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王陽明，大家都知道他是繼二程、朱熹、陸九淵之後的又一位大儒，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位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聖人之一。
王陽明，浙江餘姚人。原名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世稱“陽明先生”。出生於明憲宗成化八年（1472），卒於明世宗嘉靖七年（1529）。
王陽明是典型的官二代，其先祖可上溯到東晉“書聖”王羲之，後來因為兩晉時躲避戰亂，從山東遷往浙東，世代書香，耕讀傳家。
王陽明的祖父王倫，品行高雅，看淡功名，喜讀詩書，對花中四君子之一的竹子猶為痴迷，後來就有了“陽明格竹”那個梗，王陽明自小與祖父生活在一起，深受其影響。
王陽明的父親王華，從小智慧超群，才學與人品俱佳。關於王華，有兩個典故：“拾金不昧”和“色不動心”。
王華六歲時曾遇一醉漢將“百金”遺落在江邊，天色漸晚，王華將“百金”藏於水中石下，坐等醉漢酒醒來取。果然，醉漢發現“百金”不見後，酒意全無，急忙來尋。王華歸還“百金”後，醉漢取一金答謝王華。王華不收，說：“不取爾百金，乃取爾一金乎？”遂傳為美談。
王華年輕時在一富裕人家教書，這家主人仰慕王華的才學和人品，又多年沒能生育兒子，想借王華的優良基因為自家傳宗接代。於是讓小妾侍寢，並書“欲借人間種”示之。王華拒絕並在旁邊寫上“恐驚天上神”，決然離去。
王華後來於成化十七年（1481）高中狀元，官授翰林院編修，一時名動鄉里。王陽明的祖父面對鄉鄰的道喜和祝賀，淡然處之，視若平常，依然每日裡竹林聽風，撫琴吟詩，這為年幼的王陽明，樹立了淡泊名利、寵辱不驚的榜樣。王陽明在22歲中舉之後，連試兩次都不及第，別人擔心他想不開，他卻淡然處之：“世人以不得第為恥，我以不得第心動為恥。”
不得不說，王陽明的家族基因強大，王聖人的先祖、祖父、父親皆是不凡之輩。
王陽明的好友湛若水在《陽明先生墓誌銘》中提到王守仁在龍場悟道前經歷了“五溺”後才找到聖賢之路：“初溺於任俠之氣，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於聖賢之學。”
少年王陽明——立聖賢之志，習兵書騎射
少年王陽明就已立下了做聖賢人的鴻鵠之志。
一次，私塾的先生問：“什麼是世上第一等重要的事？”同學都紛紛說登科及第，光宗耀祖，只有小小王陽明說做聖賢之人是第一等要事。
少年王陽明已開始關心國家大事。王陽明十三歲時隨父親入京，正值明末，皇帝昏庸，內憂外患。明英宗正統年間，蒙古瓦剌部落部長脫歡直取皇都，擄走英宗，史稱土木堡之變。瓦剌衰落後，韃靼又屢犯邊境，百姓苦不堪言。王陽明發誓要學好兵法，為國效忠。
王陽明開始研讀他能收集到的一切兵書：《孫子兵法》、《吳起兵法》、《司馬法》、《三韜》、《六略》等。每次家裡有賓客來時，他就用果核跟客人擺兵佈陣。常常客人的兵陣剛擺出來，他就已經想到了破陣之法，他認為“儒者患不知兵。仲尼有文事，必有武備。”他認為一些儒生只會尋章摘句，粉飾太平，遇到大事則束手無策，這是儒生的羞恥，應該像孔子那樣文武兼備。
不僅如此，少年王陽明“性豪邁不羈，喜任俠。”，既然立志要做聖人，“為萬世開太平”，自然要學得一身好武藝，他開始習武，練習騎射，這為他後來平定寧王之亂，經略四方奠定了基礎。
15歲的王陽明初生牛犢不怕虎，他不辭而別，前往居庸關考察敵情。在回家途中遭遇兩個韃靼士兵，王陽明臨危不懼，反而迎面而上，打傷了兩個韃靼士兵。在那談“胡”色變的時代，更顯示出了少年王陽明過人的膽氣。這一個月的塞外之行，也激勵他立下了建功疆場的志向。
青年王陽明——“格竹”失敗，宦海浮沉
1、陽明格竹
王陽明回到餘姚後，遍讀朱熹學說。朱熹認為“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等格到一定程度，就能把這個理找出來。”他深信通過“格物”可以明白天理，達到聖人的境界。於是他選擇了格竹子。竹子本是文人品行高潔的象徵，而祖父王倫喜愛竹子，在房前屋後種滿了竹子。王陽明對著竹子格了七天七夜，沒有格出天理，卻把自己累病了。雖然“格竹”失敗了，如何才能成為聖賢這個疑問卻始終留在王陽明的心裡。
2、拜師婁諒
王陽明18歲時與夫人諸氏從南昌返回餘姚，路過廣信，拜謁了當時的大儒婁諒。當時婁諒已68歲，他告訴王陽明“聖人必可學而至之”，向他講授了朱熹的“格物致知”。得知聖人可以通過學習達到，王陽明深受鼓舞。婁諒可謂是王陽明的啟蒙老師，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講，心學的始端來自婁諒，他提倡“身心學“反對“舉子學”，這也是心學的思想。
3、科考失意
弘治五年(1 4 9 2)秋天，21歲的王陽明在浙江鄉試中了舉人。按規定他得到了參加會試的資格，可不幸的是落榜了，三年後王陽明第二次參加會試再次落榜。此時難免引來一些閒言，甚至有人說:“此子如中第，目中不會有我輩矣。”王陽明對此卻泰然處之:“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
4、進士及第
弘治二十年，二十八歲的王陽明得中二甲進士。被派往工部觀政(當實習生)，負責監督建造威寧伯王越的墳墓。
王陽明兵法之道來組織管理民工，他把這種方法稱為“什伍之法”，大大縮短了工期，提高了效率，把墳墓建造得宏偉壯觀。
王陽明在觀政期間，仍然不放棄成為聖人的努力，他想起年少時“格竹子”的經歷，再次進行嘗試。然而依舊和上次一樣，不僅一無所獲，而且還病倒了。王陽明不得不懷疑朱熹的“格物致知”是否是通往“聖賢”的正確之路。
5、初入仕途
弘治十三年（1500），王陽明在完成督造威寧王的任務後，觀政期滿，被授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一職，分管從雲南送至北京的刑部案件。
一日，王陽明去刑部提牢廳巡視時，發現囚犯吃的是拌水的米糠，詢問隨行獄吏，說是缺糧。走了一圈後，王陽明發現有個豬圈，那些豬正吃著大米白麵。王陽明大怒，當場要獄吏將牢中所養的豬全都殺了分給囚犯吃。從這件事可以看出，王陽明不僅正直公允，還有一顆悲憫仁愛之心，這也就是他所提倡的良知吧。
弘治十四年，王陽明被派往直隸、淮安等地審決積案重犯，使“所錄囚多所平反”，公正無私，做事認真嚴謹的王陽明在那裡平反了很多冤假錯案。
6、廷杖四十
明末，宦官專權，政治黑暗。中國自堯舜以來就有言官制度，儒家認為“武死戰，文死諫”是為人臣者忠君愛國的最高境界，文官直言上諫就像武將戰死沙場一樣，雖死猶榮。
弘治十八年（1505）孝宗駕崩，十五歲的明武宗朱厚照繼承了皇位，這個行事荒誕不經少年天子，喜歡打打殺殺，舞槍弄棒，加上寵信宦官劉瑾，弄得整個朝堂雞飛狗跳，大批文官紛紛因為上諫獲罪，被打的打，殺的殺。時任兵部主事的王陽明也上了道奏摺——《乞侑言官去權奸以章聖德疏》，彈劾以宦官劉瑾為首的“八虎”。奏摺被劉瑾集團截下，王陽明廷杖四十，下到昭獄，後又被貶到貴州龍場當驛丞。
7、龍場悟道
貴州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一路上高山疊嶂，叢林茂密，常常有野獸毒蛇出沒。王陽明躲過錦衣衛的追殺，經歷了虎穴逃生，九死一生，終於來到貴州龍場驛。
可這龍場驛早已是斷壁頹垣，根本住不了人。後來，王陽明在山上找到一個石洞，便帶著僕人住了進去，他給石洞取名“陽明小洞天”。王陽明白天處理政務，開荒種地，講學傳道，夜晚在石洞中繼續探求聖賢之道。他還在石洞中放置了一個石棺，常常無事時躺在石棺中，閉目凝神，深思忘我。
一天夜裡，王陽明正躺在石棺中苦思冥想，回顧這些年所讀過的書，所經歷的事，思考著人性與萬物，“吾心”和“物理”之間的關係。洞外狂風忽起，暴雨頃至，一聲霹靂驚雷使洞中亮如白晝。王陽明一下子頓悟了，原來天道就在每個人的心中，“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他欣喜若狂，以五經驗之，完全行得通，可再用朱熹對五經的註解進行對照時卻完全矛盾，解釋不通。這使他更堅信朱熹誤讀了五經，而自己通過內心的體悟已經找到了聖賢之道。十年後，王陽明在他寫的《朱子晚年定論》中講述了自己這段艱辛的追求聖賢之道的心路歷程。
8、知行合一
正德四年（1509），貴州提學副使席書慕名到王陽明講學的貴陽書院，向王陽明提出了“朱陸異同”的問題，希望王陽明作出回答。這裡的朱指朱熹，陸指陸九淵，都是南宋著名思想家。王陽明沒有直接回答席書的問題，而是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知行合一”。
9、任廬陵知縣
正德四年（1509），王陽明調任江西吉安府廬陵知縣。宦海沉浮，在貴州兩年多的磨鍊，使王陽明的內心變得更強大，他認識到“常快樂才是真功夫”，遇事更從容，處事也更圓融了。
廬陵這個地方百姓特別喜歡打官司，而且訴狀冗長，雞毛蒜皮的小事也要上縣衙告狀，以致於廬陵縣令每天都要處理上千件訴訟案件。據說王陽明的前任，許知縣就受不了這“刁蠻之風”請辭了。
百姓聽說新來了縣令，呼啦一下聚集了一千多人到縣衙告狀。王陽明新官上任第一天就遇到這陣勢，有點傻眼了，不過他很快鎮定下來，認真聽取民情。原來，這些百姓是在抗議當地的一種苛稅——葛布稅。
明成祖永樂年間，中央向地方派駐中官（宦官）到地方，這些宦官不受巡撫文官和鎮守武官的制約，他們到地方實際是監視和制約這些地方文武官員的，當然也不忘搜刮民財。
廬陵不產葛布，卻要向百姓攤派葛布，而且這葛布稅不是中央的合法稅收，而是宦官魚肉當地百姓的藉口。
王陽明當即承諾百姓免去當年的葛布稅，並提筆寫了題為《廬陵縣為乞蠲免以蘇民困事》的報告，發給吉安府和江西布政使司，要求當地的鎮守中官免除加給本地的過重稅負，以平民怨。
王陽明這種重民安民，先斬後奏，雷厲風行，勇於擔當的行事風格贏得了當地百姓的敬仰。
針對當地的爭訟之風，王陽明制定了一整套措施來教化百姓。
他規定除非大事，不得動不動興訟，一份訴狀一次只能說一件事，而且每份訴狀不能超過兩行，每行不能超過30字，違反的將會受到懲罰。他還勸告百姓要知禮守法，互相謙讓。
王陽明將之前已經基本停滯的申明亭和旌善亭重新興建起來。通過里老教化當地的百姓。同時要求各家的戶主也要管教好自家的子弟。縣城內十戶為一家，鄉村就以各村為單位，互相幫助，相互支持，減少打架鬥毆事件的發生。通過鄉民自我管理，自我約束的方式，使當地的社會秩序有了很大改善，民風也漸趨淳樸。
王陽明在廬陵"臥治六月而百務具理。"他用疏導和教化的方式使當地民風歸於淳樸。這也是陽明心學"致良知"、"知行合一"和"事上練"在善政治理上的成功實踐。
10、兩年四遷
劉瑾伏誅後，王陽明也迎來了仕途升遷較快的時期。他先後升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吏部驗封司主事、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南京太卜寺少卿。短短兩年時間，王陽明從一個正七品升為正四品，升了三品六級，然而這些都是閒職。
在政事上難有作為，王陽明就潛心研究學問，讀書、思考、講學，在和弟子、朋友的學問探討中，日漸接近於心學的精髓。他教導學生，世事無常，每個人都會遭遇難以預料的變故，要用心學的理念來戰勝外在的苦難，以自己強大的內心去應對無常艱難的世事。
中年王陽明——“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1、南行剿匪
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陽明被任命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當時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四省交界的地區，土匪、惡霸、盜賊猖獗，百姓苦不堪言。而這些地方又地處山區，地勢險要，易守難攻。
王陽明每到一處，先了解當地的山川地形、風俗民情和土匪山賊的盤踞情況，制定周密的作戰計劃，“先漳南，後橫水、桶岡，再三浰”，先後平定了漳南匪患，江西橫水、桶岡匪患，一舉擊破了廣東惠州府龍川縣境內的涮頭大巢，朝廷用兵十多年沒有解決的四省匪亂，王陽明勢如破竹地各個擊破了。
然而，王陽明在一次過問剿匪的戰利品時發現，這些山匪中很多人的生活很拮据，在涮頭的兩千多名山賊居然平均每人只有一件衣服，很多人不名一文。王陽明瞭解了情況後，把山匪分為兩類：一種是觸犯法令，逃入山中負隅頑抗的，一律斬殺；另一種是受豪強壓迫，被迫當了山賊的，這種遣散回家，並免其賦稅。
“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山上的匪患解決了，可如果不能讓百姓安居樂業，社會長治久安，人們心中的“山賊”還在，就不能杜絕山賊的死灰復燃。
王陽明上書朝廷，建議設平和、崇義、和平三縣，以加強對當地的治理，同時“告諭百姓，風俗不美，亂所由興。”他曉諭百姓要厚養薄葬，提倡節約，禁止舉行浪費大量人力物力的城鄉迎神賽會，以改變當地攀比、奢侈和揮霍的風氣。此外王陽明還恢復社學，把一些寺廟改為學堂，把自己的巡撫衙門也改成了書院，聘請老師，自己也身體力行地為學生授課。
如果說少年時對兵法的研習和長期心學體悟帶來的強大心理定力，讓王陽明的軍事才能得以展現，那麼興辦教育、教化百姓、敦化民俗，更是陽明心學在端正人心，改良社會風氣成功實踐。
2、平寧王之亂
正德十四年（1519），寧王朱宸濠發動的叛亂。寧王起事這天，王陽明剛奉命離開南昌前往福建平定軍官叛亂。得知寧王叛亂，王陽明緊急上奏朝廷，立即改變行程趕回江西。很快，朱宸濠已率兵出鄱陽湖，並對安慶進行圍攻了。
此時王陽明手中沒有一兵一卒，也沒有朝廷授權處置，他心急如焚，一邊向鄰省請求發兵，一邊用假公文，假情報擾亂朱宸濠的軍心。當時寧王率兵六萬，王陽明手中無一兵一卒，他號稱自己領兵十六萬，使寧王心生疑慮。王陽明則趁機集結了江西境內各府縣的軍隊二三萬人，誓師北上。
與朱宸濠訓練有素的軍隊相比，王陽明這的軍隊不管是從人數還是戰鬥力上都差距很大，直接增援安慶，勝算不大。而王陽明判斷朱宸濠圍攻安慶，南昌城內肯定守備不足，攻打南昌，以寧王的心性，必然會不聽勸阻回兵來救，這樣既可以避其鋒芒，又可解除南京的危急。
王陽明攻城前，先對南昌守軍和百姓發動了心理攻勢，告訴他們投誠從寬，抗拒死罪。一時城內人心渙散，南昌城被拿下。寧王得知南昌被佔領，緊急回兵救援。王陽明出奇制勝，他撤出南昌，迎擊寧王，並趁機收復了九江、南康兩地。王陽明再次“攻心為上”，命人在指揮船上升起寫著“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的大白布，寧王軍隊不知真假，一時軍心大亂，寧王大敗。
寧王處心積慮準備了十幾年的戰爭，被王陽明用三十五天就擊破了，這既是因為王陽明深諳用兵之道，也是陽明心學在領兵打戰，掌控戰爭全局中的成功實踐。“
此心不動，隨機而行。”既是心法，也是兵法。只有“我心不動”，才能不被紛亂的表象所幹擾和迷惑，從而洞明事情，決勝千里。難怪被稱為日本軍神，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俄國海軍的東鄉平八郎對王陽明如此推崇。1905年在天皇為他舉行的慶功宴上，有人問他成功的秘訣，他默不作聲地拿出一塊腰牌，只見上面刻著一行字：“一生俯首拜陽明”。
平定寧王之亂後，王陽明對“致良知”有了更深刻的看法。
王陽明認為，人人都有良知，是與生俱來的，“愚夫愚婦與聖人同”。常人也好，聖人也罷，每個人心中都有良知。人就是天地的心，人心就是天地間的一點“靈明”。這個“靈明”就是天理，就是良知。如何才能“致良知”？
王陽明認為要通過“事上練”，“歷事練心”，使知和行相結合，達到“知行合一”，這樣才能“致良知”。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為行先，知引導行，知又從行中來，行確證了知。就比如一個人只知道“孝”，卻不能付諸行動，事奉父母，那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孝”。王陽明指出，聖人之學是身心之學，既要體悟，也要實踐。思考與實踐相結合，才能“知行合一”。
3、“我心光明，亦復何言！”
平定寧王之亂後，朝廷封王陽明為新建伯。這招來了朝中楊廷和等人的嫉恨和毀謗。王陽明多次上書辭爵無效後，索性閉門講學，不問世事。
嘉靖六年（1527）六月，朝廷任命王陽明為南京兵部尚書總制軍務，前往廣西平定叛亂，五十六歲的他只得抱病前往，臨行前學生向他請教為學之道，王陽明留下了四句教：“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王陽明到廣西后，得知引起動亂的盧蘇、王受也是被迫起事，並沒有真心對抗朝廷，於是以撫代剿，讓起兵鬧事的盧蘇、王受主動認罪，解散軍隊。歷時三年之久，動用四省兵力未能平定的叛亂，王陽明不動一兵一卒就輕而易舉地解決了。
所謂“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其實就是不管百姓也好，賊匪也好，站在他們的立場，為他們著想，消除其心中顧慮——“心中賊”，便可不戰而屈人之兵，實現“破山中賊”。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一代心學大師王陽明在平叛返回途中病逝。臨終時學生問他有什麼話要說，他淡然一笑：“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王陽明終其一生，都在“求聖”和“成聖”的道路上，“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正如王陽明自己所說，他的“致良知”是從百死千難中得來，早年的磨難和歷練成就了王陽明的聖人之心。心學如一盞不滅的明燈，照亮“我心”，亦照亮萬古長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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