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中的華人》:真正大視野下的海外華人史

哈佛大學教授孔飛力是屈指可數的在中國學界享有盛名的國際大學者。1933年,出生於英國倫敦。1950年,考入哈佛大學。美國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希格森歷史講座教授、東亞文明與語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來的中國社會史、政治史著稱。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化系主任。孔教授經年耕耘於中國近代史領域,先後出版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叫魂》等專著,都享譽國際學術界,並被翻譯成中文而廣泛傳習。

《他者中的華人》:真正大視野下的海外華人史

孔飛力先生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孔教授出人意料地離開業已駕輕就熟的清史領域轉而致力於海外華人史研究,一時引起許多中國同行的驚詫,因為在中國,相較於中國史熱點問題“華僑華人研究”長期處於沒有明確學科歸屬的邊緣地位,並且多是片段化和單一式的研究。但孔教授認為“至少從16世紀以來,中國史就不能不包括海外華人史,而海外華人中也同樣不能不結合中國史,唯有如此,方可成其為一個完整的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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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曾是師從著名漢學家費正清與史華慈

2008年,在歷經十餘年的潛心研究之後,孔教授推出了集大成之作:《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以下簡稱《他者中的華人》)。這是一部史學大家在融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為一體之宏觀大視野下對海外華人歷史所做深刻解讀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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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這部鉅著經廈門大學李明歡教授翻譯而出版。我有幸在準備論文資料查找過程中經老師推薦讀了這本書,頓為其大視野長時段的切入角度而得到的眾多新穎的結論而折服,寫下這篇書評或者說讀後感來表達我對已仙逝的孔教授的仰慕之情。


波瀾壯闊的海外華人華僑研究史

關山南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

華人飄洋過海,移居海外的歷史源遠流長,據統計,目前有約為4500萬具有華人血統的人生活在史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之外,有人曾說:“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華人。”回望歷史,史國人或為經商,或為謀生,或為逃難,一批批的華人選擇離鄉別井,漂泊異地,足跡遍佈世界各個角落,對其居住國和祖籍國的發展發揮重要的作用。在國際移民史上,華人是最具活力的移民,其移民形式的多樣性,時空跨度的廣闊性,無一民族可以與之相比,在漫長的移民進程史,海外華人自身的文化和身份認同經常跨越國家的疆界,表現出鮮明的跨界性和多變性,以上種種特性,使得華人研究對於學者而言充滿吸引力和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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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華人社會

華僑華人研究在20世紀曾四次引起學術界的興趣,這均與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的發展有密切關係。20世紀初,由於1904-1910年英國在南非引進契約華工開採金礦及美、澳等國的排華運動,華工的待遇、引進華工對本地的影響及定居國的移民政策等問題引起西方學術界的興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各國勞動力奇缺,大批華工湧入歐洲。他們的地位、相關的國際法問題以及中國政府的相應政策又一次引起學術界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亞非地區民族主義運動的崛起,國際政治學領域(以美國學者為主)興起了對各國少數民族的研究熱。

華人存在於世界各地這一事實、“冷戰”氣候以及50-60年代東南亞國家的“排華”現象更引起了世人關注,華僑問題又一次引起學者的重視。近30年來, 由於華僑華人經濟力量的崛起及其在大陸、臺灣經濟騰飛中所起的巨大推動作用,華僑華人已成為世界各主要國家政治界、經濟界、學術界關注的熱點。近代以來, 研究華僑華人的國外學者主要是民族、文化、歷史學者和漢學家, 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 國外的中國學研究者、國際經濟學者、亞太地區國際關係研究者等也紛紛將研究焦點投向華僑華人, 尤其是研究這一群體經濟實力迅速發展的原因、華人族群的認同和文化乃至政治地位前景、華僑華人與中國的互動關係及其對海峽兩岸關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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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中的華人》內容簡介

本書除前言外,共分為八章第一章主要講述近代中國移民的社會結構,以及對於通道-小生境模式的闡述第二章,早期殖民帝國與華人移民群體,講述海外華人社會的形成以及不同的生態環境下的殖民模式;第三章講述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和大規模移民的到來;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論述了大移民時代海外華人社會的結構變化和排華運動的緣起和影響;第六章和第七章日本入侵與華人的“民族救亡”以及後殖民時期東南亞的華人社會;第八章則講述了移民社會摒棄種族性的排華法案和新移民的通道。

根據孔教授的界定,本書囊括的移民史始於1567年明王朝正式解除海禁,終於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後的跨國跨境移民潮。孔教授對於近500年來中國人口向海外遷移歷史的梳理,充分展現出其把握社會發展大歷史的匠心獨運。雖然此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海外華人,但是,其所涉及的一些核心問題,卻與中國社會的大歷史、中華民族的大文化密切相關。


“安土重遷”新解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強調以農為本,重農抑商,歷朝統治者以各種手段將人口固著於土地之上,令其納糧當差,永做順民,因此,“安土重遷”長期被公認為是國人的傳統習性,許多外國學者亦接受了這一說法。然而,孔教授從分析中國曆代“海禁”政策的制定及社會後果入手,對“安土重遷”提出質疑,並做出新解。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強調以農為本,重農抑商,歷朝統治者以各種手段將人口固著於土地之上,令其納糧當差,永做順民,因此,“安土重遷”長期被公認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習性,許多外國學者亦理所當然地接受了這一說法。孔飛力教授從分析中國曆代“海禁”政策的制定及社會後果入手,對“安土重遷”提出質疑,並做出新解。

其一,中國文化中的“安土重遷”並不意味著固守鄉土,而是表現為即便遠離家鄉千萬裡仍然保持著與故鄉故土從情感到物質的關聯。中國人的異地流動遷移,並不是與出生地和與生俱來之血緣群體的分離,而是既有血緣紐帶的跨邊界、跨地域擴展。

其二,正因為中華文化所具有以上深刻內涵,“安土重遷”的另一面,就是“衣錦還鄉”。絕大多數從故土家鄉向異域他國遷移的中國人,其意願多為在國外打拼一段時間後,就衣錦還鄉。而且,歷史上數以百萬計的“移民”也正是這麼做的,從而形成了中國特殊的“僑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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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小生境”模式

孔教授指出,縱觀中國人海外移民的數百年曆程,可以看到在移出地與移入地之間長期延續著條條“通道”。此類“通道”並非如絲綢之路那樣顯現於現實的地理空間,而是經由潛在的親緣鄉緣之關係網絡編織而成。“通道”的構成元素一是實質性的,即人員、資金、信息的雙向流通;二是虛擬性的,即情感、文化乃至祖先崇拜、神靈信仰的相互交織。在交通不便的年代,穿梭來往於移入地與移出地,為移民傳遞家書錢款的個體“水客”和體制性的“僑批局”,是通道的實際載體;而到了信息發達的今日,從電報、電話、傳真到電子網絡等無所不在的通訊體系,再加上現代交通發達便捷,使得通道運作更為通暢,功能也更加多元。

與“通道”相輔相成的,是在通道兩端,即特定移民群體的移入和移出地雙雙形成的特定“小生境”。在移入地,那是一個保持中國移民社群文化特色的生態圈:既可能是相對集中的商貿經營區或行業圈,也可能是在血緣地緣基礎上建立的廟堂宗祠、社團學校;既可能是實體性的、形成於現實空間的“唐人街”,也可能是潛在的,可以在需要時組織動員群體力量以採取共同行動的社會網絡。“小生境”在移出地的體現就是獨具特色的“僑鄉”。背井離鄉者的鄉土情懷及現實利益導向,促使他們在異鄉謀生時,謹守寄錢回家建房購地、贍養家人之天職。

一旦有所積蓄時,往往就會通過向家鄉捐贈善款,扶危濟貧,建廟立祠以提高自己的聲名,而且,歷史上還不乏海外僑親資助家鄉地方武裝以“保衛家園”的記載。在政治上,謀生他鄉的“成功者”,更是通過買官鬻爵,與故鄉之文人、官僚匯聚一起,形成享譽一方的精英群體,參與到地方治理當中。傳統的影響延綿不絕。由此,與跨國遷移相關的僑民、僑親、僑眷、僑匯、僑房、僑官、僑務、僑委乃至當代從村、鄉、縣、省到全國層層建立的群團組織如“僑聯”等,構成僑鄉社會生態的基本元素,通過潛移默化而融入到當地普通百姓的行為舉止習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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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華人商戶

可是,孔教授同時也注意到,儘管上述不利因素在歷史上曾反覆出現過,中國移民的“通道-小生境”模式卻從來沒有完全消失過,究其原因,孔教授特援引香港大學柯群英)的研究成果進行剖析。柯群英在《重建僑鄉:新加坡人在中國》一書中,以從福建安溪移民到新加坡的柯氏宗親群體為例,為我們生動描述了一個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海外移民重建僑鄉認同的典型事例。從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到上世紀70年代,因為冷戰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敏感的政治關係阻隔了僑情通道,因此,在新加坡成長的新一代華裔不少已經淡漠了對於祖籍地的認知。

然而,當中國改革開放打開與東南亞正常交往的大門之後,新加坡老一代柯氏族人即刻行動起來,推動並引領新加坡的華裔柯氏新一代踏上了返鄉尋根問祖的歸途。在與家鄉實現互助共贏的利益導向下,僑鄉記憶被重新喚醒,僑鄉紐帶被重新延續,僑鄉認同也在新形勢下被大力重構。據此,孔教授指出:“通道-小生境”模式並不僅僅是中國第一代移民的權宜之計,而是沉澱為一種代代傳承的文化傳統,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跨時代的韌性,具有通過內在動力實現重生與自我完善的特性,並且在當今時代更彰顯其在全球化與本土化博弈中的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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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者”的角度來探究“排華”問題

在本書中,孔教授再度展示了他在《叫魂》中熟練運用的社會心理剖析法,對華人移民置身其中的“他者”條分縷析:以東南亞為例,從殖民統治者到被奴役的臣民,從獨立後民族國家執掌大權的統治集團到洋溢民族主義激情的知識精英,從頤指氣使的大富豪到埋頭養家餬口的升斗小民,“華人”與周邊“他者”之間呈現出了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作為外來者,海外華人需要認識瞭解“他者”並與之共生共存;而後者同樣也時時刻刻審視著這些遠道而來的異鄉人:他們究竟是可以和平相處、共謀發展的新朋友,還是居心叵測的異類?他們究竟是帶來了新的利益和機會,還是潛在的麻煩製造者,或者簡直就是不共戴天的敵人?

在東南亞殖民地時期,大量中國移民進入東南亞,與西方殖民者“開發”東南亞的需求相關。一方面,殖民者僱傭了大量華人勞工為其在東南亞各地開礦拓荒建立種植園;另一方面,殖民者還在以下三個領域顯現出對當地華人的“特殊需求”或曰“特殊利用”:從事與中國的貿易;充當殖民當局向當地人斂財的代理;成為殖民時代城市化發展的人力資源。間有理解有依存,但也有競爭有對抗。當殖民者以武力成為東南亞的主宰後,為了固化其統治,就利用華人充當統治者與當地人之間的中介,華人因而成為殖民者僱傭承包商和包稅權的最佳人選。尤其是在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荷蘭殖民當局採取分而治之的手段,置當地華人於歐洲人之下、原住民之上,佈下了種族仇恨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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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真正成為殖民者御用工具“甲必丹”的華人並不多,通過此道而得以被接納入殖民體系並大富大貴者更少,但是,由於華人處於殖民統治當局與當地民眾之間,在社會矛盾激化時作為代理人而首當其衝,因此,殖民者基於自身利益偏好所做的選擇,客觀上導致當地民眾形成了“華人乃殖民同夥”的刻板印象。在東南亞獨立後尤其是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之際,基於族群基礎而建構的此類社會刻板印象被無限延伸與擴張,故而成為排華事件此伏彼起的潛在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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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社會

以史為鑑,孔教授進而指出,東南亞獨立後當地社會反反覆覆出現的各種“華人問題”,就本質而言,是東南亞國家的本土問題。雖然戰後新獨立的一些東南亞國家與共產黨中國之間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但排華事件並不僅僅是當地民族政權將華人當成共產黨中國的替罪羊。反之,那是由於獨立後東南亞民族國家滿懷民族主義理想的社會精英們,內心深處仍然不自覺地用前殖民者的眼光去審視本國華人,認為那是一個曾經推動了殖民社會經濟車輪運行的族群,由此,在弘揚本國民族利益至上的時代,對曾為殖民幫兇之華人族群的排斥、擠壓乃至打擊,不僅不可避免,而且還因為被置於民族主義的旗號下而對普通民眾具有極大的煽動性,其影響不容低估。將華人社會地位置於大歷史進程中,並從“他者”的角度進行解讀,其結論發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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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社會



大視野下的海外華人史

本書在東南亞研究方法方面最值得推崇的大視野角度研究。根據作者的界定,該書在時段上涵蓋的是中國人走向世界的“近現代篇”:

其上限,始於1567 年明王朝解除海禁;其截止,終於20 世紀末中國大陸融入世界經濟已成不可逆轉之勢。在這一長達近500 年的歷史進程中,中國自身經歷了封建帝制、民國共和、毛澤東時代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代,而整個世界則從歐洲的殖民擴張及東南亞殖民體系形成到腥風血雨的帝國主義戰爭,從戰後亞洲各國如火如荼的反帝反殖運動,到當今方興未艾的全球化浪潮。伴隨這500 年風雲激盪,作者將海外華人千絲萬縷的歷史經緯編織成錦,清晰展現出海外華人跌宕起伏的歷史脈動與延續。

作者反覆強調,必須在全球層面上研究華人移民問題。在此書中,作者一反其享譽全球學術界之《叫魂》的研究手法,不是從深挖歷史檔案、細緻剖析個案入手,而是將大量二手文獻及他人成果進行重新梳理排比,將中國國內移民和跨境移民作為一個具有深刻內在聯繫的整體進行剖析。正如另一位享譽中國學界的著名學者施堅雅所言:孔飛力此書之要點就在於“獨具匠心地把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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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們時常碎片式探討的議題,全部匯聚到一個大主題之下”。作者時時在拷問:“他者”環境千差萬別,移民們如何在與不同“他者”的博弈與調適中形成不同社會生態?而相應的移民生態又如何形成了不同特徵?如何相異於彼此?顯然,唯有宏大視野下涉及方方面面的條分縷析,方能感悟其真諦。


些許感想

當然,孔飛力在本書中所表現的華人移民史研究也不是無可挑剔的。鑑於前人少有的廣闊的研究覆蓋面,以及研究課題的複雜性,他的某些論點也有待商榷。例如,“種族主義”和“美國排華法案”方面,如前文所說,孔飛力有關“排華形成原因”的解釋有很大的突破性,但也有不如意之處:孔飛力弱化種族因素,有時字裡行間的表述,甚至帶有暗示“華人自身的行為促成了反華情緒的滋生”之嫌。我認為在北美與澳大利亞僑居地,根深蒂固的“白人優越論”,導致當地人對於外來移民的“先天”厭惡感,華人自身的不良表現加深了這種情緒,通過對比同一時期到達北美的華人和日本移民可以明顯發現,最初兩者地位相當,一段時間後,日本人被評價為“文明守禮,勤勞上進”的亞洲人,而華人則因其中一小部分人的“聚眾賭博,吸食鴉片,縹妓,黑社會活動等”,地位迅速下降,被認為是“毒害社會的劣等人種”。這種情形的日益嚴重,最終導致美國曆史上唯一針對少數族裔的歧視法案《排華法案》的頒佈,一推行就是數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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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唐人街

在對華人民族主義分析時,孔飛力也提及“新的明顯的帶有“華人性”的行為(包括實踐意義上和象徵意義上的,如華文學校,華文報紙,自願性組織等),伴隨著政治活動的高漲,引起了東南亞當地人的仇恨。”我認為,這樣一種論點也並不完整,忽略了東南亞當時的“反華情緒”更是使華人民族主義高漲的真正原因。由於東西方文化視角的不同,這也是難以消除的差異,不管怎樣,相信孔教授的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會給國內外華人華僑研究者帶來新的啟迪。

謹以此文,緬懷孔飛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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