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斷檔”“呼喚大師”，是當今不少關心中國畫發展人士的憂慮和呼聲。其實，大師不是靠呼喚出來的，大師的出現是與時代背景、社會環境等因素息息相關的。也就是說，歷代文化藝術大師都是在一定的特殊社會環境中產生，都與“天時、地利、人和”相關聯，很多時候並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比如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與活躍於新中國成立前後的齊白石，一位本是皇族後裔、天生貴胄，由於改朝換代命運的安排，成為了一名聞名中外的曠世奇才；而另一位是木匠出身的民間畫工，也逢時代變革，幸運地登上了20世紀中國畫大師的寶座。他們的身份不同，所處的時代不同，所經歷的人生不同，成為繪畫大師的道路也不同，而各自藝術作品的格調、精神內涵、審美意蘊更是相異。可以說，不同時勢造就了不同的繪畫大師。
八大山人：改朝換代由皇孫公子成為一代繪畫大師
中國畫發展到了明末清初，出現了一位偉大的畫家——八大山人。八大山人（1626—1705）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寧獻王朱權的九世孫，出生於南昌弋陽王府。八大山人從小的志向並不是當個畫家，年少的他有意讀書入仕、報效國家，但命運的安排、時勢所迫，改變了他的人生。在八大山人19歲時，清軍入關，江山易主，由於明宗室的身份，他成為了亡國亡家之人，只能四處躲藏，苟且偷生。後來，南明小王朝也相繼覆滅，23歲的他被迫削髮為僧。八大山人一生飽嘗了生死憂患，閱歷了人世變遷，亡國亡家之痛始終縈繞在他的心中。他幾十年隱姓埋名，經歷著常人不可想象的煎熬，於恐怖、憤懣中生存，性格逐漸分裂，精神幾近崩潰，最後幾成瘋癲。
於是，八大山人將滿懷的抑鬱悲憤化作了中國繪畫的水墨藝術，在精神極度孤獨悽苦中盡情揮寫。不論是山水還是花鳥，都成了他抒情宣洩的一種精神寄託。八大山人的作品筆墨不多，草草幾筆，卻寫出了內心深處的隱隱苦痛，在中國繪畫史上很少見到如此強烈的悲劇意識。他的山水、花鳥畫多為殘山剩水、老樹枯枝，或是鼓腹的鳥、白眼的魚，或是乾枯的池塘、挺立的殘荷，或是昂首挺胸的獸類、振翅欲飛的孤鳥。八大山人的創作託物寄情，象徵人生，使藝術達到了筆簡形具、形神兼備的境界。再加上那獨特的像“哭”字又像“笑”字的“八大山人”落款，更使人聯想到他欲哭無淚、欲笑不得的心境。在八大山人創造的怪異誇張的形象背後，既有基於現實的憤懣，又有超越時空的蒼茫。他的書、畫、詩、跋、號、印，隱晦曲折地表現出對不堪回首的故園山河的“不忘熟處”，使之在出神入化的筆墨中復歸。其作品內涵豐富，意蘊莫測，引發人們無窮的想象，也留下無窮的懸疑，甚至他的瘋癲也給他的藝術染上了神秘詭異的獨特色彩。
可以說，八大山人的作品是將矛盾、悲憤、痛苦的內心世界表現得淋漓盡致的典範。他以冷峭沉鬱的氣格、簡樸雄渾的筆墨，開拓了中國寫意畫前無古人的全新面目，獲得了至聖地位。作為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他的藝術有著跨越時空的力量。其畫風遠播數百年，影響深遠。幾百年過去，八大山人這個名字廣為世界所認知並推崇。198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佈八大山人為中國十大文化藝術名人之一，並以太空星座命名。苦難是藝術家成長的沃土，至少在八大山人身上是明確的至理。
齊白石：時代變革使民間畫工登上繪畫大師的寶座
同樣是中國畫大師，齊白石的人生境遇和藝術風格與八大山人大不相同。齊白石原本是一個木匠，一無文憑，二無社會地位。他在中年之前四處飄蕩，到北京後也沒有多少人看好他的作品，只有靠給人刻印章度日。那時的齊白石生活艱難，居無定所，只能借住法源寺。可想而知，齊白石起初的藝術生涯是非常艱難的，心境也一定是孤獨的。
但到了後來，由於遇到了陳師曾、林風眠、徐悲鴻，齊白石的人生有了大轉變，從艱難困苦走向了功成名就。首先，齊白石得到了陳師曾的支持，陳師曾將他的作品與自己的作品一起拿到日本展出。日本人以為能與陳師曾一起展覽的，必定是中國的大畫家，於是齊白石的作品被銷售一空，他掙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繼而，齊白石又得到徐悲鴻的舉薦，成為了北平大學藝術學院教授，之後還擔任了中國文聯主席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1953年又被文化部授予“人民美術家”稱號。後來，他更是獲得了毛主席和郭沫若的賞識，毛主席請他到中南海家中吃飯，郭沫若推薦他為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總之，齊白石是古今中外少有的能佔得天時、地利、人和的畫家。
與八大山人的藝術人生不同，齊白石生於農村、長於農村，繪畫作品多飽含淳樸的鄉土之情，簡單率真。他的作品大多表現農家題材，如花果、魚鮮等，追求普通大眾所喜愛的雅俗共賞的情趣，而沒有八大山人那種深沉隱晦的格調，很大程度上符合時代的審美需求。如他的代表作《他日相呼》，就是平民百姓喜聞樂見的題材，表現的是一種普通大眾的情趣。正如他自己所說：“繪畫貴在有一顆童心。”他將“農民般的樸實，孩童般的天真”的情懷傾注於作品中，所以他的作品通俗易懂，符合普通人的審美口味，也更符合“文藝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宗旨，因而流傳廣泛。
不同的時勢成就不同的中國畫大師
雖然八大山人和齊白石兩位大師都經歷過翻天覆地的時代變革，但出身不同、所處的時代不同、人生經歷不同，所走的創作道路也不同。雖然他們所創作出來的作品都能獨出心裁，形成了自身的個性，但在筆墨藝術形式、情趣境界上卻是相異的。作為明朝皇族的後裔，八大山人的處境十分惡劣，正是因為這樣的困境和遭遇讓他的每一幅作品都表現出掙扎抗爭，傳達出了冷峻孤獨和孤傲蒼涼的情愫。而齊白石的繪畫創作的環境相對安逸，他在經歷生活的波瀾後有了自己的人生積澱和感悟，而且他非常熱愛生活，始終懷有一顆觀照現實世界的熱忱之心，其藝術創作瀰漫著濃厚的鄉土意趣，抒發了他對於人世間美好光景的渴求和神往，表明了自己最熱烈、最真誠的情感，其創作也隨著歲月的積澱而越發成熟有內涵。或許從他們的身上我們能夠窺見時代變化對繪畫變革的影響。
反過來說，大師的出現是與時代背景、社會環境等因素息息相關的。因為一個人的作為、成就，一定離不開他個人的成長和所經受的生活磨礪。如八大山人如果不遭遇改朝換代，他本應該是一位皇孫公子，根本不可能淪落到四處躲藏、苟且偷生的地步。正是因為國亡家亡，他從一個皇孫公子跌落至社會最底層，茫茫天地間竟沒有他藏身之處，他才削髮為僧；也正是一生悲憤、痛苦、孤獨的心境無處言說，只有憑藉繪畫藝術才能吐露自己的內心世界，而造就了內涵豐富、意蘊莫測，引發欣賞者無窮想象的有著高深精神內涵又有苦難人生格調的藝術。八大山人的一生是不幸的，他獨立在一個蒼茫的時代，因為沒有另外可以走的路，只有以含蓄晦澀的書畫來寄託悲劇性的人生感悟。假使在人間尚能得到安慰，他的痛苦悲聲怎能如此經久不息，他的孤獨、哭笑不得的心境又怎能這般穿越時空？正如鄭板橋所言：“橫塗豎抹千千幅，墨點無多淚點多。”
而齊白石的大師成就過程就完全不同了。他可以說是古今中外美術史中最幸運的一位畫家，他的藝術人生恰逢從封建社會到民國，再到新中國成立的變革時代。經過時代變遷的洗禮，人們的世界觀得到改變，一些文化官員的思想也同樣深受影響，他們毫無私心、全心全意地關心著中國繪畫藝術事業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後，國家百業待興，在文化藝術領域，同樣需要有一種表現新時代、體現時代新風尚的藝術出現。如果我們要問齊白石能成為中國畫大師的主要因素，是因為時代的變革，又碰到了發掘賢良的畫壇伯樂。有了這些人的抬舉和這種時代背景的支撐，他不想成為大師都難。齊白石的創作黃金時期，沒有經歷像八大山人那樣的痛苦與孤獨，時代帶給他的是幸運。齊白石的創作道路、藝術作品也是與八大山人完全不同的。他的作品得到了廣大普通民眾的喜愛，是人人都能看得懂的藝術，所以他的作品能流傳廣泛，但他作品的藝術格調與八大山人相比是處在兩種不同層面上的。正如他自己所說：“青藤雪個遠凡胎，缶老衰年別有才。我欲九泉牛馬走，三家門下轉輪來。”就連他自己也意識到與八大相差的距離。齊白石如果在當今，一沒有文憑，二沒有行政級別，要成為大學教授、成為中國美協主席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也有人認為，齊白石所獲得的藝術地位靠的是搭上了那個時代百業待興、注重繪畫創新、注重發展的順風車。不然的話，他終老只能是一個民間畫匠而已。
正所謂“天下艱難際，時勢造英雄”，沒有社會關係的根本性變革，大師不容易誕生，即大師往往生活在風雲際會的大變革時代，生活在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而且，不同時勢造就不一樣的大師，特定的歷史條件催生不一樣的思考者和創新者，大師的內涵被不斷加入時代的特有屬性。
大師能站在歷史的關鍵節點上，成為推動中國畫發展的“關鍵少數”，那是否意味著，大師正遠離我們這個時代呢？需要指出的是，大師固然誕生於風雲際會的時代，但是大師更需要薪火相傳的推送與繼承。今天，中國正在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身處這樣一個年代，我們要做的是把大師的精神底蘊轉化為創作者的精神內核。與此同時，豐厚我們傳承的土壤，多提倡創新、支持創新，讓中國畫在傳承和創新中達到新時代的高度。大師，並非是遙不可及的。
八大山人《冊頁》
齊白石《和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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