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永嘉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 博士後工作站
經過兩個月的艱苦戰鬥，曾經的“震中”武漢於4月3日正式解封，這象徵著我國抗疫鬥爭已取得階段性重大勝利。現時，日韓兩國仍在與境內疫情纏鬥。韓國首爾地區防疫形勢緊張，政府被迫將原定截止到5日的“社交距離嚴守期”延長至4月19日。而日本亦面臨東京確診病例顯著增加的危險狀況，且不得不在東京等7個都府縣宣佈“緊急事態”。
中日韓三國之所以在控制疫情的進度上有差別，是因為日韓選用了相對柔性的抗疫模式，需要更多的時間來達到全面遏制疫情的目標。中國作為三國中第一個基本清除國內原發疫情的國家，在內部形勢穩中向好，復工復產有序推進的有利條件下，應重點支援日韓，攜手在東亞建立國際群防群控機制。這不僅僅是對兩國之前對華善意“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的回應，更是在特殊國際情勢下維護中國國家安全與利益的舉措。為此，筆者有如下政策建議：
1. 加大對日韓防疫物資援助和其他支持，合力在三國境內戰勝疫情。病毒無國界，中日韓三國在疫情面前命運休慼與共。若日、韓兩個鄰國遲遲無法撲滅境內疫情，則中國將持續遭受反輸入風險，並被迫不斷封鎖邊境；長此以往，東亞經濟和產業鏈恐有解體之虞，此絕非中國利益所繫。故此，在抗疫新階段，中國應採取“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戰略方針，結成三國抗疫聯合陣線，以最快速度平息東亞疫情。為實現此目標，一是要支持日、韓兩國打好疫情殲滅戰，重點向其提供緊缺的防護用品、藥品和醫療設備。二是推動三國防疫設備標準互認，為抗疫關鍵物資提供過境便利；三是派遣專家和志願醫療隊，參照各省援鄂模式馳援兩國疫區；四是發揮中國基建優勢，在適當時機向日韓提供野戰醫院、方艙醫院、安置設施的建設援助。
2.探索新方法，儘早恢復三國間人員流動。新冠病毒具有潛伏期長以及無症狀傳染的特點；其大流行已迫使主要大國和經濟體紛紛關閉邊境，國際人員流動趨於癱瘓。在病毒擴散至全球，各國抗疫進度不一致的局面下，如何恢復被疫情“鎖死”的國際交通，仍是擺在各國面前的一道難題。值得注意的是，中日韓三國同為“抗疫優等生”，具有在全球範圍內率先戰勝境內疫情的可能。一旦日韓兩國國內疫情趨於平穩，我方應積極與日韓探索新策略，先行恢復三國間人員流動；以打通東亞“小周天”的方式為世界各國恢復交通樹立典範。
為此，應藉機深化三國出入境部門、衛生防疫部門的合作，採取“戰線前置”方針。可各自派員到對方邊境實行防疫層面的“一地兩檢”，對出境人員進行篩查，防止高風險人員登機登船；二是推動大數據信息共享與醫療記錄互認，建立三國通用的“國際健康碼”，便利低風險地區人員國際旅行；三是靈活運用電子手環、手機藍牙測距和智能門禁等手段，為符合條件的旅行者提供在出發地（甚至自己家中）接受預先隔離的選項，降低隔離的總體社會成本。四是要共同防止其他國家案例輸入；與日韓兩國密切溝通，研判世界各國疫情風險，爭取達成三國共識，在“對誰解封，何時解封”問題上一致行動。
3.建立長效機制和常態化安排，形成一體化防疫應對模式。東亞三國地處溫帶，人口稠密，物種多樣，在疫情面前具有脆弱性。未來，與COVID-19相似甚至更為兇猛的病毒完全有可能在東亞重現並傳播。為避免東亞再度遭到傳染病的“降維打擊”，中日韓三方應以本次災難為鑑，建立三國間防疫長效機制和常態化安排，並逐步發展一體化應對模式。推動建構東亞共同防疫機制，與我國近年來改善中日、中韓關係的整體外交戰略相符合，有助於加強三國互信，並對中日韓自貿區的實現有良好助益。
東亞共同防疫機制的培育，並非一蹴而就的過程；中日韓應充分利用本次抗疫中積累的善意，依照“循序漸進，易者先行”的原則，在防疫相關的各個環節深化互助，建立保障機制。首先，應將本次疫情期間建立的短時安排常態化。對跨國救災人員和醫療物資輸送應建立長期的綠色通道；三國衛生防疫部門的專家交流應更加頻密，並嘗試互派代表，完善疫情早期預警和通報機制。其次，應與日韓磋商，爭取在重大疫情方面實現醫療保險互認，使三國公民能在本區域內得到及時有效的救治。再者，應建立三方“穩外貿，穩外資”的共同安排，在突發疫情和自然災害期間減輕本區域跨國企業的稅收、經營壓力，保障東亞供應鏈暢通，防止產業解體與外移。（責任編輯：高霈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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