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冶金技術起源於何方何時？對這一問題的探索，是涉及到中國文明起源與發展的重大命題。郭靜雲教授團隊近期刊發《中國冶煉技術本土起源：從長江中游冶煉遺存直接證據談起》（郭靜雲、邱詩螢、範梓浩、郭立新等著，全文分上下篇，分別刊發於《南方文物》2018年3期和2019年3期）。
二、長江中游第四~三千紀遺址中發現銅料的意義
（四）天門石家河城址：青銅技術與文化中心
3、南郊區肖家屋脊：冶鑄設施坍塌後的遺蹟
肖家屋脊地點位於石家河城外東南角，距城牆約400 m，原有面積15萬平方米，1980年代初因磚瓦廠取土受到較嚴重破壞。發掘區包含祭祀區、陶窯及其他用途的燒坑、貴族生活和墓葬區。
（1）報告中發現銅塊的紀錄
根據報告石家河文化早中期地層發現5件所謂“孔雀石”，均是較小的顆粒，如H421:63(AT304-2044a)：4.8*4.4*2.3cm; H43:52 (AT2052)：3.8*3.7*2.1cm; AT12:15：3.5cm。其餘未記錄尺寸。不過此外， H371灰燼中夾似鐵鏽斑點，實際上應該是氧化了的點滴銅滴或細小銅渣。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後石家河文化早段的灰溝HG13內，也出土了幾件所謂的“孔雀石”，以及在石家河文化晚期W49甕棺內亦隨葬一塊“孔雀石”（其餘甕棺或無隨葬品，或皆隨葬玉器）等等。這些材料都沒做過成份鑑定，甚至不發表照片，因此更難判斷出土銅塊的性質。[xvi]
前文初步分析鄧家灣城區石家河時期出土銅料的情況，發現基本都有燒炭的痕跡，應是冶煉遺蹟。其中有冶煉垃圾的堆積坑、冶煉場所，和可能為煉爐、熔銅爐的灰坑。後者均可分為圓型豎穴爐以及長型橫穴爐。肖家屋脊發現銅塊之處，與鄧家灣差不多類似，屬於冶煉相關遺蹟。
（2）冶鑄場所廢墟與冶鑄廢棄物埋藏祭禮
肖家屋脊H371位於發掘區的中西部，屬石家河文化早期，規模特別大，口徑5.65m，深度2.2m。所在探方AT1708、AT1808、AT1707、AT1807裡遺蹟很密集，打破關係複雜，也許曾經是冶煉場所，但最後成為混亂的燒土塊堆積（圖九）。發掘者將內部堆積分成三層，下層是厚度0.15~0.34m的黃褐色土，遺物很少；中層厚0.65m，灰褐土中夾很多灰燼；上層厚度1.38m，灰褐土中夾灰燼和鏽金屬斑點。陶片種類複雜，集中在中上層，其中也包含很多煉缸和小坩鍋的碎片。
肖家屋脊發現幾個長方形橫穴式冶煉場，因為遺蹟尺寸都比較大，我們認為可能不是爐子，而是坑式的冶鑄工作坊，用煉缸進行冶煉和熔銅，不過因為內部結構沒有保存下來，只能大致判斷。
H42屬石家河文化早期，坑內曾出土銅塊，位於肖家屋脊發掘區南部探方AT204、AT30。形狀呈圓角長方形，壁斜直，坑底平，都很規整，明顯是人工有意施工挖築而成，坑口9.15x2.15m，坑底7.9x1m，深度1.1m，底部有一點斜坡，其用途難以確定。這種長型的“灰坑”亦有發現在晚於石家河文化早期一千多年的吳城遺址，並已確定其為冶鑄作坊（圖十）[xvii]，但具體使用方式及操作鏈問題，還需要進一步作試驗及研究，以瞭解冶鑄技術的發展。
H42坑內堆積分為兩層，銅塊出自下層。下層2為黃土為主，夾雜灰燼，土質堅硬，厚度0.6m，發現的陶片多為粗厚夾砂陶。從中復原出幾件手製的粗厚小型坩鍋，一件夾粗砂紅陶豆、煉缸碎片以及小型磨製石鑿。上層1堆積有0.4m厚，土中全是灰燼，呈灰黑色，陶片眾多，包括夾粗砂煉缸碎片，小型坩鍋20餘件、同樣材質的小碟，以及精緻黑陶、少量陶塑動物、石祖禮器。依筆者理解，上下層是時代不同的冶煉場所，中間可能重新修建過。上層的冶煉工具比下層的更為先進。最後，在冶煉場所廢棄時，進行祭祀而埋藏各種禮器，包括陶塑動物和石祖禮器。 （圖八）
圖八肖家屋脊報告紀錄出土煉渣的H42和H43遺蹟的發掘區。
H42平剖面圖及發掘照片。H42下層出土的遺物：H422:20石鑿6.6×1.4×1.5 cm; H422:21夾砂紅陶豆，口徑20 cm足徑15.2 cm高15.2cm; H422:5小坩鍋，口徑8 cm底徑3.6 cm高9.1 cm; H422:6坩鍋，口徑12 cm底徑5.2 cm高9.4 cm; H422:12小坩鍋，口徑6.1 cm底徑3.4 cm高8.2cm。H42上層出土的遺物：H421:16小坩鍋，口徑6.3 cm底徑2.6 cm高8 cm;H421:30小坩鍋，口徑9.8 cm底徑4.2 cm高10.6 cm; H421:10小坩鍋，口徑5.6 cm底徑2.4 cm高8.2 cm; H421:91坩鍋，口徑18.2 cm底徑10.2 cm高12.6cm; H421:110夾砂黑陶高圈足杯，口徑11.5 cm足徑10.5 cm高20 cm; H421:128泥質紅陶手製三足杯，口徑8 cm高10 cm; H421:34 泥質灰陶豆，口徑24 cm殘高12 cm; H421:54泥質紅陶手製碟，口徑9.6 cm底徑4.4 cm高2.5cm; H421:159夾砂灰陶高罐，口徑14 cm底徑6.4cm高35.8 cm; H421:42大口罐，口徑24 cm底徑10.8 cm高18.5 cm; H421:68石祖形器，殘高8.3 cm; H421:164陶雞，殘長5.2 cm殘高6.8 cm; H421:123陶羊，殘長6 cm殘高4.8。H43平剖面圖及發掘照片。H43出土的遺物：H43:6小坩鍋，口徑9.4 cm底徑3.8cm高8.5 cm; H43:54小坩鍋，口徑8.8 cm底徑3.4 cm高8.5 cm; H43:21擂缽，口徑21 cm高20 cm; H43:14陶雞壺，長8 cm高11.4 cm.
在H42之東，相距不遠處有探方AT205，發現時代略晚的灰坑H43，應斷代為石家河中期，坑內出土了銅塊。H43平面呈圓型，斜壁，顯然為人工刻意挖築而成，口徑2.5 m，坑深0.58m，土質軟而黑，夾雜許多草木灰燼，坑內出土陶片中，多數為夾砂厚壁紅黑陶。報告稱為“紅黑陶”者，即是紅陶，因在使用過程中滲入很多碳灰而發黑。器物類型以小型與中型坩鍋最多，也有其他器物，包括祭祀品[xviii]。該坑的形式雖然與鄧家灣H116、H54有相似，但細微差異讓我們懷疑這或許不是圓型爐，而是專門的祭祀坑，儀式性的埋藏冶煉廢物，也許與旁邊H42煉鑄場所的廢棄物有關。H43裡也有很多與冶煉無關的器物能完整復原，可能是曾經用於祭祀的完整器物。
在石家河文化中，冶煉與祭禮活動密切相關：冶鑄場所尚在使用時，就有社會全體規模的大型祭祀活動；冶鑄場所廢棄時，也會經過一種大型祭祀而後全部掩埋。報告中H43照片上所顯示的，乃是最後祭祀的現場。(圖八)H184亦屬於石家河早期，其形狀也與H42相同：平面呈長方形，人工挖築而成，口徑2.2X4m，位於發掘區中西部，發現於灰坑特別密集的探方AT1403、AT1402內，各灰坑之間有很多打破關係，推測每一個灰坑的使用時間應該最多幾十年。H184可以辨識的深度為23cm，但底有緩坡，北端深南端淺。北端深處堆積較多炭末，陶片較碎，能復原的極少，陶片中有煉缸碎片以及可以復原的5件小坩鍋，報告公佈的小坩鍋明顯有多次燒過的痕跡。除了陶器之外，還發現一件殘缺的磨板石（abrasiveplate），兩邊有用以磨硬石的凹面(圖八)，此外還發現一些動物骨渣。從這種灰坑結構或許可以推測，這可能是一種具備完整流程的冶鑄場所，包含預備礦料、冶煉、熔銅及鑄造，北端可能有安排橫穴式熔銅爐，結構未保存。
除了圓角長方形的冶鑄工作坊遺蹟之外，肖家屋脊也發現圓型遺蹟，如位於發掘區中西部的灰坑
H434，也處於密集發現灰坑的探方AT1819、AT1818、AT1719、AT1718交界之處，為人工刻意施工挖築而成，坑口面積較大，為4.4x3.28m，橢圓型，小圓底，東、北、西壁較陡，南壁較平緩，且似乎分為兩個臺階；在底部東北角另有長方形的0.48X0.38m小坑，深度0.5m。H434灰坑最深之處到達1.9m。坑中堆積分為四層。最下面的第4層厚度為0.1~0.52m，土質土色是較軟的灰褐色土，大量夾草木灰燼，出土少量陶片，以小型坩鍋為主。第3層的厚度為0.13~0.37m，土質土色是較硬的灰黃土夾大量燒土粒，中部有各種陶片和一件石斧，不過發掘者強調，在數量上佔絕對優勢的是所謂“斜壁杯”（即小型坩鍋）。第2層的厚度為0.35m，土質與第4層一致，為較軟的灰色土並大量夾草木灰燼，堆積的陶片中小型坩鍋的數量依然佔絕對優勢，另有夾粗砂煉缸片，以及石斧和碎塊磨板石。第1層土黃而較硬，在坑的中間最厚處可達0.4m，可以復原的陶器很少，能辨識的器物中仍以小型坩鍋為主，另有少量石器。（圖九）根據這種灰燼與燒土分層充填的情形，我們認為，此處表現為早晚兩期冶煉工作坑遺存。最下面4層的灰燼、燒末和坩鍋碎片，是爐子裡所留下的遺存，至於爐子底部小坑的作用，還需要進一步思考。其上3層黃而較硬的燒土堆積是爐壁和頂部坍塌的殘跡。坑內第4層、3層大部分疊壓在第二級臺階之下，第3層只略為出露於二臺階的邊緣，可能是爐子的鼓風口或者煙道口。該爐子使用時，在二臺階之上，可能為工作臺面（圖九）。類似的冶鑄遺蹟，見於吳城遺址Z1、Z2，由於出土煉渣、煉缸碎片、殘石範等冶鑄相關工具，發掘者認為是坑式的冶鑄工作坊（圖十）。
吳城Z1、Z2年代雖然為公元前15─14世紀[xix]，比石家河文化晚一千多年，但是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原創的技術：煉缸和冶鑄流程，顯然在商時代繼續傳承、使用及發展。H371、H434、H184、HG13的發掘區。H434平剖面圖。H434第3層出土的遺物：H4343:63小坩鍋，口徑9.4 cm底徑4 cm高8.5 cm;H4343:23小坩鍋，口徑10 cm底徑3.8 cm高8.3 cm; H4343:6小坩鍋，口徑7.8 cm底徑3.7 cm高8.9 cm。H434第2層出土的遺物：H4342:12小坩鍋，口徑18.5 cm底徑9.8 cm高12.5cm; H4342:13小坩鍋，口徑6 cm底徑3 cm高8 cm; H4342:53小坩鍋，口徑7.4 cm底徑3.2 cm高7.7 cm; H3432:140夾粗砂煉缸，底徑16.5 cm殘高34cm; H3432:80黑陶缸禮器，口徑39 cm高40 cm。H184出的遺物：H184:34小坩鍋，口徑6cm底徑2.8cm高9.2cm; H184:2 磨板石，殘長26.8 cm.
分析H434灰坑的困難之處，在於其下面的煉爐被廢棄之後，上面還是可以看到很多與冶煉有關的垃圾堆積。第2層堆積包含灰燼、小型和大型坩鍋、煉缸碎片等，報告復原H4342:140煉缸，是典型屈家嶺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早期形狀。至於第1層堆積，似乎屬於人工填土掩埋的結果。換言之，我們推論，灰坑H434的下部埋藏屈家嶺、石家河文化交接時期的爐子與坑式冶鑄工作坊，而上部成為冶煉垃圾堆積坑。
（3）石家河早期冶鑄工作坊的年代問題
H434（2）內炭末的測年數據為2887±163cal BCE (BK90142)[xx]，相當於石家河文化早期。這時候H434爐子已被廢棄，說明其使用時代在公元前2900年之前，是屈家嶺、石家河文化交接時期。在H434之北有開口於探方AT1919第2層下的石家河早期的套缸遺蹟，因H434開口於該探方第4層之下，而坑內的爐子在屈家嶺時代的第5、6層之下打破生土，這表明，H434爐子的使用年代還略早於石家河文化早期。H434第4層發現的小型坩鍋都是多次用過的殘片，難以復原，應該是因為這些器物是真正用於冶煉之故。
這種用小坩堝進行冶煉的方式，是比使用大型煉缸更加原始的一種冶煉方法。實際上，到了石家河時期，小坩鍋經常只是被象徵性使用[xxi]。因此，出土遺物的狀態也可以補證本文關於爐子使用年代的判斷。在H434以西，另有同樣開口於探方第4層的H430，形狀不規整，用途不明。其炭樣測年結果為3085±143cal BC(BK90141)[xxii]。由此可以判斷肖家屋脊的屈家嶺與石家河文化的交界年代，大概落於公元前3100BC，而且H434埋藏的爐子的年代也大致上屬於此時期。那時候雖然已有發明煉缸，但使用情況可能還不普遍性，因此爐內只發現坩鍋片。H434爐子廢棄之後，第2層堆積中的煉缸還是符合屈家嶺晚期的類型。這也能間接指出H434的年代屬於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的交界期。
H42坑式冶煉作坊的下層之灰燼炭末堆積，有兩個碳十四測年數據：3126±151BCE（BK89045）和2728±128BCE（BK89037）[xxiii]。數據離散度較高，中值約為公元前2950年。不過合理判斷，完善的冶煉工作坊使用時間較長，使用200多年應該不成問題。因此，碳十四的離散度可能不僅代表碳樣標本年代差距，也包含煉爐使用時間較久的因素。由此判斷實際年代約在公元前3100─2700年間。至於廢棄的年代，陶塑品種都是大溪文化以來常見的形狀，由於沒有發現只有在石家河中期才開始出現的特殊類型，因此考慮廢棄年代也屬於石家河早期，應該不晚於公元前2800─2700年。換言之，H42使用與廢棄的年代只是略晚於H430和H434。
從這些測年數據我們可以大致判斷，石家河城冶煉活動逐漸普遍、技術成熟的時代，是公元前第四千紀末至第三千紀初。因此石家河早期地層中大量出土各種形狀的小銅片。
（4）長條型熔銅爐
觀察鄧家灣有發現幾個長條形的灰坑遺蹟，裡面也堆積與冶煉有關的廢物。這種長條形狀的灰坑，實際上從大溪文化三期的湯家崗、城頭山遺址均有出現，屈家嶺時期的龍嘴也有發現。到石家河時期發展為底呈斜坡狀的長條形的燒坑結構。
肖家屋脊發現二十幾個石家河時期長條型的灰坑。如石家河早期H492被H434打破，所以年代應該早於公元前2900，大致可能落在公元前3100-2900年間，長度為2.35m，寬度0.83m，深度0.38m，坑內堆積煉缸片。大約同時期的H300，口部1.53×0.4m，可辨識的深度為0.15m，因為打破關係，完整深度不明，坑內只發現一件煉缸碎片。
石家河中期的灰坑H46，1.86m長，1.2m寬，0.22m深。坑內堆積物中只有煉缸和坩鍋。石家河中期的H384位於前文所述含鍊銅殘跡的H371之西，口大底小，四壁斜弧至底，坑長4.9m，寬0.6~1.5m，西端窄，坑內堆積灰黃色土夾木炭屑，出土陶片很少，只發現夾粗砂厚重煉缸以及小坩鍋碎片。同時期位於發掘區正中的H276口較大4.45×1.25 m，但壁非常斜，所以底的尺寸只有2.4×0.79m，深度約0.36m，東端淺，西端深，坑內土灰黑，陶片很少，主要是煉缸和小坩鍋陶片。同時期H132位置靠近H184，時代略晚，其開口層位位於H184的開口層位之上，口徑長1.8m，寬0.66m，深度0.46m，坑內只發現一件煉缸。
在H384的旁邊，時代比其更晚的層位下發現H375，口長2.4m，寬1.05m，可辨識的深度為0.23m，坑內堆積為灰黑色土，夾木炭屑和紅燒土塊，陶片也很少，陶片主要是煉缸和坩鍋。位於發掘區中央偏東，石家河晚期的H242，口大底小，口長2.62m，寬0.45m，四壁斜弧，約向內收10cm，坑內土色灰黑，只發現夾粗砂厚重煉缸以及小坩鍋碎片。在H242旁邊另有1.66×1.33m灰坑，形狀很像圓型爐，裡面也只有煉缸的碎片。
長條形的灰坑長短不一，深度均在0.3~0.5m間。這些坑大部分不用來祭祀，堆積物以冶煉工具為主。這種灰坑與幕阜山專業冶煉遺址所見灰溝形狀非常相似。有些長條形灰坑裡除了冶煉工具之外，也會發現其他陶片，但總體來說陶片不多，且多數屬於冶煉工具。
HG13，與H371位置相同，都在AT1805、AT1806、AT1807探方，但層位不同，HG13的層位屬於石家河文化晚期或後石家河文化早期，年代早於H371。由於HG13的長度到達14.1m，報告稱之為灰溝（ashes trenches），寬度為1.15m，深度0.3m。溝內堆積灰黑色土，夾木炭屑和紅燒土塊，出土少量的陶片之外，另發現幾件銅渣。所以這是有直接證據的冶煉遺蹟。
長江中游公元前第二千紀商國盤龍城遺址的“灰燼溝遺蹟”，已被確定為熔銅爐的遺蹟。這種遺蹟的指標包括填滿黑灰燼土，爐內包含紅燒土、煉缸，煉缸底部有著用來支撐的石塊，在陶缸的周圍或內部，以及黑灰燼土中，可能包含銅渣，甚至是銅器殘片。然而“灰燼溝遺蹟”的規模甚大，形如長溝，最長者有30m長，所以被稱為“
長條型熔銅爐”[xxiv]。肖家屋脊HG13顯示，這種“長條型熔銅爐”，其實在比商文明早一千年的石家河時期就已非常成熟發達。自屈家嶺文化晚期開始出現長條型“灰溝”，如在肖家屋脊H434邊上比其時代略早的HG31、同時期的HG27和略晚的HG22等“灰溝”的性質一致(圖九)。不過，屈家嶺晚期、石家河早期“灰溝”的長度只到達3-5m長，而石家河晚期時已可達數十米。這已經是規模化的專業生產。在這種長條形煉爐內，可以擺一、兩排煉缸，燒炭及冶煉過程依然在煉缸內發生，但在缸排之上，用燒土塊和黏土建構弧頂（廢棄及坍塌後見於坑內、坑邊的紅、灰色的燒土快），以讓碳氣濃縮，增加還原氣氛；同時在小坡度的長條爐裡，熱氣流的抽力助於在停止鼓風后保持穩定高溫度，又控制碳氣快速流失。這種高溫缺氧的環境使氧化銅料全部反應成銅。
肖家屋脊HG13灰溝的形狀，頗似吳城文化二期（公元前15-14世紀）冶鑄遺蹟Z5、Z6、Z7[xxv]，堆積炭灰，有銅渣或銅礦，而吳城的冶鑄遺蹟發現完整的石範。肖家屋脊報告沒有記錄石範或陶範的發現，但是根據經驗，
石範碎塊經常無法受發掘者注意和認出。實際上石家河遺址出土過石範，包括肖家屋脊、印信臺等遺址都有出土（這些遺物將另文專門討論）。至於陶範，如果不完整，而發掘者以“新石器文化” 的思路進行發掘，就更難引起注意。但是根據我們對發掘出土的碎塊陶範資料的分析，長江中游陶範技術早就出現於公元前第四千紀，相關資料擬另文專門討論。煉缸技術發達以及長條型火爐的出現也足以使我們考慮，當時石家河人已有鑄造的技術。以上所述幾種冶鑄遺蹟中，尺寸較小的圓型豎穴式、長型橫穴式的灰坑應該都是陶窯或煉爐；如果發現煉渣或冶煉相關的工具，則很可能是煉爐。尺寸較大的圓型或長型“灰坑”中，如果大量出土與冶煉有關的破碎器物，或許是煉鑄工作坊，在坑中擺放煉缸進行冶煉。煉爐或坑式的工坊廢棄後，都會變成相關廢物的垃圾坑，但除此之外，也會專門安排冶煉廢物的堆積坑。最後，石家河遺址還發現長條型的“灰溝”，因為堆積的性質以及銅渣和冶煉工具等遺物的發現，可以評估這也是冶煉遺蹟。
在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的冶煉技術發展過程中，同時使用這幾種設施，或許是因為它們各有特定的功能。此外，參考屈家嶺時期三種陶窯的結構[xxvi]，我們可以發現，屈家嶺、石家河煉爐結構與陶窯相當接近。這說明，冶煉與製陶技術互相促進而同時發展。在這種發展的過程中，到了後石家河時期，不僅促使青銅技術趨於穩定成熟，也使製陶技術發展到能夠製造出硬陶原始瓷器的階段。[xxvii]
(未完待續)
註釋
[xvi]湖北省荊州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編著，《肖家屋脊：天門石家河考古發掘報告之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12─113、120─121、144、296頁。
【xvii]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樹市博物館編著，《吳城1973—2002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84-85頁。
[xviii]湖北省荊州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編著，《肖家屋脊：天門石家河考古發掘報告之一》，第112頁。
[xix]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樹市博物館編著，《吳城1973—2002年考古發掘報告》，第84-85、422、500頁。
[xx]北京大學考古系碳十四實驗室，《碳十四年代測定報告(十)》，《文物》，1996年第4期，第92頁。
[xxi]郭靜雲、郭立新、範梓浩主編，《考古偵探》，上冊，第391─393頁；郭立新、郭靜雲、範梓浩主編，《時空之旅：文明搖籃追蹤》，第184─185頁。
[xxii]北京大學考古系碳十四實驗室，《碳十四年代測定報告(十)》，第92頁。
[xxiii]北京大學考古系碳十四實驗室，《碳十四年代測定報告(九)》，《文物》，1994年第4期，第89─95頁。
[xxiv]邱詩螢，《淺論盤龍城灰燼溝遺蹟》，第32－39頁。
[xxv]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樹市博物館，《吳城－－1973～2002年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86頁。
[xxvi]劉輝，《試論隨州金雞嶺遺址新石器時代窯址群》，《江漢考古》，2012年第1期，第54-60頁。
[xxvii]郭靜雲，《天神與天地之道》，第227－233頁。
[xxviii]石龍過江水庫指揮部文物工作隊，《湖北京山、天門考古發掘簡報》，《考古通訊》1956年第3期，第17－20頁。
[xxix]彭小軍、郭長江，〈長江中游地區史前陶窯及其與陶器生產初探〉，《南方文物》，2015年第4期，第122－127、151頁；劉輝，《試論隨州金雞嶺遺址新石器時代窯址群》，第55頁。
[xxx]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羅家柏嶺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94年第2期，第217、228頁。
[xxxi]王勁，《石家河新石器時代聚落群的發現、發掘與研究》，《紀念石家河遺址考古60年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5年，第11、12頁。
[xxxii]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羅家柏嶺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94年第2期，第228頁。
[xxxiii]楊權喜，《石家河考古六十年紀念》，《紀念石家河遺址考古60年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第24頁。
[xxxiv]郭靜雲、郭立新，《從石家河玉質禮器看殷商玉器淵源》，《河南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第2－8頁。
【聲明】本文作者為郭靜雲、邱詩螢、範梓浩、郭立新，為《中國冶煉技術本土起源：從長江中游冶煉遺存直接證據談起（二）》（原載於《南方文物》2019年3期）。歡迎轉載，但若有引用或轉載，務請說明作者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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