思治，则默不如语。”这是魏晋士大夫的一般看法。对生命的珍贵使嵇康对隐逸避世的生活十分向往。
他在黑暗的社会中看不到光明，对现实世界的丑恶深恶痛绝，因而将一腔悲愤的意绪，化为思古之幽情和归隐的志趣。作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嵇康曾经有过长期的隐居生活。他隐居山阳至少有十二年之久，后来又避世河东。《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大将军尝欲辟康。
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
在嵇康的一些诗歌中我们也能看到他对避世脱俗生活的向往和对功名富贵的蔑视。
有舟浮覆，绋纚是维，栝檝松棹，泛若龙微。
渡津经险，越济不归，思友长林，抱朴山湄。守器殉业，不能奋飞。（《杂诗》）
至人存诸己，隐璞乐玄虚，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简书……（《答二郭诗三首》其三）
甚至在身隐囹圄的时候，他还说：
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幽愤诗》）
浸润在大自然中，没有尘世的喧嚣，没有官场的污浊，修身养性，诗人的高洁心志与自然和谐共鸣。
魏晋名士
然而我们知道，隐逸避世是对现实的一种退避与抗议，是对自我痛苦心灵的一种消解与安慰，为了安慰悲愤的心绪，隐逸就成了一种不是对抗的对抗，无可选择的选择。然而对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这只能是他们内在之心绪在被压抑之后的转移和升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众所周知，就其存在方式的主导倾向而言，儒家的生命意识是以积极入世、刚健精进、自强不息为特征即“以天下为己任”，道家则倡导逍遥适性的人生态度。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也互相补充。
虽说“儒道互补”，但儒家的思想观念影响至深，正如李泽厚先生所阐释的，在中国的知识层，只要你是社会之人，无论你自觉不自觉，认同不认同，承认不承认，它已经融入到你的血脉之中，并化为汉民族某种文化心理，一直起着规范标榜的作用，它已由意识进入到无意识，同时又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无意识，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即成为汉民族某种思想定势和情感取向、某种特质和性格。进一步讲，它已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道家、法家或佛教的因子，已被吸收、包含、融解在儒家中了。这样，儒家文化在中国一直是主流文化，总是以强势文化的状态而出现。
汉魏之际中国社会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儒家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儒家的处世哲学已经成为中国士人人生观的基本构架，或出或处，都以之为基本准则。嵇康身上便体现了这一点，儒家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注定嵇康不可能不关心世事而忘情于山水、竹林之间。
魏晋名士
事实上，嵇康是位不甘寂莫的志士，他家世儒学，自幼就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胸怀大志、慷慨磊落，以天下为己任，意欲有所作为。其兄长嵇喜对他有这样的描述：
“家世儒学，少有儁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
也就是说，叔夜年轻时主要接受儒家的传统教育，成年以后才渐读老庄之书，但其思想的实质和基本倾向仍为儒家学说。嵇康不仅崇奉儒学，而且对现实社会十分关注。《卜疑集》是他全面阐述自己政治观点和处世态度的代表作，其积极国事、献身济世的精神贯穿全篇。他再三述志，表示要学习管仲，“吾宁发愤陈诚，谠言帝庭”，“斥逐凶佞，守正不倾”。而《太师箴》强调为政者切勿自恃尊贵与威强，“肆于骄淫”，而应该“唯贤是授”，“顺乃浩好”。他希望以自己的“箴言”对时局有所裨益。当魏朝大权旁落时，他甚至想与残暴的司马氏兵戎相见，以武力扭转乾坤。《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世语》：“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嵇康身处风云变幻之际，睥睨和光同尘之流，虽因排俗取祸，却毫不畏惧。他那些与司马氏根本不妥协的傲诞之举，足以说明他崇力尚志的人生信条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自己如此，他对后代的要求更如此，《家诫》说：
魏晋名士
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若心疲体懈，或牵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则议于去就。议于去就，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役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匮而败之。以之守则不固，以之攻则怯弱，与之誓则多违，与之谋则善泄。临乐则肆情，处逸则极意。故虽繁华熠熠，无结秀之勋；终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叹息也。
若夫申胥之长吟，夷齐之全洁，展季之执信，苏武之守节，可谓固也。故以无心守之，安而体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也。
嵇康有高远之态和经纬之略，对现实社会的白云苍狗和实际人生的阴晴圆缺极为关注。对世界和人生都曾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态度。随着魏晋政治形势的变化，嵇康更像是一位富有挑战性与批判性的斗士。他针砭时弊，“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耿介率真。
魏晋之际是一个血雨腥风、鸡犬不宁的历史时期。干宝在《晋纪总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宣景遭多难之时，诛庶杰以使事，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
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在这动荡多事之秋，有多少慷慨悲歌、叱吒风云的英雄豪杰死于非命！司马氏的残酷屠杀造成了社会上的恐怖局面，也给士人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
在嵇康诗中，他一再提到环境的险恶：
“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心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崄巇。”
“豫子匿梁侧，聂政变其形。顾此怀怛惕，虑在苟自宁。”
“详观凌世务，屯险多忧虞。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将焉如”。
他还常以鸾凤自比而悲叹：“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
魏晋名士
可歌的是，当目睹一批批士人倒在司马氏强权政治的屠刀之下，而活着的士人又大多摄于统治者的血腥镇压，视生命比自由更为至上的自我保护时，他却愤然而起，以笔作战。他的一系列玄学论文，都具有一种清思峻骨的风格，凸现出他所始终坚持高洁的理想人格，标举老庄的“自然之道”，高扬一往无前的殉道精神。其诗文语言的峻切豪壮在当时的文坛上是凤毛麟角的。综观他的论说体散文，最让人感动的莫过于他那特立独行的浩然正气。
他彻底否认“名教”，毫无顾忌地抨击那些“匿情的小人”，甚至将统治者的帮凶视为专吃臭腐的猫头鹰。司马氏集团中的钟会造访，嵇康与向秀锻而不辍，目不旁视，直到他扫兴而归时，嵇康才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答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在吕安事件中，嵇康伸张正义，写下了《与吕长悌绝交书》，为吕安辨诬，因祸下狱。在狱中所写的《幽愤诗》，表达了他的愤恨之情。嵇康作《管蔡论》，说他们“未为至譬”，在司马氏政权称汤武、周公以除却异己的当时，这篇论文是有着鲜明的针对性的。
魏晋名士
他撰写《释私论》抨击伪君子；《太师箴》就是一篇委婉含蓄、若讽若惜的进谏书，他告诫国君要任贤、远佞、近忠直，反对“宰割天下，以奉其私”；分明体现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国情结。又有“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足于下，岂劝百姓之尊已，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答难养生论》），这是中国士子一脉相承的济社稷、安黎民传统，在嵇康身上又一次凸现。
可见，就本质而言，嵇康是儒家思想的殉道者，实践者，护卫者。只是在魏晋腥风血雨的特殊时代，儒教已被统治者涂改和利用，嵇康以道释儒，是希望正统儒家的回归；信奉道教，是为了消解心灵的痛苦。在对生死的态度上也是如此，嵇康所践行的仍是儒家的生死观。从传统文化上追源生死，道家的生死观主要是倡导生命的自然之理，儒家在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上却主张超越自然，服从社会的伦理价值原则。而伦理价值生命观主要是以士阶层为主的。
魏晋名士
在儒家看来，士并非一味争取社会地位的上升和世俗功名的取得，而应将自己置身于社会伦理的整体之中，承负起社会的责任。在这里，它不仅强调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还确定了如何对待死亡的伦理原则。在它看来，应将物质生命的自然变化与生存一样作为实现个体伦理价值的一个环节，其重要性甚至超过生存环节。我们知道，儒家对生命不抱任何幻想，“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但也不惧怕自然的死亡，所谓“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但它珍惜生命，反对无谓的死。《礼记·儒行》云：“爱其死以有待，养其身以有为。”道出了儒家珍惜生命的主要原因，是追求有所作为。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死本身并没有什么可遗憾的，遗憾的是生时未建立起足可称道的名声。这名声便是”成仁“、”弘毅“、”取义“。
嵇康愤激而发，从容赴死，舍生取义，以激越的琴声实现了对生死的超越，对”情“的升华，道出了魏晋风度所蕴涵的生命底蕴，诠释了儒家舍生取义生死观的深刻内涵，因而获得了人类永久的生命，成为历代士人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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