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翼獸最早見於公元前第三千紀後半葉兩河流域閃族人的文化中，主要的形象是翼獅和翼牛，都代表具體崇拜對象。但當傳播到希臘或裡海以東的草原地帶後，逐漸失去原意，成為信仰內涵不明的“獅鷲”（格里芬） 怪物。戰國時期，經過斯基泰人的文化橋樑，翼獸形象開始常見於華北列國造型中。不過，戰國藝術很少直接模仿斯基泰藝術的獅鷲，而是在其基礎上塑造新義。並無明確信仰意義的“獅鷲” 在經過漫長的吸收過程後，與中國最高等級的神獸龍、虎相結合， 內化出了全新形象——“天祿”“辟邪”， 並一直經漢風靡至唐。
關鍵詞： 翼獸； 一帶一路； 西亞藝術； 戰國藝術； 斯基泰藝術
文章編號： 1003-2568 （2019） 03-0049-16
中圖分類號： K85 文獻標識碼： A
作 者： 郭靜雲， 博士， 臺灣中正大學歷史學教授，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研究生導師，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駐訪學者。
王鴻洋，中山大學博士研究生。
本文對於翼獸的基本定義是：原本沒有翅膀的動物，在基本保留其主要特徵的同時，另加上一雙翅膀。自公元前第三千紀以來這種翼獸的神秘形象就已在西亞地區普遍可見，因此其可溯源至兩河流域上古文明的歷史脈絡。公元前第一千紀兩河流域上古文明沒落，希臘、羅馬文明興盛，翼獸造型變得罕見。至於中國地區，翼獸造型在漢代之前很少見，兩漢時期大量出現，魏晉南北朝至唐均常見。也就是說，在西亞翼獸形象早已失去影響力甚至沒落時，東亞翼獸藝術才興起。
學界在討論中國翼獸起源時，雖然有些學者依靠漢文傳世文獻提出本土起源說，但是更多學者從考古資料來探討翼獸，主張西源說。李零用“格里芬”（gryphon，獅鷲）一詞，以強調中國翼獸源自西亞、中亞及草原地帶。但是換角度思考，若光有外面的影響，未必會被接受，所以重點還是在於遠域的“格里芬”如何一變而成為中國的翼龍、翼虎、天祿、辟邪、麒麟等屬於自身文化的獨特神獸。
翼獸傳入中國也是歷史世界化的表現之一，世界化的形象藉由不同文化互補而成型。循著這一思路，下文擬從世界上古史脈絡，來展現翼獸形象的傳播及演化，試圖釐清翼獸形象如何經過了漫長過程中的數個階段，以及如何新興於中國。
一、從創造到傳播：兩河流域的古神轉變成獅鷲怪獸
中國文化經過與中亞、草原族群文化認識了翼獸形象。但此形象並非由中亞、草原人創造，是從原創的西亞地區，經過幾次轉手才到中華文明邊疆區。因此下文先闡述翼獸之原創本義，以及其傳到中亞、草原地帶的演變。
兩河流域信仰奠基於蘇美爾，但在長久歷史過程中，經歷了不同族群的理解和形象再創造。根據現有的出土資料，蘇美爾時期諸神造型未見帶翅膀的形象。但是到了公元前第三千紀後半葉，建立阿卡德帝國的東閃族以及建立拉爾薩和巴比倫的西閃族亞摩利人，開始用翅膀直接表達諸神生活在天上的意思。蘇美爾伊南娜（Inanna，閃語稱為伊絲塔Ishtar）等主神都有帶翅膀的人形樣貌。與此同時，也有幾個翼獸造型固定下來，主要是翼獅和翼牛。
兩河流域自蘇美爾文化以來，負責天地之間的關聯暴風雨神——安祖（Anz）的形象是獅頭鷲，如見於蘇美爾烏爾（Ur）第一王朝珍寶中黃金青金石的造型（公元前2600年左右，圖1-1）。後來安祖立於兩獅背上的構圖見於拉格什（Lagash）王烏爾南塞（Ur-nanshe，公元前2550年前後在位）奉獻的石雕上（現藏於巴黎羅浮宮），成為拉格什王朝的象徵。同樣的構圖見於拉格什王恩鐵美那（Entemena，公元前2350年前後在位）時期Dudu奉獻的石雕上（圖1-2），恩鐵美那王的白銀壺上（圖1-3）。
圖1 1-1.馬裡（Mari，Syria）古城出土蘇美爾烏爾第一王朝珍寶中黃金青金石獅頭鷲安祖像。現藏於敘利亞大馬士革國家博物館；1-2.拉格什王恩鐵美那時期Dudu奉獻石上安祖靠雙獅雕刻。現藏於巴黎羅浮宮；1-3.恩鐵美那王的白銀壺上安祖靠雙獅及安祖靠雙羊紋。現藏於巴黎羅浮宮
針對類似安祖這種形象，均有一種共同合理的理解：猛禽鷙鳥與貓科猛獸合為一體。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文化中，雖然自上古以來，既有崇拜貓科猛獸老虎者，亦有崇拜鷙鳥者（其造型禮器最早在距今5000年前後已可見，商周時依然普遍）。這兩種動物的造型會一起出現，甚至會交錯，但從未見過將兩者合為一個怪獸的造型，此舉表現出不同文化發展內在邏輯的差異性。
圖2 中巴比倫王美里 · 什帕克加西特（Me-li Shi-hu）時代的劃界石。現藏於巴黎羅浮宮
圖3 尼努爾塔神鬥安祖：3-1.烏爾第三王朝的舒爾吉王時期的滾筒印章；3-2、3-3.亞述時期的滾筒印章（局部）
除獅頭鷲安祖之外，兩河流域還有幾種翼獸形的神。首先是在中巴比倫王美里·什帕克加西特（Me-liShi-hu，約公元前1186—公元前1172年在位）時代的劃界石上的內爾伽爾（Nergal）冥王和尼努爾塔（Ninurta）戰神及農業神（兩位兄弟神），都表現為翼獅（圖2）。除了翼獅的形狀，尼努爾塔亦有人形或翼人形，常站在象徵他的翼獅背上，且均常見尼努爾塔神鬥爭並克服安祖的造型。例如烏爾第三王朝的舒爾吉王（šulgi，約公元前2094年—公元前2047年在位）時期的滾筒印章（圖3-1）。烏爾第三王朝以來，直至巴比倫、亞述時代，安祖形象從獅頭鷲發展為翼獅或鷹頭翼獅的形狀，所以象徵尼努爾塔的翼獅與安祖翼獅，在滾筒印章的造型上有時候很相似（圖3-2、圖3-3）。尼姆魯德在亞述帝國的主要崇拜為戰勝神，亞述王阿淑爾納西爾帕二世（
，公元前883年—公元前859年）時期在亞述首都尼姆魯德（Nimrud，Calah）尼努爾塔神廟的石座上翼人鬥翼獅，這也是尼努爾塔鬥安祖的造型（圖4）。
圖4 亞述王阿淑爾納西爾帕二世建築尼努爾塔神廟的石座。現藏於大英博物館
不過巴比倫、亞述時期滾筒印章上，常見尼努爾塔神站在翼獸背上的構圖（圖5-1）。此外，因為獅子也是伊南娜（伊絲塔）的標誌動物，她也常被造型站在獅子的背上，亞述時期伊絲塔的獅子亦常帶翅膀（圖5-2）。同時可見其他神站在翼獸背部的構圖（圖5-3）。
圖5 新亞述時期翼獅造型：5-1.尼努爾塔神站在翼獅背上（滾筒印章，局部）；5-2.伊絲塔神站在翼獅背上（滾筒印章，局部）；5-3.多神來拜恩利爾主神（Enlil），公元前第 8至第 7世紀Maltaya石座雕刻
研究兩河流域的翼獅造型是一個獨立的問題，不在拙文討論的範圍內。我們只是想強調：兩河流域的翼獅並不是奇異的格里芬怪物，而是有明確意涵的具體之神的表現。另外，兩河流域翼獅的翅膀巨大強壯，其力量足夠將獅身升起到天空飛翔，不像後來中國大部分翼獸只是象徵性地造型小翅膀。
兩河流域翼獅形象之外，另有翼牛的造型，具體源自蘇美爾伊南娜神母的天牛形象。《吉爾伽美什史詩》中伊南娜派天牛殺基加美修，但是後者卻戰勝了他。在亞述時期的印章上，天牛均有翅膀（圖6-1）。同時，在新亞述滾筒印章上可見尼努爾塔神與翼牛的造型，或者是一對拉瑪蘇翼牛保護神形象（圖6-2）。
圖6 亞述滾筒印章：6-1.吉爾伽美什打敗伊絲塔天牛；6-2.尼努爾塔神與一對翼牛
在亞述宗教體系中，拉瑪蘇翼牛形象（Lamassu，另稱為舍杜šêdu，限於指稱公翼牛）被用於護城之門神。據語言學詞根的線索，該詞含有蘇美爾語的指稱，故有可能溯源至蘇美爾時代。但實際上迄今留下來的拉瑪蘇造型，一直要到巴比倫、亞述時代才變得明顯，經常是人面翼牛，有時候牛蹄改為獅爪。儘管隨著時代變化，不斷有新族群進入兩河流域，但從蘇美爾到亞述，其宗教體系基本上得到傳承，翼獸也未失其本意，都是具體神的表現。
（二）受直接影響及吸收者的周圍地區
亞述帝國不僅全面傳承各種翼獅、翼牛的形象，還大量建造這類大型石刻，並廣泛影響其他國家都城、宮殿的建築風格。循著中亞述、新亞述帝國勢力的擴展，至公元前第二千紀晚期，除兩河流域外，翼獅、翼牛的形象還多見於埃蘭及後來波斯的造型中。同時，通過亞述馬匹和鐵料貿易路線又傳至高加索山脈和裡海地帶。
據亞述文獻記載，公元前13世紀以來，從凡（Van）湖、爾米亞（Urmiya）湖到高加索亞美尼亞山脈（亞拉拉特Ararat兩座主峰），以及往裡海的方向有Nairi（那夷立）族群軍事聯盟，專門從事練馬及馬政，並賣馬給亞述和其他國家。公元前9世紀，那夷立聯盟發展到Biaina（烏拉爾圖Urartu）王國，其主要經濟依然是馬匹和鐵料貿易。當時烏拉爾圖的馬質量優良，所以亞述、米底、波斯歷來都努力合併烏拉爾圖王國，以親自掌握西亞地區的馬政及馬商。
高加索高原的練馬技術顯然與其靠近裡海草原有關。他們與草原地帶有頻繁的人群流動和技術交流。因此，從馬商貿易的角度思考，那夷立族群有足夠條件成為亞述與中亞草原地帶之間認識的橋樑。
自公元前第二千紀晚期以來，西亞地區經歷了很多國家數次重建、族群衝突及流動，考古資料也零散而不完整，包括翼獸造型雖有零星出土，但具體年代不確定，因此考古資料有缺環。但是到了公元前第一千紀初，在新建的亞述、烏拉爾圖、波斯以及其他國家的王宮中，翼獅、翼牛造型依然多見。從數量來說，翼獅始終多於其他翼獸，另有人面拉瑪蘇翼牛以及其他翼獸混合形象，如帶角的翼獅、鷲頭翼獅等。烏拉爾圖可能是由於其作為練馬及馬商中心的地位，另還出現有翼馬的形象。烏拉爾圖宗教結構裡，很多公神有自己的翼獸象徵動物（圖7）。那夷立人的宗教藝術則模仿亞述，常見神站在翼獸背上的構圖（圖8）。
圖7 烏拉爾圖王鍍金銅寶座的部位。分藏於埃爾米塔日博物館和大英博物館
圖8 烏拉爾圖翼獸造型據 Sarduri 第一世王的裝飾（公元前 834—公元前 828 年）：8-1.Hutuini 戰勝神站在牛角翼獅的背上；8-2.Dududaini 牧神站在羊角的翼獅的背上；8-3.Nalaini 神站在翼馬的背上；8-4.Ua神站在鷲頭翼獅的背上；8-5.Shelardi神站在拉瑪蘇的背上；8-6.烏拉爾圖城邦在Adilcevaz的石刻，Teisheba雷神站在神牛背上（Van Mü zesi）
圖9 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國都城蘇薩（Shushan）皇宮壁上翼獸造型（公元前第 6世紀）
在波斯文化中翼獸常見翼獅、翼牛和拉瑪蘇，比烏拉爾圖時代略晚時，也出現帶角的翼獅（圖9）。雖然在波斯和烏拉爾圖的文化中，翼獅、翼牛、翼人的形象經常被混合，卻並沒有變成意義模糊的怪物，都還有具體之神的含意，有些是重新命名的傳自兩河流域的崇拜對象，有些則是新興的本土崇拜對象。
綜上，埃蘭的波斯人和高加索的那夷立人等，都直接與兩河流域國家來往，因此直接吸收了兩河流域的形象，並內化成自己文化的信仰。所以各國翼獸所代表的意義雖然有所不同，但都是具體的崇拜對象。而且，兩河流域和周邊文化區翼獸的翅膀都強大，符合身體比例，是可以飛翔於天空的大翅膀。
不過，經過遠程貿易和戰爭，翼獸形象進一步西傳到希臘，東傳到中亞及草原地帶，愈遠愈加被抽象化，演化成有翼的奇異怪物。
（三）遠傳地的有翼怪
在與巴比倫、亞述有直接來往的國家文明之外，翼獸形象的傳播基本上失去其具體神能的含義。它在希臘文化中變成為東方的有翼怪（wingedmonster），希臘人稱之為“
”（鷲獅）。同時，也傳到裡海以東地區，影響了亞洲草原地帶被總稱為“斯基泰”的眾多族群藝術的形成。
中國學者均認為，波斯文化中的翼獸是中國翼獸的主要來源之一。但實際上獅鷲造型出現在中亞草原及阿爾泰地區要早於波斯，中國目前已知的翼獸形象也早於波斯時代。
筆者贊成學界假設，在兩河流域翼獸母題傳到黑海、裡海及亞洲草原的過程中，高加索地帶及那夷立族群具關鍵作用。魯金科（S.J.Rudenko）等學者從年代學和圖像學的方法顯明，亞洲草原及阿爾泰山區的獅鷲造型，都不可能濫觴于波斯文化，而是經過高加索的烏拉爾圖源自亞述文化，只有晚期才可見與波斯造型的相同特點。這些特點，因為在烏拉爾圖的藝術亦可見，故未必源自波斯文化，可能只是從總體上代表大區域內藝術互相影響及統合化的趨勢。
雖然有些學者對此表達疑慮，認為資料還不足以肯定那夷立族群及烏拉爾圖國家文化對草原藝術的影響，而更加強調波斯與古希臘的因素。
但無論是黑海北部地區的斯基泰文化年代或者阿爾泰山區巴澤雷克（Pazyryk）文化年代（公元前7─公元前3世紀），其早期即已有獅鷲造型，同樣的形象在波斯文化反而出現較晚（如羊角翼獅等，圖10-2、圖10-4）。早期巴澤雷克文化造型與烏拉爾圖王國晚期的造型非常相似。再考慮到烏拉爾圖國家在晚期階段向北遷移的現象，使學界繼續思考高加索、草原及阿爾泰地帶的文化傳播關係，且同意獅鷲造型通過這一條傳播路線，即從亞述傳播到斯基泰人活動區，其中就包括巴澤雷克文化。
圖10 巴澤雷克二號大陵墓出土的遺物：10-1.皮毯紋飾局部線圖；10-2.木基黃金片脖子裝飾品的復原縣圖；10-3.墓主右手文；10-4.銅飾；10-5.馬鞍墊氈質貼紋
歐亞草原及阿爾泰山脈斯基泰文化的翼獸主63要是翼獅、翼豹、翼虎等貓科猛獸，有的在頭上帶角或有鷙鳥頭（圖10、圖11，圖12-1、圖12-3）。翼牛造型在斯基泰文化出現很少，均見於受到草原族群影響的斯鳩底農耕地區，如在黑海北岸南布格河及聶伯河陵墓裡均有發現（圖12-4）。
圖11 巴澤雷克一號大陵墓出土的遺物：11-1.馬鞍墊毯和氈質貼紋；11-2.馬鞍墊氈質貼紋
圖12 巴澤雷克五號大陵墓出土的遺物：12-1.毛毯紋飾；12-2.絲繡鞍褥；12-3.北黑海岸區Kelermes出土銅鏡上的獅鷲圖；12-4.南布格河出土翼牛銅飾
（四）從草原到中國大地：在傳播和吸收之間
學界討論中國翼獸問題，主要是強調草原西來的因素，但如果交往過程如此單純或單向度，影響的走向應該是從華北逐漸傳到華南。實際上考古資料並無這種規律，戰國時期並不只有中國北方列國與阿爾泰斯基泰人有來往，而且影響也並非單向。甚至可以見到，巴澤雷克文化所出土中國製造的器物，均源自南方，如絲綢、絲錦、絲繡（圖12-2）。山字銅鏡最多出土在湖南地區的楚墓裡（圖13-1），次之為與其他楚地，故稱為楚式鏡，偶爾也傳到其他地區，其中一件發現在巴澤雷克陵墓中（圖13-2）。另外，楚地製造的漆器也有傳入草原地帶，如新疆阿拉溝西漢時期墓中發現漆器，與馬王堆西漢墓漆器接近（阿拉溝墓葬中木槨朽木的測年為公元前34±公元前96年）。
圖13 13-1.長沙燕山嶺 M855 楚墓出土的山字鏡；13-2.巴澤雷克二號陵墓出土的山字鏡；13-3.南越玉佩 III（D45），長 18.9 釐米、寬 6.2 釐米，重 129 克；13-4.大英博物館收藏腰銅佩（編號1945，1017.198），長 16.5 釐米
討論中國文化對斯基泰藝術影響多限於上述絲織物品、銅鏡和漆器三類，因為這是通過遠程交易傳入中亞的產品。如李建深的研究證明，楚地生產絲織品和銅鏡，在春秋戰國時發展成為規模龐大的專業化生產行業，遠地銷售到達華北、北亞、中亞地區，所以巴澤雷克文化墓裡也出土生產於楚國的商品。但除了器物流動，也包括東亞古文明對草原地帶文化的組成所產生的影響，其中就包括一些技術和藝術造型。
戰國時期，華北及黃河流域諸國與草原關係頻繁，西漢早期因匈奴的關係，互動可能還要多。仔細觀察草原發現的虎形腰飾（圖13-4），其老虎的龍形尾巴造型在戰國秦漢藝術中頗為常見，如可以對照南越王墓的虎龍玉佩（圖13-3），而小翅膀形狀與戰國秦漢有翼蟠虎造型一致（如參後文圖23、圖24）。從南海到草原都可見技術和形象接近的器物。在草原地帶，西亞、東亞造型風格和主題都混為一團，如獸型金牌，一方面其有很明顯的西亞源頭，另一方面東亞也有自身原創的獸型金牌藝術，如三星堆金虎（圖14-2）等。新疆阿拉溝墓地出土的金牌中，既有與中國大量製造的翼蟠虎類似的造型（圖14-4、圖14-5），亦有似蟠獅的造型，其獅鬣向上卷而像翅膀（圖14-3）。可見，草原藝術一邊傳西來的獅鷲，一邊重新吸收中國化的老虎和其他藝術主題。李零曾有發現，中國開始出現獅子造型的同時，源自中國老虎的形象亦傳到中亞地區。實際上很多戰國藝術家塑造的形象，後來傳到草原和中亞。
圖14 14-1. 滿城中山靖王后竇綰墓出土燻爐 2-3004（通高 32.3），爐蓋圖；14-2.三星堆第一號坑金虎牌K1：11-1，高6.7釐米，長11.6釐米，重 7.27克；3-5新疆阿拉溝墓出土的金器：14-3.獅形金箔，長 20.5釐米，高 11 釐米；14-4.翼虎牌，徑 5.5—6釐米，厚0.1釐米；14-5.雙虎紋金箔帶，長 26.5釐米、寬 3.5 釐米，重 27.75 克；14-6.臺北故宮收藏戰國時期鷹首虎尊，高20釐米，重1810克
而且，在中國地區，除了斯基泰、匈奴墓，很少能發現斯基泰形貌的“獅鷲”怪獸造型，一般是製造經過自身文化消化後重新塑造的翼虎、翼龍等“中國化”的形象。如就主題來看，最接近獅鷲結構的是戰國時期的鷹頭虎尊，甚至可稱為“鷹虎”，但就造型的比例、風格和整體形狀而言，卻不像斯基泰文化的獅鷲，還是相當“中國化”的造型（圖14-6）。在這方面，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后竇綰墓出土的銅燻爐是獨特的例子。爐蓋飾帶上造型四個63神獸，分成兩組：老虎從後面咬長尾巴的鳥，而在駱駝背後有獅鷲準備咬它（圖14-1）。在這裡，老虎與獅鷲明顯是兩個不同的形象，而且獅鷲形貌很像在巴澤雷克墓葬裡所見，與已在中國文化裡內化的翼獸明顯不同。
總而言之，先秦時期，斯基泰人文化與華北列國明顯有器物交易及互相影響關係。在此基礎上，一方面獅鷲怪獸母題傳入中國，並在秦漢時期翼獸形象走向興盛；另一方面，中國藝術母題也回傳到西邊。我們認為，西亞地區也受到遠來的中國文化影響，如新巴比倫藝術的“木什胡什”，即M-ru，有雙鷹腳及雙虎腳的蛇龍（圖15），從西亞文化脈絡看來，明顯有異域怪獸的形貌，也許代表經遠程傳自東亞的異域風味。
圖15 新巴比倫伊絲塔門上木什胡什的造型。公元前560年
二、戰國翼獸：從道聽途說到初步接受
前文是從翼獸形象原創造者的立場出發，觀察該形象向外傳播和轉義的跡象。下面將著重討論中華文明如何逐步模仿、接受、內化外來的翼獸形象。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一過程並不是一時、一次性地全盤接受，而是迂迴、繁複的。限於時空框架，很多時候我們只能觀察大概走向，無法更細緻地描繪出傳播過程的每一步。
（一）戰國零星翼獸造型之規律的濫觴
中國文明消化、內在化翼獸形象的過程源遠流長，戰國、秦漢並不是接觸他們的最早時代。從公元前第一千紀起，斯基泰人成為東、西文化的聯絡者。由於斯基泰人已有半定居的生活，且數次建立過國家，所以保留有較豐富的考古資料。在此之前的遠程文化交流更像是互相“聽說”，道聽途說式的傳播。
中國從最早聽說有翼獸，到初步嘗試塑造翼獸形象，再到親眼看見外來的作品，又到願意模仿，直至將其作為素材來創造自己的新藝術，這是涵蓋數百年的漫長曆史過程，濫觴於殷周而初興於戰國秦漢。在這數百年曆史中，東亞地區諸多國家興衰沉浮，不斷有新族群加入或消失；西亞、東亞各區之間的遠程交流則似潮汐漲落，遠非一脈相承、直線式的發展。中國歷史經過幾波開放交流以及封閉自守的狀態，並且因為本身區域很大，交流因素常常只侷限於某些特殊區域內，未必有廣大的影響。因此，討論翼獸傳入中國的各個階段時，我們只能觀察大體的歷史趨向，通過各種具體的個案和實物，將不同時代的線索用虛線串連起來。
戰國時期所謂“斯基泰人的藝術題材”，實際上還是源自西亞的翼獸。在新亞述都城尼姆魯德（Nimrud）石刻上有造型亞述人與斯基泰人戰鬥的場景，說明確有部分斯基泰人群有機會直接接觸到亞述文化，而其他斯基泰人群則透過各種中介吸收亞述文化形象。所以總體來說，最初都有共同的源頭。
或許是因為斯基泰人興趣的緣故，他們從西亞地區吸收翼獸時，很少模仿翼牛等食草的有蹄翼獸，而更多選擇將翼獅猛獸造型作為自己藝術的主題。比如，帶翅膀的貓科動物（獅、虎、豹）是巴澤雷克文化的重要主題。同樣在中國，除了在殷末出現過翼羚、獨角翼馬形象外，戰國秦漢時期主要的翼獸並不是麒麟而是龍和虎，且造型翼虎的數量遠多於比翼龍。
春秋戰國時期的人，接觸斯基泰人的翼獅、獅鷲形象以後，少量從外觀模仿異域風味的形貌，並嘗試將其與自己的文化形象相結合，納入自身崇拜體系中。因中國文化自遠古以來視龍、虎、鳳為等級最高的神獸，所以翅膀就開始出現在這些神龍、神虎的背上，甚至將翅膀作為其地位高的象徵之一。這樣，外來的翼獸，與中國本土對龍、虎的崇拜結合起來。
圖16 16-1.北京故宮收藏嵌紅銅狩獵紋豆，高 21.4 釐米，口徑 18.5釐米，重2220克（局部）；16-2.北京故宮收藏嵌紅銅狩獵紋壺，通高 40.7 釐米，寬24.6釐米，口徑14.7釐米，足徑16.7釐米，重4820克；16-3.成都百花潭中學十號墓出土銅壺蓋，口徑 13.4釐米；16-4.山西渾源李峪出土青銅豆上其他地方的神獸；16-5.杕氏壺翼獸
戰國時期華北列國與斯基泰人的來往頻繁，斯基泰騎兵甚至參加趙、秦、燕諸國軍隊。除了貿易、軍事等交流與合作外，華北諸國也與斯基泰貴族互相通婚。這些“北狄”有時候甚至成為統治者，而斯基泰巴澤雷克文化的人種，雖然以高加索人種為主，一些人也帶有蒙古人種特點，說明有混血現象。在此基礎上，斯基泰人的美感，愈來愈多地影響到中國藝術家所塑造的形象。尤其是對血緣多元的北方貴族來說，源於南方的中國青銅時代的信仰與形象，並沒有滲透到其內在深入的文化邏輯中，因此更容易、更樂意添加其他文化的形象，斯基泰風格的翼獸即為其中一例。由於當時南北諸國貴族經常來往及通婚，藝術家也常流動並滿足不同的需求，使這種翼獸也出現在華北之外的其他地方。
雖然在戰國藝術中，翼獸造型依然罕見，並沒有成為自身文化的流行主題，但還是可以見到以下三種新興翼獸藝術題材的萌芽：天界羽獵、翼龍、翼虎。
（二）新興羽獵構圖
商周以來，狩獵文化除了作為貴族遊戲外，還包含政治意義和精神文化的成分，帶有克服神獸以超越世俗的含義。這種意思在戰國時代的文化中更加明確，當時青銅器、漆器上開始出現神奇的狩獵圖，併為強調這是世外天界的羽獵而經常在諸獸身上刻夔神紋（圖16-1）。其中有少數幾件器物給所有獵獸都加上翅膀（圖16-2、圖16-3、圖16-4），或者將部分獵獸加上翅膀（圖16-5）。不過，更多羽獵圖並無帶翅膀的動物造型，也不影響“天界獵圖”的含義。
（三）翼龍形象的萌生
在古老的傳統中，龍不需要翅膀就可以在天空飛，所以龍是沒有翅膀的天神。但戰國時期偶爾也會出現帶翅膀的龍，如李零發現，春秋中晚期鄭伯墓出土的蓮鶴方壺“器腹四隅，考下有四條龍，63乍看和東周器飾常見的顧首夔龍相似，但特點是有翅膀”（圖17-1）。同時鶴方壺的其他夔龍造型，都沒有翅膀。不過從此以來，類似造型開始少量出現，而其間傳承關係已較明確，如李零提出，蓮鶴方壺的造型與戰國時期中山王墓出土的翼龍扉稜方壺有相似之處（圖17-2）。雖然鄭伯墓的方壺是由楚國的藝術家鑄造的，但是先秦翼龍確實最多見於與草原來往最近的三晉和中山國。侯馬冶鑄工作坊三期發現幾件帶翼龍紋的陶範（圖18-1），發掘報告將其年代定為戰國早期，公元前450－公元前370年間。在中山國王墓出土的很多玉龍中，有幾件似乎有小小的翅膀，年代為戰國中期（圖18-3、圖18-4）。
圖17 17-1.鄭國墓蓮鶴方壺，高 118 釐米；17-2.中山國王 墓出土的銅方壺（西庫 XK：15），通高 63釐米，重 28.72千克
圖18 18-1. 戰國早期侯馬出土鍾鈕陶範 IIT13○5：6，高 11.5 釐米，寬 25 釐米，厚 2.6 釐米；18-2.戰國早期侯馬出土陶虎型模 T9H79：19，高 8.8釐米，寬 3.6 釐米，長 15.5 釐米；18-3.中山國王 墓出土的玉龍（西庫 XK：319），長 7.8 釐米，寬 2.7 釐米，厚 0.3 釐米；18-4.中山國王 墓出土的玉翼龍（西庫XK：325），長8.5釐米，寬3.8釐米，厚0.3釐米；18-5.中山國王 墓出土的玉雙首翼虎（西庫XK：344，345），長8.2釐米，寬3.7釐米，厚0.25釐米
總體來說，先秦翼龍造型並不多見，華北地區多於華南，而中山王墓多於其他華北地區。或許對於那些原本就不是東亞南方血緣的北狄人而言，龍的形象與意義並沒有內化到其文化之中，所以在龍的身上也加翅膀，用來表達飛昇的意思很合理。
（四）先秦翼虎
形象戰國翼虎造型均可分為兩類：第一是出現在巴人的兵器上；第二是見於各種玉質裝飾品和青銅器造型。這類器物較多出自三晉和中山國地區。
第一，偶爾帶翼的巴人士兵虎神。四川地區對老虎的崇拜來源很深，但是相關信仰意義歷來有變化。三星堆文化的老虎形象應該沒有牽涉到軍權力量或保護士兵的神能。如金沙遺址出土幾個石虎，應該有保護神廟的作用（圖22-1），但是西周以來四川地區經過族群、文化變遷，出現新的族群，其中以戰爭為主要生活方式者，稱為巴人。在巴人文化中，老虎成為士兵保護神。虎戈（圖19-1）、虎矛（圖19-2、圖20）是戰國時期巴人的傳統兵器，帶虎紋的銅鉦，也是巴人軍用樂器（圖19-3）。刻在這些軍用銅器上的老虎，偶爾也會帶小的象徵性的翅膀。
在什邡城關戰國巴人墓M39出土的一件銅矛上有刻老虎噬鹿圖（圖20-2）。這種圖案的主題在斯基泰藝術中很常見（如參前文圖10-1），而時代更早的國青銅器上則有老虎噬牛圖（圖21-2）。所以，貓科猛獸噬食草動物主題的形成問題，並不是單向源自草原，而是不同文化互動所產生（圖21-1）。老虎噬鹿造型亦發現於中山王墓（圖21-3），以及巴人兵器、中山狄人隨葬品、巴澤雷克斯基泰人裝飾品上，不同技術與風格製造同一主題的造型。這種主題造型的猛獸並不一定帶翅膀，有翼是可有但不必有的特徵。
第二，翼獅、翼虎與辟邪的萌芽。自遠古以來，在亞述文化脈絡中翼獅代表具體的神，到了斯基泰人手裡卻成為無特殊意義的“格里芬”，所以造型上沒有內在必要的特徵。戰國時期老虎禮器與翼龍一樣，較多見於三晉和中山國的藝術中，且一樣沒有造型翅膀的內在必要性，所以例子也不多。例如，戰國早期侯馬鑄銅作坊的陶範，老虎的造型中亦有翼虎（圖18-2）。中山國虎形玉器中，亦有帶象徵性小翅膀的翼虎（圖18-5）。
由於斯基泰翼獸沒有明確的信仰意義，中國也只能模仿外形，沒有可吸收的內涵，沒有可內化的信仰。在這種強況下，這些翼獸很可能會一時出現而消失。但是中國繼續用此形象，甚至到斯基泰人從歷史舞臺上消失以後，慢慢放棄翼龍，卻並不放棄翼虎。這是因為經過逐步接受、“內化”過程後，中國文化重新為翼獸形象賦予了新的意義。這種“內化”不僅表現在將西亞翼獅變身為老虎即所謂“虎化”現象，還包括了長達幾百年的曲折演化過程。在這幾百年內，中國文化中的翼虎長期以來並沒有特定的意義，有翼、無翼的造型長期並存，而其意義無差。直至東漢時辟邪形象固定後，這種變形的翼虎辟邪已很少不造型翅膀。
關於辟邪的形象，李零認為，這是獅子形象傳入中國的新興藝術。輥輯訛不過，文化創新的因素肯定不是單一。獅子這種中國未見過的動物，當然影響到很多神奇的造型，但這種影響恐怕也更多是外型奇異，內化意義還是基於本土自古以來對老虎的崇拜。
圖19 戰國時期蜀虎紋兵器：19-1.廣漢出土戰國虎紋銅鉦，高40釐米；19-2.翼虎矛局部，高 12釐米；19-3.四川郫縣獨柏樹出土虎紋戈，長 25釐米
辟邪形象雖然定型於東漢，但在戰國時期的63中山國造型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中國最早的辟邪神，就是保護中山國王墓的兩對翼虎（圖22-2）。從商代以來，保護王陵是無翅膀老虎的神能之一。但從中山國的造型可知，戰國時期已開始出現用有翼的老虎來保護陵墓。只不過這種形象出現三百年後才被普遍接受。在這三百年內，雖然辟邪的外型進一步多元化，但其基礎已不再改變，即牠是保護王陵的帶翼的貓科猛獸。
圖20 20-1 至 20-2. 四川什邡市城關戰國中晚期墓出土蜀銅矛：20-1. M2：3 翼虎紋銅矛，通長 22.8 釐米；20-2.虎噬鹿銅矛 M39：4，通長21 釐米；20-3.戰國時期虎紋蜀銅矛
圖21 21-1.波斯波利斯，大流士大帝皇宮樓梯石刻，公元前 530 年；21-2.紙坊頭一號 伯墓青銅雙耳方座簋 BZPM1：7 （局部）；21-3.中山國 王墓出土的中山王墓虎噬鹿插座（東庫 DK：23），通長51釐米，通高21.9釐米，重 26600克
圖22 22-1.金沙遺址出土石臥虎2001CQC：3，高17釐米，長 18.5釐米；22-2.中山國 王墓出土的翼虎（西庫XK：58），通長40釐米，通高24釐米，重11450克；22-3.老虎和其他貓科動物腳爪之樣貌
據上可知，戰國時期翼獸造型雖然不多，但從主題來說，開始走向規律化，形成三種偶爾會造型翼獸的題材：天界羽獵、翼龍、翼虎，其中以後者的比例最高。並且，因與草原溝通的關係，基本上是華北和華西（包括巴蜀）地區，初步接受了翼獸形象。黃河以南的中原及華南地區更長久地保持著自身文化的形象，基本上未見翼獸造型，這一局面直到戰國末期至西漢早期才被改變。
南方出土的最早的翼獸，見於玉劍飾中的螭虎上。從戰國末期到西漢早期，螭虎紋玉劍飾開始見到規模化生產的情況，南方見於南越王陵，北方見於中山王陵以及其他統治者及高等貴族墓裡。虎紋玉劍飾傳承了以虎紋作為兵器裝飾所具有的保護神作用，且螭虎造型經常會帶翼，不過有翼、無翼的虎紋在玉劍飾上都有，其功能似乎沒有差別（圖23、圖24）。
戰國、秦漢一直未形成某一種固定的翼獸形象，有翼、無翼的造型並存，用途上也不加區分。儘管如此，翼虎造型卻逐漸增加，甚至在中山國王墓裡出現最早的翼虎辟邪。
圖23 23-1 至 23-3.戰國末期長沙墓出土翼螭虎玉劍飾：23-1.玉劍璏；23-2、23-3.玉劍珌；23-4 至23-7.南越王墓無翼螭虎玉劍飾：23-4.玉劍珌C147-12，通長4釐米、最寬6.8釐米、中厚 1.7釐米、重80克；23-5.玉劍格C147-10，通寬6釐米、中厚1.95釐米、重28.7克；23-6.玉劍璏C147-7，通長9.9釐米、寬2.5釐米、通厚1.5釐米、重59.2克；23-7.玉劍珌 C148-8，通長 3.4 釐米、最寬 7.4 釐米、通厚1.8釐米、重99.7克；23-8至23-9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墓玉器：23-8.1-5042劍璏，通長9.7釐米、通寬 2.3 釐米；23-9.1-5048 璧，通長 25.9 釐米、璧外徑13.4釐米、璧內徑4.2釐米、厚0.6釐米
圖24 韘江蘇揚州寶應縣天平鎮戴墩西漢墓出土 形玉器，高 6.2釐米、寬 5.5釐米、厚 0.4釐米
三、辟邪翼獸：新興精神文化形象
前文提及戰國、西漢時，華北華西地區與草原關係頻繁，因此華北地區偶爾造型斯基泰風格的“獅鷲”，但這種例子極少見。有自身古文明基礎的中國文化，均不願意盲目模仿其他文化的形狀，西亞翼獅和草原獅鷲形象，只有經過自身文化背景的轉化變成翼虎後，又經過很慢的歷程，才塑造出新的文化形象：天祿、辟邪。
雖然戰國中期在中山國已經創造出最早的辟邪，但只有經過三百年的發展後，從形、義均未固定的翼虎形象衍生出必有翅膀的辟邪，以致在漢文化造型和文獻記錄中出現“能闢御妖邪”的“辟邪”神獸。如果從歷史角度分析，“能闢御妖邪”神獸在戰國西漢文化中就是老虎，其中只有少量翼虎，只有到了東漢以後，才可見外貌與老虎略不同的辟邪雕像。
李零認為，辟邪的形貌並非本土來源而是造型外來的翼獅。就外觀來說，這種觀察相當準確，很多辟邪外觀像獅子，包括東漢晚期山東地區可見用無翼的獅子來保護祠堂。東漢及以降，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及本土化，獅子形象普遍成為中國藝術的主題之一。但是辟邪的形象並不是一般的獅子，而是有翅膀的貓科猛獸。此外，我們還需要特別留意的是，中國開始普遍做辟邪雕像的時候，西亞造型翼獅的文化早已沒落，甚至他後續的影響也消失了。換言之，西亞曾有很長曆史的大帝國經常造型翼獅，但在其文明影響力廣傳四方時，中國文明並沒有模仿象徵其帝國勢力的翼獅，反而在崇拜翼獅的文明消失之後，中國才開始造型外觀似翼獅的形象。這種情況並不像是受到外來影響的結果，更像是選擇已不代表任何勢力的形象，在自身文化的基礎上，用其作素材以創新。
換言之，出現獨特辟邪形象的內在邏輯如下：第一，中國本土文化自上古以來崇拜貓科神獸——老虎；第二，保護王墓永宮也屬於老虎的神能之一；第三，從戰國以來虎神造型有時候加翅膀，形成翼虎形象；第四，東漢時期從虎神主題的範圍裡，獨立出來一種守衛永宮的神能，其背景也是老虎，甚至可以說是白虎西王的一種分身，被命名為辟邪；第五，其造型開始與老虎略有不同；第六，隨著佛教的傳入而添加另一種神奇貓科猛獸獅子的特徵，這也是辟邪與老虎區分的方法之一。實際上，漢代藝術也曾用過別的造型方法以把辟邪與老虎區分開來，比如，有些造型的身體曲線像龍（圖26-1）；有些造型無翼的虎和翼豹（圖25-1）或翼獅，加似牛角或羊胡等細節，或加翼和頭部做變形（圖25-2）等；也有不帶翼的老虎卻有辟邪神能的造型（圖25-3）。
圖25 25-1.江蘇揚州出土西漢漆器面罩；25-2、25-3.南陽唐河針織廠出土西漢晚期畫像石：25-2.墓正門（西）門楣正面的中石版石刻（局部）；25-3.墓門門楣正面，高 41 釐米（局部）
最後還可以指出一種細節，東漢時期鎮守墓門的辟邪造型均為雌雄成對。實際上獅子雌雄差異很大，雌獅無鬣，我們不能以為東漢人對此無知悉。如果他們真的造型獅子，成對辟邪不只會有生殖器部分的差異，但中國的雌辟邪與雄辟邪一樣會造型鬣（圖26-2）。這說明漢代人並沒有造型獅子的意思，他們只是借用其外貌特徵，以塑造新藝術題材。所以辟邪並不是簡單的外來主題，而是虎神形象內外合一演化的成果。
圖26 東漢辟邪：26-1.南陽宗資墓雄辟邪；26-2.洛陽孫旗屯墓雌辟邪
關於辟邪的形象，學界已討論得很多。我們只是想指出，漢唐時代用於通天和保護陵墓的天祿、辟邪的神能基本上傳承了先秦時代用來護墓的老虎，其外在造型雖然涵蓋了遠域的素材，但在此素材的基礎上，在創造了全新形象的同時主要傳承基於自身傳統的內在意義。後來其形象不僅在中國用得很久，也重新影響其他文化。
結 語
翼獸是指非鳥類，卻在文化想象中帶翅膀的神獸。翼獸形象源自兩河流域上古文明。最早在蘇美爾可見獅頭鷲的造型，後開始大量造型翼牛和翼獅，這兩種是西亞上古文明最重要的崇拜神獸。在兩河流域古信仰中這兩種神獸都代表具體的神。因兩河流域文明的影響力大，周圍地區古國從不同方面吸收兩河流域的信仰，包括翼牛、翼獅的形象，並與自己信仰要點結合為一體。因此，在埃蘭、烏拉爾圖等國家文化中，翼獸也象徵具體的崇拜神。從公元前第二千紀以來，亞洲草原地帶開始有遊戰人群活動，成為西亞和東亞之間的傳播橋樑。公元前第二千紀末至公元前第一千紀初，高加索地區和烏拉爾圖文化，是從西亞到草原地帶文化傳播的核心環節。可是草原族群吸收文化形象時，並不吸收其內在信仰意義。因此，翼獸形象傳到草原地帶後，變成為只有神奇外貌而具體信仰意義模糊的形象，古希臘人將其稱為“獅鷲”（格里芬）怪物。
戰國時期，華北諸國與草原地區斯基泰文化接壤地區翼獸形象增多，翼虎、翼豹和獅鷲是斯基泰藝術的常見主題，這些造型早已失去源自西亞的具體含意。這種內在信仰模糊的形象，經過華北列國與草原族群的軍事和文化交流，重新傳入中國，與中國古老的傳統形象相結合，形成新的藝術主題。戰國翼獸主要分為以下幾種：（一）青銅禮器上出現翼龍或翼虎的紋飾，主要出土於華北地區；（二）龍形和虎形的玉佩，有時候造型為小翅膀的翼龍、翼虎；（三）青銅器天界羽獵圖上常有造型帶翅膀的動物，以翅膀取代夔神紋，跟夔神紋一樣強調是天上的羽獵，這種青銅器出土地區以華北及華西為主；（四）在巴人文化中，士兵視老虎為保護神，所以在兵器上常有虎紋，其中亦有翼虎紋；（五）翼虎另見於銅劍的玉佩上，這種玉佩諸國都可見，但在楚地做得較多。
就戰國藝術中翼獸的種類來說，除了羽獵圖會有各種動物外，主要的造型是翼龍和翼虎，並且從翼虎形象衍生出一個新的藝術主題：守護永宮的神獸——辟邪。最早的辟邪出現在戰國中期中山王墓裡，但直至東漢時期，才變得流行。
- 原文載於《民族藝術》2019年 第3期，請以紙質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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