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正值歐洲二戰恢復期。好萊塢商業片經過大肆傾銷，在法國幾乎佔據市場半壁江山。《電影手冊》幾位年輕的影評人嚴重不滿好萊塢大片席捲國內，但也苦於法國本土沒有拿得出手的電影。
他們撰寫影評抨擊現狀，呼籲反映當下社會的電影出現，態度激進。當時法國電影界不得不給他們拱手送上一個響亮的名號——“手冊五虎”。
其中的裡維特後來回憶：“我們覺得有必要寫下自己的想法發聲，並非僅僅把影評人當做一份工作，因此《手冊》成為了我們集結的地方。”
之後，“五虎”中的特呂弗和戈達爾一度並肩衝鋒在前。
快70年過去，在好萊塢已經席捲世界的今天回看，那次集結貌似只是一場徒勞，但也永遠成為了人類共同文化記憶中的高光時刻。
它開啟了電影史上一段難得的純真年代——“新浪潮”。
一切都可追溯到40年代末的巴黎。
1948年10月，痴迷電影的16歲少年特呂弗悄悄潛入繼父的辦公室，偷運出了打字機變賣。然後他用這筆錢創辦了一個叫做“電影狂”的俱樂部，每週日和朋友在租來的劇場給大家放映盜版電影。
但沒過幾個月，他就因為資金無以為繼，欠下預約場地的債務，被“請”進警察局，不久還被轉移到青少年管教所。
把他救出來的，不是他父母，而是一個叫巴讚的人。巴贊從40年代起就開始為《電影雜誌》供稿，一年看片上千部。他自己也有一個影迷俱樂部。
不久前，因為他們兩人的俱樂部場地安排衝突，30歲的巴贊第一次見到了16歲的特呂弗。巴贊愛才，從此記住了這個男孩。
1951年，《電影雜誌》因為創始人去世而停刊，巴贊看不上別的電影雜誌，認為評論界整體平庸遲鈍，於是轉身自己創辦了一個全新的刊物，取名《電影手冊》。
同一年，特呂弗在應徵入伍後，受不了枯燥死板的部隊生活，試圖逃跑，最終被關進軍人訓誡所。再次把他救出的，還是巴贊。
這一回，巴贊知道已經18歲的特呂弗一心想著經濟獨立，於是邀請他到自己的《電影手冊》編輯部寫稿。特呂弗終於肯安定下來。
當時的法國已經逐漸擺脫二戰陣痛，文化藝術活動復甦。
為走出戰爭低潮，標榜個人意志和自由的薩特存在主義在年輕人中大受歡迎。搖滾樂、新時裝、性解放緊隨其後。
除此之外，全法國還洋溢著一種濃厚的“影迷”氣氛。
那時還有一個人叫朗格盧瓦，他在戰前就籌資建立了法國電影資料館，二戰中偷偷保護下法國諸多默片拷貝。戰爭結束後，他爭取到國家資金在電影資料館定期放映各類電影，因為選片品味好，大受年輕人歡迎。特呂弗也是其中常客。
每次放映前，朗格盧瓦堅決不向觀眾透露影片內容，意在讓大家自主思考，希望每人都“用自己的方式重組電影史”。
很快，法國電影資料館就和巴讚的《電影手冊》一起，一躍成為巴黎電影文化的兩個中心。
1951年4月，《電影手冊》第一期封面選用了《日落大道》中的女明星格洛麗亞·斯旺森。
那段時間，人們走過香榭麗舍大道邊的報刊亭，都可以看到這位女明星的黑白劇照在金黃色的封面上閃耀。
< 第一期《電影手冊》封面>
接下來幾年，巴贊為《電影手冊》四處網羅人才。戈達爾、特呂弗、候麥、裡維特和夏布洛爾先後被他招致麾下。
其實這幾個新人早在加入《電影手冊》之前，就因為一個共同愛好而打過照面——長年泡在電影資料館裡。
在50個座位都不到的電影館小放映室裡，他們每天都囫圇吞棗地看著有時甚至連字幕都沒有的外國電影。看完放映後，他們還會跑到候麥很小的住處或者小餐館裡再聚會聊電影。
左手《電影手冊》，右手“法國電影資料館”，是當時這幾個文藝青年的標配。幾人中最活躍的特呂弗直言：“我的生活就是電影。”
由於在1946年，法國和美國簽署《布魯姆-伯恩斯條約》，法國爭取到了免除二戰中對美國的20億美元負債，但代價是對好萊塢全面開放進口市場。這導致那段時間，好萊塢商業片在法國大行其道。
除了好萊塢大片，當時法國投資方還偏愛一種叫做 “優質電影”的本土片。這類片子受好萊塢影響，佈景華麗，風格奇幻，裡面俊男美女明星們演繹歌舞昇平。
“手冊五虎”對兩者都瞧不上。
為此，特呂弗寫下了《論法國電影的某種傾向》，痛批法國 “優質電影”：法國電影已死，被虛假的傳奇扼殺了想象力……電影導演做為電影的作者，不應受制於電影企業……應當拋開昂貴的攝影棚，到街頭甚至真正的住宅中去拍攝。
觀點一出，許多沉睡的人被驚醒，特呂弗一戰成名。那年他也不過22歲。
一個偉大電影時代的前奏就此奏響。
對於自己的影響力，這個年輕人有自己的看法：“戰後出生的一代人想法已和過去不同，戴高樂政府法律規定21歲才可以投票，而全國已經越來越美國化，19歲的歌星Johnny Hallyday還沒當兵，就已是全國性人物。”
那是個夢一樣的開場。
1932年，特呂弗出生於巴黎草根家庭，從小不知生父是誰。
他從初中開始就逃學看電影，沒有錢時，就從緊急出口或廁所窗口溜進影院。不久，法國電影資料館開門，那兒從此就成為了他的“教室”。
< 特呂弗自傳電影《四百擊》主人公 >
特呂弗總是隨身帶一本日記，上面羅列著看過的所有電影名字，片名後的星號表示觀看次數。僅一部《烏鴉》，他就看了13遍。其中對話非常成人化，有一百多字他甚至在很久以後才搞清楚意思，但這並沒有影響他背下《烏鴉》的全部臺詞。
十多歲到二十多歲，特呂弗看片超過3000部。
加入《電影手冊》後，自學成才的特呂弗戰鬥力彪悍，5年間先後發表了528篇文章，為法國電影憂心忡忡，並且懟人水平一流。
他認為：影評人就該是一名抗議者，不害怕得罪電影工業裡的某些人。
他把法國導演分為五類，然後在雜誌上分門別類展開攻擊。他公開說：“我所認為的好電影，不過就是比較優秀的差勁電影。”
他的同事、後來大名鼎鼎的電影人讓·杜什回憶：“整個法國電影界都有些怕他！”
那時以《電影手冊》為首的電影評論界對各種觀點非常包容，年輕影評人們願怎麼寫就怎麼寫。其中《藝術》雜誌的主編曾說：
只要他們（手下的影評人）讚賞，那隻能因為它們是好電影。
巴贊身體一直不太好，隔一陣就得到海邊休養，但仍會遠程指揮。
其餘《電影手冊》成員，則會每天晚上6點到8點在辦公室碰面。碰面並不是為了例會或者嚴肅的討論，只是為了大家能夠有機會閒聊。
聊天中，相比懟人不倦、一直佔據話題中心的特呂弗，在一旁不太說話，但一發言就一鳴驚人的是戈達爾。
戈達爾經常坐在桌子的最角落，隨手翻著任何可見的東西，雜誌、報紙、甚至是廣告冊。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他成為導演後。而他頭一天讀到並標註的句子，常常會在第二天出現在他拍攝現場的對白中。
戈達爾常以“是否公道合理”來評價一部電影，但更多時候，他沉默寡言。並非因為害羞，出身貴公子的他，有自己的清高。草根特呂弗曾評價他：“傲慢無人能及。”
戈達爾的母親來自法國顯赫的莫諾家族，父親常年在風光迷人的瑞士雷曼湖畔經營著高檔牙科診所。他家裡很早就擁有美國名車。
< 青年戈達爾 >
有《電影手冊》同事評價這兩人的性格：特呂弗熱絡，戈達爾冷淡。但如此相反的性格並沒有阻止兩人成為好友。
加入《電影手冊》初期，特呂弗和戈達爾都客氣地以“您”互稱。
就在特呂弗向 “優質電影”傳統發出挑戰不久，戈達爾緊隨其後聲援。他把當紅的21位法國導演拉了一個長名單，然後一一指名道姓開罵：“你們不懂如何拍電影，因為你們已經不瞭解電影是什麼！”
“電影是什麼？”正是巴贊試圖通過創辦《電影手冊》來回答的天問。
那時《電影手冊》已有很大影響力，一時間，各個大導演都害怕自己“榮登”《電影手冊》榜單。在這場論戰中，屬於年輕人的電影呼之欲出。
經此一役，特呂弗和戈達爾默契十足，而這並不是他們第一次合作。
早在1952年，希區柯克的《火車怪客》上映，戈達爾就在《電影手冊》上發表文章《主題的至高無上》力贊。做為反對好萊塢的一員，他從那時就開始有意識選擇在美國比較小眾的電影和導演來支持。
他很早就看出，從英國轉戰好萊塢的希區柯克，有著不同於好萊塢一般類型片導演的顯著個人風格。
兩年後，特呂弗也加入了力挺希區柯克的隊伍中。這位希區柯克的頭號影迷從法國追到美國，誰批評希區柯克他就罵誰，還給偶像希區柯克出了一本訪談錄《希區柯克與特呂弗對話錄》。
一向毒舌的特呂弗曾說：“若此刻起電影再度變回默片，那麼所有導演都會被瞬間淘汰，除了希區柯克。”
70年後希區柯克在影史的地位，證明了兩人眼光毒辣。戈達爾和特呂弗偉大友誼萌芽之際，《電影手冊》也迎來飛速發展。
巴贊說：“法國每年出品上百部電影，只有十幾部值得《電影手冊》關注。”
由於《電影手冊》挑剔的品味，50年代中期，以特呂弗為首，編輯部裡的年輕人開始給他們認可的世界各地著名導演寫信。
信件開篇往往是：“我景仰您，想跟您見面，並在《電影手冊》上介紹您。”鑑於《電影手冊》的名聲，絕大部分都有迴音。當然，在介紹自己喜歡的導演的同時，“手冊五虎”也不忘對自己看不上的電影毒舌一番，尤其是特呂弗。
因為評論太尖刻直接，電影界稱特呂弗為“掘墓人”，還有被點名的導演直接想揍他。
1958年，他終於不負眾望得罪了戛納影展，直接被禁止入場。
那時特呂弗已經結婚，岳父是法國資深製片人摩根斯坦。就算是岳父製作的片子，特呂弗也毫不手軟，覺得不好就直接發文怒批。一來二去，他岳父忍無可忍，回敬道：“看你這麼牛，怎麼不乾脆自己拍一部？！”
特呂弗這一幫年輕人，從小看電影、成人後評電影，閱片無數，與大導結交無數，看不上的居多，早就躍躍欲試想上手自己拍。聽完岳父反問，要不是資金問題，特呂弗下一秒就打算扛著攝像機上街開拍了。
最後，特呂弗自己申請法國政府補助1/3，岳父出資1/3，再加上幾個朋友東拼西湊，終於拍出了自己的處女作——自傳性電影《四百擊》。
看片量巨大的特呂弗在電影中運用了許多創新手法，被輿論評價：“畫面充滿了自由和天才的氣息”。《四百擊》在當年一眾沉悶的電影中石破天驚，以至於頭年還禁止特呂弗入場的戛納影展，不得不在1959年放下身段把“最佳導演獎”頒給了他。特呂弗一雪前恥。
這次跨界的勝利對於《電影手冊》年輕諸君來說，只是一個開始。
那之後，受《電影手冊》影響，又有更多的影評人、作家、知識分子開始拍電影。法國電影界直接把這場跨界導演運動命名為“新浪潮”。
有些可惜的是，巴贊在1958年因病英年早逝，去世時只有40歲。他沒有看到他手下愛將們拍出電影的那一刻。
當特呂弗在戛納電影節接受媒體和影迷們的盛大款待時，戈達爾正在香榭麗舍大街上生悶氣。他因為個人原因，並沒有參與到特呂弗的這部片子中，宛如錯失了一場盛宴。
大街上遇到同事讓·杜什，戈達爾還氣急敗壞地向對方抱怨：“他們都去了戛納，只留下我在這裡，弗朗索瓦（特呂弗）這個混蛋應該想想我！”
當天，戈達爾在雜誌編輯部的錢櫃中“借”了一些錢，第二天一早就飛往戛納。
一路氣沖沖的戈達爾，本來只是想趕去湊個熱鬧。但他沒有想到的是，已嚐到導演甜頭的特呂弗，早已在戛納為他準備了一個大禮。
戛納電影節上，一位著名製片問當紅炸子雞特呂弗：“你有沒有新的拍片計劃？”
特呂弗不動聲色地回答：“我有些構想打算拍，但不適合跟您合作，所以就不說了。”對方馬上問：“什麼計劃，快給我看！”
於是特呂弗“很不情願”地拿出準備好的計劃給對方。對方一看，就說：“這正是我要的，我們開拍吧！”特呂弗說，可以，但我希望我寫本子，導演就找戈達爾。
早在1952年時，戈達爾和特呂弗就同時被一個驚動全巴黎的案子吸引：一個人偷了輛汽車後在公路邊殺害了一名警察。他一路逃回巴黎，逃亡期間成為媒體焦點。回到巴黎後他認識了一名美國來的女記者，兩人高調同居。沒幾天這個人被捕，最後被判無期。
特呂弗要拍的正是這個故事。當戈達爾的飛機降落在戛納時，他的身份已經是一名“準導演”。這部兩人合作的片子叫做《精疲力盡》。
電影開拍後，戈達爾曾有些歉意地寫信給特呂弗：“這畢竟是你寫的腳本，我想這次你又要嚇一跳了。事實上，我覺得你不會喜歡。”
1959年，電影上映。觀眾和評論界議論紛紛：“這種屬於青春的坦率，我覺得很有趣。”“很遺憾，但我喜歡這個片子，我必須跟上時代。”
事實證明，戈達爾的擔心有些多餘，這部片子大受年輕人追捧，和《四百擊》一起被業界並列為“新浪潮”的開山之作。
戈達爾在這個本可能淪為庸俗警匪片的題材中，把主人公塑造成了一個類似古龍小說中的浪子，再加上“跳切”等獨特的鏡頭語言，最終拍出了新一代法國年輕人的茫然、不羈、混亂與反抗。
這兩部片子一呼百應，“新浪潮”火種遠播。接下來那幾年，光是法國，就有200多個年輕導演交出自己的處女作。
近的德國、瑞典、英國，遠的伊朗、中國臺灣和香港、大陸，也都先後掀起當地的“新浪潮”運動。世界各地許多熱愛電影但沒有拍片經驗的年輕人，深受鼓舞，紛紛拿起攝像機走上街頭開始創作。
那時還在美國電影學院讀書的盧卡斯（《星球大戰》導演）、斯科塞斯（《出租車司機》導演）也都受到運動影響。昆汀（《低俗小說》導演）成名後更是直接承認：我就是“新浪潮”的徒弟。
《精疲力盡》之後，特呂弗藉著岳父是大製片人的便利，一有機會就資助朋友們拍片。“手冊五虎”為了節省成本，常常互相客串編劇、演員、燈光師。
進入60年代，戈達爾和特呂弗始終保持高產。兩人總是無私地共享演員和劇本。
特呂弗一手挖掘的《四百擊》主演讓-皮埃爾·利奧特，就參演了戈達爾的《男性，女性》，繼續演繹法國年輕一代在現實迷茫中的掙扎。
有一年法國南部發大水，特呂弗帶著攝像機趕過去，立志要拍一個“一對情侶怎麼逃離大水的故事”。拍完素材後，他突然發現很難剪輯，打算放棄，但熱愛剪輯的戈達爾自告奮勇，花了大半年把電影剪了出來，風格俏皮可愛，兩人最後給片子命名《水的故事》。
1964年，特呂弗拍出《柔膚》，備受質疑，但戈達爾站出來安慰他： “我昨天去奧林匹亞看了你的新片，它比銀幕更寬廣。”
三年後，戈達爾新作《我略知她一二》出爐，特呂弗力挺這部戲，還寫了篇影評《我略知他一二》。這個“他”指的就是戈達爾。
文中特呂弗這麼盛讚戈達爾：“戈達爾不是唯一拍電影像呼吸的人，但他的呼吸最順暢，他敏捷如羅西里尼，音樂性如奧森威爾斯……效率如希區柯克，深刻如伯格曼。有了戈達爾，電影從此改觀。”
一向懟天懟地的特呂弗，誇起人來像寫情書，也一點不手軟。
這是1967年，他們不會想到這將是他們最後的蜜月期。
隨之而來的，是1968年，那個法國電影人和全世界新浪潮影迷都繞不過去的1968年。
1968年，法國電影界迎來多事之秋。
因為派系鬥爭，法國迷影文化的符號級人物——法國電影資料館館長朗格盧瓦被文化部部長罷職。
法國電影資料館是《電影手冊》多位編輯的大本營。
如果從戈達爾12歲時就翹課跑去電影資料館看朗格盧瓦組織的放映會算起，這位資料館館長几乎是看著他們這一代《電影手冊》人長大的。
罷職行動激怒了“手冊五虎”在內的法國各階層影迷。
特呂弗和戈達爾衝在第一線。他們成立“捍衛電影資料館委員會”，聯絡了眾多導演、演員、影評人、記者和學生，上街示威對抗文化部，要求捍衛法國電影的獨立和自由。
1968年2月14日，響應《電影手冊》的號召，上千人聚集在夏悠宮花園，準備在晚上6點遊行。巴黎警察局聞訊趕來，全副武裝封鎖了夏悠宮，與遊行隊伍發生激烈衝突。
戈達爾是世家公子，平時最講究優雅體面，但這次為了電影，二話不說也上前和警察拼了，不顧眼鏡被打掉好幾次。除了他，平時在辦公室裡侃侃而談的“手冊五虎”眾人，也都赤手空拳加入了混戰。戈達爾一直在特呂弗身邊，兩人並肩作戰。
不久的戛納電影節上，戈達爾和特呂弗兩人還一起登臺扯下大幕、阻撓放映，呼籲電影人正視現實問題，不要逃避。席間戈達爾忍不住大吼：“你們這群傻瓜！”
最終，那年戛納電影節停辦，大家轉而出門聲援朗格盧瓦。
這場浩蕩的運動最終在戈達爾和特呂弗的帶領下取得勝利——
法國文化部退出法國電影資料館管理部門，朗格盧瓦得以復職，只是電影資料館不再享有國家津貼。
但這場勝利卻是法國“新浪潮”分裂的開端。
1968年前後，世界各地掀起各種學潮和運動，工人階級和學生成為反抗主力。法國2月份電影人的勝利，成為了三個月後“五月風暴”的序曲。
在接連的抗議活動中，特呂弗逐漸厭倦政治，打算沉下心創作更貼近日常的電影。但戈達爾不同，他希望電影最終成為表達自由和立場的戰鬥武器。
從這裡開始，這對被稱為電影史上“最偉大的朋友”分道揚鑣。
那之後，特呂弗拍了很多普通人的故事，電影風格不再特立獨行。戈達爾則一直醉心於電影在技術手段、政治表達的創新。
“五月風暴”後有一陣子兩人不再熱絡，只是偶爾通信聯繫，但還保持著基本的尊重。兩人對對方的現狀都不置可否——戈達爾宣稱“自己尊重‘作為影評人’的特呂弗”，特呂弗也只肯讚賞戈達爾的早期作品。
1971年，戈達爾遭遇嚴重車禍，特呂弗還發來了真摯的問候。
但這種表面上的平靜沒有持續太久。
1973年6月，特呂弗的《日以繼夜》在戛納電影節傲視群雄，不久被提名奧斯卡金像獎。
戈達爾找來片子看過後，禁不住大發雷霆，他覺得特呂弗拍的就是之前兩人曾經並肩一起討伐過的“法國優質電影”。
戈達爾忍受不了這種“背叛”，怒氣衝衝地給特呂弗寫信：你就是一個騙子！你曾說電影是一列長長的夜車，但究竟是誰坐在裡面？又是誰在“上級”的監視下掌舵？
分手後，特呂弗曾說：“戈達爾拍的是另一種電影，我拍的是正常生活。”收到來信的特呂弗不甘示弱，給戈達爾回了一封長達20頁的信，主題就一個：你的來信讓我噁心。
此後，特呂弗在主流商業道路上越走越遠。由於獲得了奧斯卡提名，他逐漸開始考慮走向好萊塢。
1975年，他請來明星伊莎貝爾·阿佳妮拍攝《阿黛爾·雨果的故事》。電影講述的是大文豪雨果的女兒阿黛爾一路從法國奔赴美國追求愛情的故事，從人設到場景都兼顧法國和美國市場。
片子拍出來，大受歡迎。特呂弗本人還拿下法國第一屆凱撒獎最佳導演提名。此後，他徹底走上了“大明星+愛情故事+主流電影獎項”的創作道路。
相比特呂弗迴歸主流後的成功，富家公子戈達爾一直延續著《精疲力盡》中對拍攝技術的狂熱，悶頭沉浸於各種電影實驗。他花重金拍了很多實驗性電影，如果自己不滿意，就放家裡壓箱底，等有機會再拍下一個。
有人請他出來拍商業片，他不屑：“我發現目前電影院內的人數稍顯過多了。”
看著老友日益失去鋒芒，品味越來越甜蜜，戈達爾忍不住公開宣稱：“特呂弗從來不懂電影，
這麼多年，他只拍過一部稱得上是電影的作品，那就是《四百擊》。他把靈魂出賣給了體制。”
整個70年代後期，兩人陷入冷戰。
1980年，特呂弗請來巨星凱瑟琳·德納芙和傑拉爾·德帕迪約主演愛情故事《最後一班地鐵》。不出意外，片子再次橫掃法國國內獎項，並獲得奧斯卡提名。
此時距離兩人分手已經近十年，戈達爾似乎也想通了，給特呂弗寫信，邀請他和“手冊五虎”其他成員到瑞士一聚：“我非常想聽聽大家關於電影的真實聲音。難道我們之間就不能進行一次交談嗎？無論如何，友誼尚存。”
對此，特呂弗回答得很乾脆：不能。
那是兩人最後一次通信。已經走出自己商業片道路的特呂弗理解不了戈達爾對先鋒電影的執著，但一直沒忘戈達爾對自己“只拍過一部片”的公開批評。
他抓住機會在信裡說：“你的虛偽令人佩服，建議你邀請所有被你罵過的電影從業者……如果你準備拍部自傳，名字可以叫做：一坨屎永遠就是一坨屎。”
他們曾經有過一次偶遇，在紐約的一家酒店前，多年不見的兩人居然同時在門口打車。戈達爾想上前跟特呂弗打招呼，但特呂弗直接當他是空氣。
1984年10月，特呂弗去世，享年52歲。戈達爾沒有出現在他的葬禮上。
1968戛納電影節上的同臺宣講，是兩人最後一次真正站在一起。此後，法國新浪潮運動星光黯淡。
許多人後來評價特呂弗一生的作品，被提起最多次的，仍是他的第一部作品《四百擊》。
特呂弗去世4年後，他的書信集出版，戈達爾答應為這本書作序。戈達爾寫道：“
我們誰都不肯讓步，所以漸行漸遠，電影給了我們生活，生活給了我們報復。”
“手冊五虎”中，除了早逝的特呂弗，候麥和夏布洛爾都在2010年去世，裡維特在2016年去世。
他們活到老，拍到老。候麥一直到86歲還在拍戲。夏布洛爾在去世前一年，還以79歲高齡摘下柏林電影節大獎。戈達爾今年90歲，仍然堅持拍自己的小眾電影，他的堅持讓戛納也不得不拋去橄欖枝，而他任性起來還會在戛納對著記者群發飆。
從《電影手冊》出來的他們一生不肯服老。
2010年，鑑於已經快成為世界電影史的傳奇，好萊塢決定把第83屆奧斯卡終身成就獎頒給時年80歲的戈達爾。
奧斯卡主辦方對這位“新浪潮”老將能否出席頒獎禮甚為費心，為了聯繫上戈達爾，奧斯卡不但電話、傳真、郵件了一遍他身邊的朋友，還通過聯邦快遞發了一封正式邀請函，可直到頒獎禮前一天都沒有得到他的迴音。
最終，戈達爾通過太太宣佈，不能到場，理由是：年紀太大，不宜飛行。
他不會輕易低頭，但世界還是不一樣了。
距離“手冊五虎”與好萊塢抗爭70年後，好萊塢已乘著全球化資本的浪潮，成功席捲世界。如今好萊塢的文化輸出，幾乎可以等同於超級英雄片。
2019年，深受新浪潮影響的老牌好萊塢導演馬丁·斯科塞斯曾痛斥：超級英雄片不算電影，更像是主題公園。
但資本主導下，這番話絲毫不會影響超級英雄片繼續拍下去。
今年初，在採訪完馬丁·斯科塞斯後不久，《電影手冊》現有15名撰稿人和編輯在2月份集體宣佈辭職。原因是不滿新股東對寫作立場的干預。
新注資的20位股東中，有電影製片人、電視業和電信大亨，還有電影工會人士，他們已建議《電影手冊》走更迎合大眾的路線。
在這個資本氾濫的時代，有人稱這次辭職是電影評論人最終的戰鬥。
可對時任編輯德羅姆來說，戰鬥才剛開始：不，我們這麼做，正是為了捍衛藝術和未來。
不知戈達爾聽到後，會不會在夜裡翻開日記，懷念多年前在《電影手冊》辦公室裡和大家閒聊的那些晚上。陪他度過無數個閒談之夜的“新浪潮”諸君，如今都已去世，只留他一人。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會繼續戰鬥下去。
這次全球疫情期間，已經90歲的他抽著雪茄，在家裡進行了近100分鐘的線上直播。他表示：疫情好轉後，會在瑞士尼翁電影節上推出實驗性新作，“保持激情是我的職責所在……要是我沒當導演，我會去當一個Rapper。”
<90歲的戈達爾在直播> 圖片來自公眾號：拋開書本
1950年9月，讓-呂克·戈達爾和弗朗索瓦·特呂弗兩個少年相約來到巴黎“莫迪·德·比亞茲”電影節。
整個影展上，他們除了看電影就是討論電影，累了就睡人行道上，醒來隨便吃點東西后，又繼續找片子看，渾然忘我。
在比亞茲高中前，兩人拍下了一張合影，這是他們此生的第一張合影。當時戈達爾20歲，特呂弗18歲。
拍完照片，兩人商量著下午再看哪一部片子。
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後來會留名波瀾壯闊的影史。那時的他們只是單純地熱愛，臉上全是年輕的光芒。
[1] 焦雄屏 ，《法國電影新浪潮》， 江蘇教育出版社
[2] 紀錄片《Deux De La Vague》（《新浪潮雙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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