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王阳明，大家都知道他是继二程、朱熹、陆九渊之后的又一位大儒，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之一。
王阳明，浙江余姚人。原名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9）。
王阳明是典型的官二代，其先祖可上溯到东晋“书圣”王羲之，后来因为两晋时躲避战乱，从山东迁往浙东，世代书香，耕读传家。
王阳明的祖父王伦，品行高雅，看淡功名，喜读诗书，对花中四君子之一的竹子犹为痴迷，后来就有了“阳明格竹”那个梗，王阳明自小与祖父生活在一起，深受其影响。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从小智慧超群，才学与人品俱佳。关于王华，有两个典故：“拾金不昧”和“色不动心”。
王华六岁时曾遇一醉汉将“百金”遗落在江边，天色渐晚，王华将“百金”藏于水中石下，坐等醉汉酒醒来取。果然，醉汉发现“百金”不见后，酒意全无，急忙来寻。王华归还“百金”后，醉汉取一金答谢王华。王华不收，说：“不取尔百金，乃取尔一金乎？”遂传为美谈。
王华年轻时在一富裕人家教书，这家主人仰慕王华的才学和人品，又多年没能生育儿子，想借王华的优良基因为自家传宗接代。于是让小妾侍寝，并书“欲借人间种”示之。王华拒绝并在旁边写上“恐惊天上神”，决然离去。
王华后来于成化十七年（1481）高中状元，官授翰林院编修，一时名动乡里。王阳明的祖父面对乡邻的道喜和祝贺，淡然处之，视若平常，依然每日里竹林听风，抚琴吟诗，这为年幼的王阳明，树立了淡泊名利、宠辱不惊的榜样。王阳明在22岁中举之后，连试两次都不及第，别人担心他想不开，他却淡然处之：“世人以不得第为耻，我以不得第心动为耻。”
不得不说，王阳明的家族基因强大，王圣人的先祖、祖父、父亲皆是不凡之辈。
王阳明的好友湛若水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中提到王守仁在龙场悟道前经历了“五溺”后才找到圣贤之路：“初溺于任侠之气，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于圣贤之学。”
少年王阳明——立圣贤之志，习兵书骑射
少年王阳明就已立下了做圣贤人的鸿鹄之志。
一次，私塾的先生问：“什么是世上第一等重要的事？”同学都纷纷说登科及第，光宗耀祖，只有小小王阳明说做圣贤之人是第一等要事。
少年王阳明已开始关心国家大事。王阳明十三岁时随父亲入京，正值明末，皇帝昏庸，内忧外患。明英宗正统年间，蒙古瓦剌部落部长脱欢直取皇都，掳走英宗，史称土木堡之变。瓦剌衰落后，鞑靼又屡犯边境，百姓苦不堪言。王阳明发誓要学好兵法，为国效忠。
王阳明开始研读他能收集到的一切兵书：《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司马法》、《三韬》、《六略》等。每次家里有宾客来时，他就用果核跟客人摆兵布阵。常常客人的兵阵刚摆出来，他就已经想到了破阵之法，他认为“儒者患不知兵。仲尼有文事，必有武备。”他认为一些儒生只会寻章摘句，粉饰太平，遇到大事则束手无策，这是儒生的羞耻，应该像孔子那样文武兼备。
不仅如此，少年王阳明“性豪迈不羁，喜任侠。”，既然立志要做圣人，“为万世开太平”，自然要学得一身好武艺，他开始习武，练习骑射，这为他后来平定宁王之乱，经略四方奠定了基础。
15岁的王阳明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不辞而别，前往居庸关考察敌情。在回家途中遭遇两个鞑靼士兵，王阳明临危不惧，反而迎面而上，打伤了两个鞑靼士兵。在那谈“胡”色变的时代，更显示出了少年王阳明过人的胆气。这一个月的塞外之行，也激励他立下了建功疆场的志向。
青年王阳明——“格竹”失败，宦海浮沉
1、阳明格竹
王阳明回到余姚后，遍读朱熹学说。朱熹认为“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等格到一定程度，就能把这个理找出来。”他深信通过“格物”可以明白天理，达到圣人的境界。于是他选择了格竹子。竹子本是文人品行高洁的象征，而祖父王伦喜爱竹子，在房前屋后种满了竹子。王阳明对着竹子格了七天七夜，没有格出天理，却把自己累病了。虽然“格竹”失败了，如何才能成为圣贤这个疑问却始终留在王阳明的心里。
2、拜师娄谅
王阳明18岁时与夫人诸氏从南昌返回余姚，路过广信，拜谒了当时的大儒娄谅。当时娄谅已68岁，他告诉王阳明“圣人必可学而至之”，向他讲授了朱熹的“格物致知”。得知圣人可以通过学习达到，王阳明深受鼓舞。娄谅可谓是王阳明的启蒙老师，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讲，心学的始端来自娄谅，他提倡“身心学“反对“举子学”，这也是心学的思想。
3、科考失意
弘治五年(1 4 9 2)秋天，21岁的王阳明在浙江乡试中了举人。按规定他得到了参加会试的资格，可不幸的是落榜了，三年后王阳明第二次参加会试再次落榜。此时难免引来一些闲言，甚至有人说:“此子如中第，目中不会有我辈矣。”王阳明对此却泰然处之:“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4、进士及第
弘治二十年，二十八岁的王阳明得中二甲进士。被派往工部观政(当实习生)，负责监督建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
王阳明兵法之道来组织管理民工，他把这种方法称为“什伍之法”，大大缩短了工期，提高了效率，把坟墓建造得宏伟壮观。
王阳明在观政期间，仍然不放弃成为圣人的努力，他想起年少时“格竹子”的经历，再次进行尝试。然而依旧和上次一样，不仅一无所获，而且还病倒了。王阳明不得不怀疑朱熹的“格物致知”是否是通往“圣贤”的正确之路。
5、初入仕途
弘治十三年（1500），王阳明在完成督造威宁王的任务后，观政期满，被授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一职，分管从云南送至北京的刑部案件。
一日，王阳明去刑部提牢厅巡视时，发现囚犯吃的是拌水的米糠，询问随行狱吏，说是缺粮。走了一圈后，王阳明发现有个猪圈，那些猪正吃着大米白面。王阳明大怒，当场要狱吏将牢中所养的猪全都杀了分给囚犯吃。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王阳明不仅正直公允，还有一颗悲悯仁爱之心，这也就是他所提倡的良知吧。
弘治十四年，王阳明被派往直隶、淮安等地审决积案重犯，使“所录囚多所平反”，公正无私，做事认真严谨的王阳明在那里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
6、廷杖四十
明末，宦官专权，政治黑暗。中国自尧舜以来就有言官制度，儒家认为“武死战，文死谏”是为人臣者忠君爱国的最高境界，文官直言上谏就像武将战死沙场一样，虽死犹荣。
弘治十八年（1505）孝宗驾崩，十五岁的明武宗朱厚照继承了皇位，这个行事荒诞不经少年天子，喜欢打打杀杀，舞枪弄棒，加上宠信宦官刘瑾，弄得整个朝堂鸡飞狗跳，大批文官纷纷因为上谏获罪，被打的打，杀的杀。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也上了道奏折——《乞侑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弹劾以宦官刘瑾为首的“八虎”。奏折被刘瑾集团截下，王阳明廷杖四十，下到昭狱，后又被贬到贵州龙场当驿丞。
7、龙场悟道
贵州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一路上高山叠嶂，丛林茂密，常常有野兽毒蛇出没。王阳明躲过锦衣卫的追杀，经历了虎穴逃生，九死一生，终于来到贵州龙场驿。
可这龙场驿早已是断壁颓垣，根本住不了人。后来，王阳明在山上找到一个石洞，便带着仆人住了进去，他给石洞取名“阳明小洞天”。王阳明白天处理政务，开荒种地，讲学传道，夜晚在石洞中继续探求圣贤之道。他还在石洞中放置了一个石棺，常常无事时躺在石棺中，闭目凝神，深思忘我。
一天夜里，王阳明正躺在石棺中苦思冥想，回顾这些年所读过的书，所经历的事，思考着人性与万物，“吾心”和“物理”之间的关系。洞外狂风忽起，暴雨顷至，一声霹雳惊雷使洞中亮如白昼。王阳明一下子顿悟了，原来天道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他欣喜若狂，以五经验之，完全行得通，可再用朱熹对五经的注解进行对照时却完全矛盾，解释不通。这使他更坚信朱熹误读了五经，而自己通过内心的体悟已经找到了圣贤之道。十年后，王阳明在他写的《朱子晚年定论》中讲述了自己这段艰辛的追求圣贤之道的心路历程。
8、知行合一
正德四年（1509），贵州提学副使席书慕名到王阳明讲学的贵阳书院，向王阳明提出了“朱陆异同”的问题，希望王阳明作出回答。这里的朱指朱熹，陆指陆九渊，都是南宋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没有直接回答席书的问题，而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知行合一”。
9、任庐陵知县
正德四年（1509），王阳明调任江西吉安府庐陵知县。宦海沉浮，在贵州两年多的磨炼，使王阳明的内心变得更强大，他认识到“常快乐才是真功夫”，遇事更从容，处事也更圆融了。
庐陵这个地方百姓特别喜欢打官司，而且诉状冗长，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上县衙告状，以致于庐陵县令每天都要处理上千件诉讼案件。据说王阳明的前任，许知县就受不了这“刁蛮之风”请辞了。
百姓听说新来了县令，呼啦一下聚集了一千多人到县衙告状。王阳明新官上任第一天就遇到这阵势，有点傻眼了，不过他很快镇定下来，认真听取民情。原来，这些百姓是在抗议当地的一种苛税——葛布税。
明成祖永乐年间，中央向地方派驻中官（宦官）到地方，这些宦官不受巡抚文官和镇守武官的制约，他们到地方实际是监视和制约这些地方文武官员的，当然也不忘搜刮民财。
庐陵不产葛布，却要向百姓摊派葛布，而且这葛布税不是中央的合法税收，而是宦官鱼肉当地百姓的借口。
王阳明当即承诺百姓免去当年的葛布税，并提笔写了题为《庐陵县为乞蠲免以苏民困事》的报告，发给吉安府和江西布政使司，要求当地的镇守中官免除加给本地的过重税负，以平民怨。
王阳明这种重民安民，先斩后奏，雷厉风行，勇于担当的行事风格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敬仰。
针对当地的争讼之风，王阳明制定了一整套措施来教化百姓。
他规定除非大事，不得动不动兴讼，一份诉状一次只能说一件事，而且每份诉状不能超过两行，每行不能超过30字，违反的将会受到惩罚。他还劝告百姓要知礼守法，互相谦让。
王阳明将之前已经基本停滞的申明亭和旌善亭重新兴建起来。通过里老教化当地的百姓。同时要求各家的户主也要管教好自家的子弟。县城内十户为一家，乡村就以各村为单位，互相帮助，相互支持，减少打架斗殴事件的发生。通过乡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方式，使当地的社会秩序有了很大改善，民风也渐趋淳朴。
王阳明在庐陵"卧治六月而百务具理。"他用疏导和教化的方式使当地民风归于淳朴。这也是阳明心学"致良知"、"知行合一"和"事上练"在善政治理上的成功实践。
10、两年四迁
刘瑾伏诛后，王阳明也迎来了仕途升迁较快的时期。他先后升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吏部验封司主事、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南京太卜寺少卿。短短两年时间，王阳明从一个正七品升为正四品，升了三品六级，然而这些都是闲职。
在政事上难有作为，王阳明就潜心研究学问，读书、思考、讲学，在和弟子、朋友的学问探讨中，日渐接近于心学的精髓。他教导学生，世事无常，每个人都会遭遇难以预料的变故，要用心学的理念来战胜外在的苦难，以自己强大的内心去应对无常艰难的世事。
中年王阳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1、南行剿匪
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阳明被任命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当时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四省交界的地区，土匪、恶霸、盗贼猖獗，百姓苦不堪言。而这些地方又地处山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王阳明每到一处，先了解当地的山川地形、风俗民情和土匪山贼的盘踞情况，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先漳南，后横水、桶冈，再三浰”，先后平定了漳南匪患，江西横水、桶冈匪患，一举击破了广东惠州府龙川县境内的涮头大巢，朝廷用兵十多年没有解决的四省匪乱，王阳明势如破竹地各个击破了。
然而，王阳明在一次过问剿匪的战利品时发现，这些山匪中很多人的生活很拮据，在涮头的两千多名山贼居然平均每人只有一件衣服，很多人不名一文。王阳明了解了情况后，把山匪分为两类：一种是触犯法令，逃入山中负隅顽抗的，一律斩杀；另一种是受豪强压迫，被迫当了山贼的，这种遣散回家，并免其赋税。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山上的匪患解决了，可如果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社会长治久安，人们心中的“山贼”还在，就不能杜绝山贼的死灰复燃。
王阳明上书朝廷，建议设平和、崇义、和平三县，以加强对当地的治理，同时“告谕百姓，风俗不美，乱所由兴。”他晓谕百姓要厚养薄葬，提倡节约，禁止举行浪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城乡迎神赛会，以改变当地攀比、奢侈和挥霍的风气。此外王阳明还恢复社学，把一些寺庙改为学堂，把自己的巡抚衙门也改成了书院，聘请老师，自己也身体力行地为学生授课。
如果说少年时对兵法的研习和长期心学体悟带来的强大心理定力，让王阳明的军事才能得以展现，那么兴办教育、教化百姓、敦化民俗，更是阳明心学在端正人心，改良社会风气成功实践。
2、平宁王之乱
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发动的叛乱。宁王起事这天，王阳明刚奉命离开南昌前往福建平定军官叛乱。得知宁王叛乱，王阳明紧急上奏朝廷，立即改变行程赶回江西。很快，朱宸濠已率兵出鄱阳湖，并对安庆进行围攻了。
此时王阳明手中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朝廷授权处置，他心急如焚，一边向邻省请求发兵，一边用假公文，假情报扰乱朱宸濠的军心。当时宁王率兵六万，王阳明手中无一兵一卒，他号称自己领兵十六万，使宁王心生疑虑。王阳明则趁机集结了江西境内各府县的军队二三万人，誓师北上。
与朱宸濠训练有素的军队相比，王阳明这的军队不管是从人数还是战斗力上都差距很大，直接增援安庆，胜算不大。而王阳明判断朱宸濠围攻安庆，南昌城内肯定守备不足，攻打南昌，以宁王的心性，必然会不听劝阻回兵来救，这样既可以避其锋芒，又可解除南京的危急。
王阳明攻城前，先对南昌守军和百姓发动了心理攻势，告诉他们投诚从宽，抗拒死罪。一时城内人心涣散，南昌城被拿下。宁王得知南昌被占领，紧急回兵救援。王阳明出奇制胜，他撤出南昌，迎击宁王，并趁机收复了九江、南康两地。王阳明再次“攻心为上”，命人在指挥船上升起写着“宁王已擒，我军毋得纵杀！”的大白布，宁王军队不知真假，一时军心大乱，宁王大败。
宁王处心积虑准备了十几年的战争，被王阳明用三十五天就击破了，这既是因为王阳明深谙用兵之道，也是阳明心学在领兵打战，掌控战争全局中的成功实践。“
此心不动，随机而行。”既是心法，也是兵法。只有“我心不动”，才能不被纷乱的表象所干扰和迷惑，从而洞明事情，决胜千里。难怪被称为日本军神，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海军的东乡平八郎对王阳明如此推崇。1905年在天皇为他举行的庆功宴上，有人问他成功的秘诀，他默不作声地拿出一块腰牌，只见上面刻着一行字：“一生俯首拜阳明”。
平定宁王之乱后，王阳明对“致良知”有了更深刻的看法。
王阳明认为，人人都有良知，是与生俱来的，“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常人也好，圣人也罢，每个人心中都有良知。人就是天地的心，人心就是天地间的一点“灵明”。这个“灵明”就是天理，就是良知。如何才能“致良知”？
王阳明认为要通过“事上练”，“历事练心”，使知和行相结合，达到“知行合一”，这样才能“致良知”。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为行先，知引导行，知又从行中来，行确证了知。就比如一个人只知道“孝”，却不能付诸行动，事奉父母，那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孝”。王阳明指出，圣人之学是身心之学，既要体悟，也要实践。思考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知行合一”。
3、“我心光明，亦复何言！”
平定宁王之乱后，朝廷封王阳明为新建伯。这招来了朝中杨廷和等人的嫉恨和毁谤。王阳明多次上书辞爵无效后，索性闭门讲学，不问世事。
嘉靖六年（1527）六月，朝廷任命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总制军务，前往广西平定叛乱，五十六岁的他只得抱病前往，临行前学生向他请教为学之道，王阳明留下了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到广西后，得知引起动乱的卢苏、王受也是被迫起事，并没有真心对抗朝廷，于是以抚代剿，让起兵闹事的卢苏、王受主动认罪，解散军队。历时三年之久，动用四省兵力未能平定的叛乱，王阳明不动一兵一卒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其实就是不管百姓也好，贼匪也好，站在他们的立场，为他们着想，消除其心中顾虑——“心中贼”，便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实现“破山中贼”。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一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在平叛返回途中病逝。临终时学生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淡然一笑：“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终其一生，都在“求圣”和“成圣”的道路上，“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如王阳明自己所说，他的“致良知”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早年的磨难和历练成就了王阳明的圣人之心。心学如一盏不灭的明灯，照亮“我心”，亦照亮万古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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